我自认有能力胜任自己的工作，因此工作起来觉得很愉快。除了经常和我的朋友卡利约以及即将谈到的杰出的阿尔蒂纳相往还，以及到剧院和圣·马可广场找点高尚的娱乐，还有陪这两位朋友串过几次门之外，我发现我惟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工作。尽管我工作起来并不费力，特别是因为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帮手而更加显得轻松，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联系的范围太广，而战争仍在继续，所以我总是相当忙碌。每天我要工作大半个上午，碰到邮差要来取信的日子，有时甚至要工作到午夜。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埋头钻研当时我正在从事的那门职业，我希望通过我起初的良好业绩，将来能被聘用到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上。的确，人们在谈到我时都说我不错，首先是大使，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从未抱怨过我。他后来的发火，完全是由于我在多次向他申诉无果之后申请辞职所造成的。和我们有公函联系的大使和外交大臣们总是向他称赞他的秘书很能干，这本是对他的恭维，可是由于他的脑筋有些悖离常理，这些称赞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听到有人夸我，他便永远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好好解释一下。
他这个人缺乏约束自己的能力，即使在星期六，也就是临近几乎所有的信使都要出发的日子，他也做不到等所有工作都完成之后再出门。他不停地催我，让我把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赶快写完，然后他飞快地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就溜出门去不知所踪了，常常丢下一大堆还没有签名的信件让我来办理。如果这些信件是一些消息的话，我就得将它们弄成公报的形式，但如果是与王室事务有关的问题，就必须有人来签名，那我只好代签一下。有一份重要的公文，是从国王在维也纳的代办樊尚先生那里发来的，我就用这种方法处理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的大军正向那不勒斯进发，加日伯爵实施了一次历史性的撤退行动，这是本世纪最精彩的军事行动，可在欧洲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樊尚先生给我们的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仔细描述了这个人的体貌特征——正要从维也纳出发，打算秘密地经过威尼斯潜入亚不路息山区，在那儿煽动人民起来造反，以便在奥地利人到来时进行策应。由于蒙太居先生不在，加上他对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兴趣，因此我就把这个情报直接转发给了洛皮埃尔侯爵。由于转发得非常及时，以致也许可以这样说，多亏了我这个老是挨骂的让雅克，波旁王朝才保住了那不勒斯王国。
洛皮埃尔侯爵在循例向他的同僚表示谢意时，特意提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这位秘书为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蒙太居伯爵本该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而自责，但他见到有人夸奖我，便认为别人是在有意地指责他自己。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情时还气乎乎的。以前我对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卡斯特纳伯爵也用类似的方法处理过这种情况，只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紧急而已。除了威尼斯参议院偶尔派出的信使外，我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这些信使在出发时会事先通知法国驻威尼斯大使一声，以便让他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顺便寄信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同僚。这个通知一般是提前一到两天给出，但人家实在是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认为只要在信使出发前一两个小时通知他就行了，算是走一下过场。因此有好几次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只得自己写好公文寄出。卡斯特纳先生在回信时总要用赞扬的口吻向蒙太居先生提起我，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写信过来时也是如此。他们对我的友好的情意每每成为蒙太居先生对我产生新的怨恨的原因。
我承认自己从来不愿放过出风头的机会，但是我也从不刻意寻求这样的机会。在我看来，我应该通过良好的服务来获取正当的奖励，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的奖励，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价与褒奖的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我不知道是否我的忠于职守正是大使对我产生抱怨的理由，但我能肯定的是，直到我们分道扬镳为止，他能说出来的理由也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的大使馆从来没有被他搞得像样一点，里面全是一群乌合之众。使馆里的法国人受到轻慢的对待，而意大利人却被奉若上宾；即便在这些意大利人当中，也有些已经为使馆服务多年的优秀职员遭到粗暴的解雇，其中就有他的首席随员。这个人名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类似的名字，他在弗鲁莱伯爵当大使时就已经是首席随员了。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的，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是来自曼杜的恶棍，大使让他管理馆务。他使用吹牛拍马的手段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大使的信任，并成为了他的宠儿，这可就害惨了他周围的正直之士，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正直之士的眼光总是令无耻之徒发怵。只此一条就足以让他对我万分痛恨。不过他恨我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使得这种仇恨变本加厉。我必须把这个原因讲出来，如果是我弄错了，我愿意接受谴责。
按照惯例，大使在五家戏院各有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分，他要指定当天上哪家戏院看戏，在他选定之后由我选择，然后由他的随员们分配其余的包厢。我出门时就带上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儿，我命令服侍我的听差把我的钥匙送到我给他指定的房子里去。维塔利不但不肯交出钥匙，反而说他已经把钥匙分配出去了。我非常愤怒，尤其是因为男仆是当着众人的面向我陈述他办差的经过的。那天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点道歉的话，但我拒绝接受。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我受辱的那间房子里，当着昨天见证过这件事的众人的面，向我郑重地赔礼道歉，否则到了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发誓，不是您就是我，总有一人肯定会离开这里。”我的口气强硬，把他给镇住了。他果然在指定的时间来到房子里，低声下气地向我公开道歉，那副奴态只有他才做得出来。可是他却在暗中不慌不忙地做着另外一番打算。他在公开场合下对我卑躬屈膝，暗地里却将那种意大利式的使坏的手段玩得炉火纯青，以至于他虽然不能说服大使将我辞退，却能迫使我不得不主动离职。
像他这样的坏蛋当然是无法理解我的，可是他却知道我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他利用的。比如他就知道，我在遭受无意的冒犯时态度极其宽厚与温和，而对蓄意的侮辱则相当高傲，他也知道我在特定场合下很讲究体面与尊严，不仅重视对别人保持应有的敬重，也很看重别人对我的尊重。他就是从这方面下的手，最终让我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他把整个大使馆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将我竭力维持的一点规则、秩序、整洁和体面弄得荡然无存。一所机关如果没有女人来打理，就必须制定较为严格的纪律，以便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体面。他很快将我们的使馆弄成了一个荒淫下流的场所，变成了一个流氓和坏蛋出没的地方。在设法让大使解雇了第二随员之后，他找了一个和他本人是一路货色的家伙来顶替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十字广场开妓院。这两个浑蛋狼狈为奸，既放肆又无耻。只有大使的房间稍有例外，但就是这个房间也不像原先那么整洁了。除此之外，使馆里面就没有一处能让正派人忍受得了的角落了。
因为大使阁下晚上不在使馆内就餐，所以随员们和我在晚上就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父与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与我们的餐桌相比，即便是最平常的饭馆里，桌面也会布置得更加干净和整齐一些，桌布不会那么脏，饭菜也不会那么差。我们只有一枝又小又脏的用动物油脂制成的蜡烛，用的是锡碟子和铁叉子。因为这本来就是私下的便饭，所以对于这些待遇我还能忍受下去。可是，连我专用的刚朵拉也被取消了。在所有的大使秘书中，我是惟一一个被迫租用刚朵拉或安步当车的人。并且我只有到参议院时才有大使阁下的仆役相随。此外，使馆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城里尽人皆知。大使手下的职员们个个都叫嚷起来，多米尼克虽然是罪魁祸首，却叫嚷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对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不成体统的待遇比谁都敏感。我是我们使馆里惟一没有到外面说三道四的人，但是我在馆内却向大使提出了严重抗议，不光是抗议使馆里发生的这些丑事，同时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他本人。而他受到卑劣灵魂的秘密驱使，每天都向我施加新的侮辱。为了支撑与其他使馆的秘书比较接近的排场，我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因此我的薪酬里省不出一分钱来。每当我向他要钱的时候，他就会拿他对我的器重和信任来说事，仿佛光这些器重和信任就足以让我的钱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似的。
那两个坏蛋最终成功地说服原本脑子就不大好使的大使，不停地鼓动他做古董生意，诱骗他高价购买便宜货，让他大赔特赔。他们唆使他以双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边租了一幢别墅，这两个人把多出来的钱和房东平分了。这座别墅的房间都照乡间流行的样式，嵌有马赛克，还用华美的大理石方柱和圆柱作为装饰。蒙太居先生让人在这些装饰品上镶上杉木板，他这样做的惟一的理由是，在巴黎，房间的护墙板都是这样的。出于类似的理由，在所有驻威尼斯的外国大使中，只有他一人禁止侍从佩剑和仆役执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许他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讨厌我吧，而惟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诚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冷漠、粗暴和虐待，只要我认为那是由他的坏脾气所带来的，而不是出于仇恨，我都能忍受下来。但是当我发现他已经作出打算，想剥夺我的忠诚服务所应得的报酬时，我就下定决心要辞职不干了。我第一次领受他的恶意，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逗留的摩德纳公爵及其家属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在回答他时有些生气，但并没有发火。我说我每天都很荣幸地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公爵来了以后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那么为了维护大使阁下的荣誉，我也不应该答应他的请求。“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说，“秘书连贵族都不是，却想和君王共餐？要知道我的贵族随员们都没有入席呢！”“是的，先生，”我反驳他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赋予了我高贵的地位，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就比您的那些贵族或自称是贵族的随员们高一等，有些地方他们进不去，而我却能进去。您要知道，当您正式回国的时候，根据礼仪和自古以来的惯例，我必须穿着礼服紧跟在您的身后，还享有和您一起参加在圣·马克宫举行的宫廷宴会的荣耀。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我能参加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威尼斯参议院的公开宴会，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参加款待摩德纳公爵的私人宴会呢？”尽管我的这个反驳将大使说得哑口无言，但是他却始终不愿意让步。不过，我们后来并没有为这件事再次争吵，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赴宴。
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寻找机会挑动我的怒火。他给我不公平的待遇，千方百计地要剥夺我的职位所应有的微不足道的特权，以便转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肯定，如果他敢偷梁换柱，让维塔利顶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那样做的。他通常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替他写私人书信，现在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跟奥利维船长有关的案件的陈述报告。报告里面对我只字不提，而实际上这个案子是我一手包办的。他甚至连随报告一起附上的笔录副本也不说是我写的，而说成是帕蒂才尔写的，实际上帕蒂才尔连半句话都没有问过。他想激怒我并讨好他的宠儿，却没有将我赶走的意思，他知道为我找个继任者并不像为福罗找个继任者那么容易。福罗早就已经将他的为人传扬开来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得意大利文的秘书，以便看懂威尼斯参议院的复文；这个秘书还要能为他撰写所有的公文，不要他操心什么就能为他处理事务；这个秘书还应该在为他忠实服务的同时，在他的那些可鄙的随员面前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改造我，他想让我远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并且没有盘缠回国。如果他做得更慎重一点的话，他的这个计谋几乎就成功了。但是维塔利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我早点滚蛋。维塔利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自己在这儿白费气力，我为大使所作的贡献不仅得不到大使的感谢，反而招来他的敌视，如果继续留下来，除了在馆内生气和在馆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外，得不到任何东西，况且他自己已经声名狼藉，再呆下去我受到的损失会比他能给我的好处要大得多，因此我决心请他允许我辞职，并为他寻找新的秘书留出了时间。他的答复是不置可否，一切还是照常行事。看到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而且他也并不出去物色新的秘书，我就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向他详细陈述了我辞职的理由，求他让自己的兄弟准许我辞职，并声明我无论如何不会再呆在那儿了。我等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回音。正当我开始感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大使先生终于收到了他兄长的信。这封信肯定写得非常直白和尖锐，因为尽管大使先生一向好发脾气，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像这一回这样大发雷霆，他先是破口大骂了一通，接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指控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用嘲讽的口气问他是否真的以为能在整个威尼斯找出一个愿意出一个埃居来买这个密码的人。这个回答让他气得七窍生烟。他假装要把仆人叫过来，说是要将我从窗口扔出去。这时我仍然十分镇定，但他的这番威胁却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奔向门口，拉起插销将门反锁上，然后一步一顿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该参与进来，最好还是让我们两人私下解决这件事吧。”我的举动和态度立刻让他冷静下来，不过他还是流露出惊讶和不安的神情。我看到他的气消了，便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道了别。接着不等他回答，就开门走了出去，在他的仆人丛中，缓步走过前厅，这些人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我相信这些人是宁愿帮我对付他而不是帮他对付我的。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径自走下楼去，离开了这座使馆，再也没有回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