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护送她回到她的寓所。在那儿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有两把手枪。我拿起一把来，对她说道：“啊，这儿有个新型胭脂盒。我可以问一下它是干什么用的吗？我知道你还有其他武器，比这个要厉害得多。”在开过几个类似的玩笑之后，她用一种使她显得更加妩媚的天真而高傲的口吻对我说：“当我和那些我不爱的人虚与委蛇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用金钱来弥补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也不过的事了。但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意忍受他们的侮辱，要是谁胆敢对我无礼，我就会朝他开上一枪。”
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和她约定第二天再见。我没有让她久等。当我到达时，发现她穿着妖媚的便装，这种服装只在南欧国家才见得着，尽管我对它记忆犹新，不过在此我不愿多加描述。我想说的是，她的胸口和袖口都绣有丝线，缀着玫瑰色的蝴蝶结，让我觉得她的肤色更加美丽。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流行时装，穿在身上显得十分妩媚动人，而它居然没有传入法国，我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何种享受在等着我。我曾谈到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想起她来不免仍有些动情，但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就显得又老又丑又冷漠了。读者最好别花费心思去想象她的风韵和神采，你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修道院里的年轻女孩也没有她水灵，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活泼灵动，天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刺激。一个凡夫俗子的心灵和感官是无福消受这般甜蜜的欢乐的。唉！要是我能充分地、完整地品尝到这一欢乐，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啊！我品尝到了，可是没有什么滋味。我摒弃了其中的乐趣。尽管这种乐趣确实存在，可我却有意将它去除掉了。不!大自然本来就不想让我享受这种快乐！它一方面在我心里注入了对那种难以名状的幸福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又在我可怜的脑子里面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种幸福。
如果要在我的一生中挑一件事来描述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即将要谈的下面这件事。此刻我对本书的写作宗旨记得非常清楚，它将使我忘却那些妨碍我实现这一宗旨的虚假情感。不管您是谁，只要您想认识一个人的真实心灵，那您就鼓起勇气把下面的两三页读完吧，这样您就会彻底认清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这个妓女的房间，仿佛走进了一座爱与美的圣殿。在她身上我见证了神性。我觉得如果缺乏尊崇和敬爱，我是绝对体会不到她在我身上激起的那种情感的。当我刚从与她最初的亲热之中认识到她的风韵和爱抚的价值的时候，就生怕失去它结出的果实，于是心里火烧火燎地要赶紧去摘取。突然之间，我感到不是欲火在吞噬着我，而是一股寒意在我的周身奔流往复，我几乎要晕倒在地，连忙坐了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谁能猜得出我为什么流泪以及我当时的所思所想呢？我对自己说，眼前这个任我摆布的人是大自然和爱情的杰作，她的心灵与肉体都是完美无缺的；她既善良又高尚，正如她既可爱又漂亮一样。那些大人先生们都该做她的奴隶，君王的权杖都该置于她的脚下。但她竟然是一个可怜的任人糟蹋的娼妓，一个商船船长就有权支配她；她明知我一文不名却还是投入我的怀中，而我的真才实学又不能被她认识，因此在她的眼中也就毫无价值。这里面肯定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缘由。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我的感官迷惑了我，让我将一个下贱的荡妇当成了仙女；要么是某种我不大清楚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妖媚的效果，使得那些本该对她趋之若鹜的人生出嫌恶之心。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搜寻这个暗疾，但我没有往那个上面去想。她肤若凝脂，齿如白雪，吐气如兰，艳若桃李，周身雅洁，使我绝对没有想到那上面去。我本来对我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后的身体一直很怀疑，而她的风姿就更使得我对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配得上她感到顾虑重重。而且我深信，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不会错的。
这些思绪恰好赶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激动得流出了泪水。徐丽埃妲从未见过这种新奇的景象，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但当她在屋里转了一圈之后，照了照镜子，就马上明白了——我的眼神也向她确认了这一点——我这突然而来的悲伤与嫌恶无关。她毫不费力地就抚平了我悲伤，驱走了我那小小的羞愧。当我正准备在她那种似乎是第一次被男人的手和嘴触碰的酥胸上尽情撒野时，我发现她只有一个乳头。我很吃惊，又仔细看了一下，觉得两只乳头长得不一样。我的脑子立刻飞速运转起来，寻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暗疾。我深信这一定与某种天生的重大缺陷有关。我围绕着这个念头想了好长时间，终于清楚地看到，我拥入怀中的这个人，根本不是如我想象的那种最美丽的人儿，而只不过是一个怪物，是大自然、人和爱情的弃物。但是在转过这个念头之后，我是如此之傻，竟然和她谈起了这个暗疾。刚开始她还只当是笑话，仍然欢快活泼地与我说笑和调情，逗得我简直要发狂。但是我始终掩盖不住我那种不安的神色，最后她的脸红了。在换过衣服之后，她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到窗口，伏在了上面。我想坐到她的身边，她却挪了一下，坐到了一张躺椅上，随即又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手中不停地挥着扇子，并用一种冷漠和鄙视的语气对我说：“查内托，丢下女人，钻研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请她允许我第二天再来相会。她将日期推迟到第三天，并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说我肯定想休息一下了。中间等待的一天时间真是难熬，我的心中充满了她的妖媚和风韵。我不停地责备自己的愚蠢，悔恨自己白白地糟蹋了那大好时光，而它本该成为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光的。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弥补这份损失的时刻早点到来。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很不安，这个可爱的女孩如此完美，而她的身份却又如此卑贱，我不知该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向她家跑去，或者可以说是飞奔而去。我不知道她的火热的脾性是否会对我的这次造访更加满意。至少她的高傲会得到满足。我预先就在享受这样一种美妙的感觉了，那就是我会想方设法向她证明，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过失啊！可她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刚朵拉一靠岸，我就让船夫上去通报，可船夫回来对我说，她前一天晚上就动身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我在将她抱在怀里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对她的全部的爱，那么现在当我失去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一直对此悔恨不已。尽管在我的眼中，她是那样的可爱而迷人，但对于失去了她的事实，我承认我还是能自我宽慰的，不过，说实话，对于自己只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这一点，我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的。
这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十八个月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顶多还有一段未及展开的情事而已。卡利约这个人很风流，他厌倦了老往别人包下的姑娘家里跑，便突发奇想，打算自己也来包一个。由于我俩平时形影不离，他就向我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很常见的建议：两人合包一个女孩。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才能找个可靠的女孩。经过他的细心寻访，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要将她卖掉。我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个小孩，心里就涌出一股怜悯之情。她是个金发的小美女，柔顺得像只羔羊，没人会以为她是个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费用很低廉。我们给了她母亲一点钱，跟她协商后获得了这个女孩的抚养权。因为她的嗓子不错，为了让她掌握一项谋生的技能，我们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并雇了一个教歌唱的老师。这一切只需我们每个月花两个西昆而已，却免去了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大量开销。然而，在她长大成人之前我们必须一直等下去，因此在收获之前未免播种得太早了些。不过，我们很满意每晚和这个小孩子天真无邪地聊天玩耍，这也许比我们占有她更加令人愉快。说实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意的地方，并不是感官享受，而是和她们在一起生活时的那种乐趣。我的心不知不觉依恋上了小安佐蕾妲，但这是一种慈父之情，肉欲之情则很少掺杂其中，而且随着前者所占的比例不断增长，后者抛头露面的机会日渐减少。我感觉，等她长大成人以后，我如果再碰她的话，肯定会产生乱伦般的罪感。我看到善良的卡利约的情感也在不知不觉地朝我的这个方向转变。我们没有料到，我们费力寻来的欢乐虽然同样温馨，却和原先的设想大相径庭。我敢肯定，不管她以后出落得多么漂亮，我们绝不会玷污她的清白，而只会成为她的保护者。可惜的是，不久我的生活发生了变故，让我来不及继续参与这件善事。对于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我无法作别的评价，只能说自己的心肠还不错吧。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旅行吧。
离开蒙太居先生后，我的第一个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蛰伏一段时间，等待时来运转，使我能和我那可怜的妈妈重聚。但是我和大使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而且他还愚蠢地将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迫使我决定亲自去向宫廷解释一下我的行为，并且控诉这个疯子的所作所为。我在威尼斯寄信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临时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说明了我的这个决定。信一发出，我就立即启程，途经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对我十分热情；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给我同样的接待。在日内瓦我还见了一下果弗古尔先生，我有点钱要从他那儿取回。我经过尼翁市时没有去看父亲，但这并不表明我在内心没有严厉地自责过。我总是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出现在继母面前，我相信她一定会不听我的解释就责备我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严厉地斥责了我的这种行为。我向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同时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我就租了一辆车，和迪维亚尔同车回到尼翁，在一家小店里住了下来。迪维亚尔去找我的父亲来，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来拥抱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和迪维亚尔一起回到日内瓦，他这次给我的帮助我一直铭记于心。
如果走捷径的话，我不必经过里昂，但是我特地要路过里昂，目的是为了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给我寄过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件绣着金线的外套，几副袖套，六双白色丝袜，就这些东西。在他的主动提议下，我就把这个小箱子，或者说是小盒子，加进了他的行李中。在那份他想用来抵充我的薪水的假账单上，他写明这口被他说成大件行李的箱子重达十一担，并说他为此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海关的记录本上查清了这件行李只重四十五磅，并且只依此重量付运费。我把这份确凿无误的证明附在了蒙太居先生的假账单之后，并附上了其他一些同等分量的证据，就动身去巴黎了，我急于将这些材料派上用场。在整个漫长的旅途中，我在科摩和瓦莱，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有过小小的奇遇。我观赏到许多绮丽的风景，特别是波罗美岛，这些美景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但是时间紧迫，加之有暗探监视，我必须急急忙忙地完成这件本该在安宁和闲暇中撰写的书，可是偏偏缺乏这样的写作条件。如果苍天有眼，有朝一日让我过上较为安定的日子，我一定利用这段时间来修订此书，或者出一个我觉得非常必要的增补本。
在我到达巴黎之前，我的事就早已经传到了巴黎。因此我一到巴黎，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大众，都对大使的愚蠢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民怨，尽管有来自威尼斯的公愤，尽管我提出了无可置疑的证据，事情却还是得不到公正的处理。事实上，我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安慰与赔偿，而且我的薪水还得交由大使任意处置，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不是法国人，所以我无权享有国家的保护，而且这件事也只能算是我和大使两人之间的私事。每个人都认为我很不幸，受到了侮辱和伤害，认为大使的愚蠢、残酷和不公令人发指，这件事会将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他是大使，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既然体统，或者说是所谓的体统决定了我得不到公正，那么我就真的得不到公正了。我想，只要我不停地申诉，公开地抨击这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必定会有人出面让我住口，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已经决定除非获得公正对待，否则我绝不顺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他们任由我吵闹不休，甚至对之加以鼓励和附和，可是事情并没有任何进展。到了最后，我终于厌倦了这种虽然有理却始终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境况，我心灰意冷，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在我不停申诉的过程中，惟一待我冷漠的人，也是我认为最不应该给我如此不公正对待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她满脑子的等级观念和贵族特权思想，根本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秘书的事情。她按这种偏见接待了我。我对此非常愤怒，因此从她家出来以后，我给她写了一封我有生以来措词最为激烈的信，此后我再也没有登过她家的门。卡斯太尔神父对我稍微客气一点，但是我一眼看出在他那套耶稣会教士的花言巧语之下，他仍然遵循着他这个阶层的基本准则：总是为了迎合强者而牺牲弱者。一方面我强烈地感到正义在握，另一方面我又天性高傲，这些都使我不能容忍卡斯太尔神父的褊狭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因而也不再去耶稣会了，因为我在那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此外，跟海麦神父的宽厚仁爱不同，卡斯太尔神父的那些教友们专断而阴险，这也使得我对他们敬而远之。除贝蒂埃神父外，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至于贝蒂埃神父，我在杜宾先生家里遇见过他两三次，当时他正和杜宾先生一起全力以赴地反驳孟德斯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