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早就和孔狄亚克神父过从甚密，他当时和我一样，在文坛上名不见经传，不过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素质。我也许是第一个发现他的才能，估摸出他的价值的人。他似乎也很乐于和我交往。当我在歌剧院附近的让·圣德尼路关起门来写我的《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同我一起吃午饭，我俩一起付账。他当时正致力于写作他的第一本着作《论人类知识的起源》。书写完以后，却没有书商愿意接受。巴黎的书商对新作者总是非常倨傲和挑剔，而形而上学也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主题，在当时并不流行。我向狄德罗谈起孔狄亚克和他的这本着作，并介绍这两个人相互认识。他们天生就该做朋友，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让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着作，稿费是一百埃居。这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一笔赏赐，而且要是没有我的帮忙，他可能连这一百个埃居都拿不到。由于我们三个人彼此住得很远，所以我们每周在王宫广场聚一次，再一起上花篮饭店吃饭。这种每个星期一次的小聚餐一定让狄德罗感到非常惬意，因为尽管他在别的约会上老是爽约，可是我们的小聚餐他却从来没有缺过一次。在一次聚会上我想出了办刊物的计划，刊名叫做《笑骂者》，由我和狄德罗轮流撰稿。我拟出了第一期的草稿，从而结识了达朗贝，因为狄德罗跟他说起过办刊的事情。然而，由于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计划被搁置起来了。
这两位作家正着手编撰《百科辞典》，起初他们只不过想将它做成类似钱伯斯那本书的译本一样的东西，就跟狄德罗刚翻译完的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想让我帮他撰写《百科全书》，并建议我承担音乐部分的写作，我同意了。由于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撰稿人都只给出了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只好匆匆忙忙地将它赶写完毕，写得一塌糊涂。不过我是惟一一个按时交稿的人。我把我的草稿交给了他，这个草稿是我让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仆人誊写过的。这个仆人名叫杜邦，写得一手好字。我自掏腰包付了十个埃居给他，这笔钱没人给我报销。狄德罗曾经代表书商说过要给我一定的报酬，可是他后来一直没提，我也没有向他开过口。
《百科辞典》的工作因为狄德罗的入狱而中断了。虽然他的《哲学思想录》也曾经给他惹来过一些麻烦，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回《论盲人书简》带来的后果则不一样。这本书除了几句影射他人的话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责难的地方，可偏偏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他因此而被投进了范塞纳监狱。友人的不幸让我焦急万分。我那多愁善感的想象力老是让我把事情越想越糟。我以为他可能在牢里呆一辈子。我急得差点发疯。我给蓬巴杜尔夫人写信，求她设法把狄德罗放出来，或者把我同他关在一起。信寄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了。我的这封信写得有欠斟酌，所以没能产生效果；同时我也不敢自夸是因为我这封信的缘故而让狄德罗稍后在狱中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不过，如果他在狱中仍然受到虐待的话，我想我会在监狱墙下绝望而死的。除此之外，虽然我的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也没有拿它去到处吹嘘，我只跟一两个人提过这件事，而且从未将它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前一章结束的时候，我迫不得已暂停了一下，随着本章的展开，我那重重苦难的长链就露出了它最初的环节。
我曾经出入过巴黎声势最显赫的人家中的两家。虽然我不擅逢迎之术，但还是结交到了几个人。尤其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年轻王储和他的导师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屯恩男爵的朋友色圭先生，他编辑出版了一部精美的卢梭文集，并因此而蜚声文坛。男爵曾邀请色圭先生和我去丰特奈-苏-波小住一两天。王储在那儿有座乡间别墅。我俩都接受了邀请。途中经过范塞纳的时候，我看到了监狱，不禁心如刀绞。男爵察觉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吃晚饭时，王储谈到了狄德罗被囚的事情。男爵为了引出我的话来，就故意指责被关押者自己太不小心。我立刻为狄德罗辩护起来，态度相当激烈，使我显得有些鲁莽和易于冲动。大家都知道，我的这种过分的激情是由一个遭遇不幸的朋友而引发的，所以都表示很谅解，于是就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在座的还有两位德国人，都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名叫克鲁卜飞尔，他天资过人，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作了王储的导师。另一个很年轻，名叫格里姆，他一边暂时做着王储的侍读，一边等着换一份工作，他那简朴的衣装显示出他是多么急需另外找个工作啊。从那天晚上起，我便开始和克鲁卜飞尔熟了起来，不久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而我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则发展得没有这么快。他并不喜欢引人注目，一点也看不出日后他在巴黎发迹时居然那样喜欢自吹自擂。第二天吃午饭时，大家聊起了音乐，格里姆谈得非常精彩。得知他能用钢琴伴奏，我感到非常高兴。饭后，我们就在王储的钢琴上自娱自乐了大半天。就这样，我们之间的友谊开始了。对我而言，这份友谊起初是如此的甜蜜，后来却又是那样的悲惨。关于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有好多话要说。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了一个喜讯，说狄德罗已经被放出主塔，经过宣誓他获得了假释，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活动，并可以会见朋友。当时我不能立刻赶去看他，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啊！因为职责所系，有要事脱不开身，我只能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两三天，这几天真是度日如年啊！手头的事一处理完，我就立即飞奔而去，和我的朋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他并不是一个人关在里面，达朗贝和圣堂司库同他关在一起。但当我进去的时候，我只看见了他一个人。我猛跨一步，大叫一声，就把我的脸贴在了他的脸上，紧紧地把他抱住，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流泪和叹息。我激动和高兴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离开我的怀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转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我的朋友多么爱我啊！”当时我沉浸在激情之中，并未想到他是在利用我的感情炫耀自己，但是有时候偶然想到这件事，我总是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位置上，这绝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我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囚禁在主塔里面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可怕印象。因此尽管他在城堡里的生活已经很舒适，而且他还可以在四周没有围墙的公园里面随意走动，可是他还是需要朋友陪伴，否则便会陷入忧郁和悲伤之中。因为我肯定是最同情他的遭遇的人之一，所以我相信有了我的陪伴，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因此，不管事务多么繁忙，我至少隔一天就跑去看他一次，同他度过一个下午。有时是我单独去，有时是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1749年，那年夏天酷热难当。从巴黎到范塞纳监狱，距离约为两法里。因为无钱雇车，所以当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就在下午两点钟步行出发。为了早点到达，我走得很快。按照法国的习俗，道路两边的树木总是剪得光秃秃的，几乎没有什么阴凉。我常常是又热又累，筋疲力尽，只好躺在地上，连一步也迈不动。为了使自己走得慢一点，我便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名为《法兰西信使》的杂志，一边走一边看。我突然看到上面有一则第戎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启事，征文的题目是：《艺术与科学的进步是更有利于败坏道德还是更有利于净化道德？》。一见这个题目，我顿时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尽管我对当时这个题目带给我的印象记忆犹新，但是它的详细情形在我给德·马勒塞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面写出来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这正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特点，值得详细说明一下。在我需要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将它形诸笔墨后，它便弃我而去。所以只要我把某件事情写下来，我就再也想不起这件事了。这个特点甚至在音乐上也有体现。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记得很多歌曲，可一旦学会看谱唱歌，我就一首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在我曾经最喜欢的那些歌曲中，现在是否还有一首从头到尾我都记得。
对于这件事，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的就是，当我到达范塞纳监狱时，我激动得几近癫狂。狄德罗也看出来了。我向他说明了原因，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模仿法伯利西乌斯写的一段演说词念给他听。他鼓励我尽情发挥自己的想法，争取能够获奖。我按他说的做了，从此我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刹那的疯狂，不可逆转地造就了我此后一生的所有不幸。
我的情感也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飞快地提升到和我的思想同步的程度。我的那些琐碎的情感全都被对真理、自由和道德的爱所窒息了。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中一直持续了长达四五年之久，其激烈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我写这篇论文的方式也很奇特。在后来写其他作品时，我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方式。我将整个不眠之夜都用在了写这篇文章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构思，绞尽脑汁一遍一遍把每个段落考虑来考虑去。当我完全满意了，达到了能写在稿子上的程度时，我就会将它们存入脑中。但是在起床穿衣的这段时间里，我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待到我坐到桌前，面对稿纸的时候，我几乎一点也不记得本已拟好的文章了。对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勒·瓦瑟太太做我的秘书。在这之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丈夫及女儿都搬到我的附近来住了。为了替我节省雇用仆人的开支，她每天早上来为我生火和做杂务。她一到，我就躺在床上把晚上想好的文章口授给她。这个办法我运用了好久，使我避免了忘掉好多东西。
论文写完后，我把它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指出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不过，这篇论文虽然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却完全缺乏逻辑和条理，在所有出自我手的作品中，它是最缺乏论据、也最不和谐匀称的一篇。不过，不管一个人的天分有多高，写作技巧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了出去，我想除了格里姆之外，我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及寄论文这件事。自从格里姆住进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日益亲密起来。他的一架钢琴成了我俩的聚会场所，我和他在钢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闲暇时光，我们一刻不停地从早到晚，或者从晚到早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如果在杜宾夫人家里找不到我的话，那我一定是在格里姆家里，或者至少是和他在一起散步或者听歌剧。我本来在意大利歌剧院有一张长期免费入场券，但因为他不喜欢这家剧院，所以我就不再去那儿，并花钱买票和他一同到他喜欢的法兰西剧院去。总之，我迷上了这个年轻人，与他难舍难分，甚至疏远了我那可怜的“姨妈”。这里所谓的疏远，是说我去看她的次数少了点而已，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之情，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我的空闲时间本来就不多，因而无法多方兼顾，这就使得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坚定了那种我早已有之的念头，那就是跟戴莱丝住到一起去，但是因为考虑到她家人口众多，尤其是没钱购买家具，所以我一直没敢这么做。这次出现了可以为之努力一把的机会，我便立刻抓住不放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觉得一年八九百法郎的年薪对我来说可能不够，便主动把它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置办家具，便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家具和新置的家具放在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几个小房间。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好好地布置了一下，然后在那儿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移居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善良的老人，性情和顺，但是十分惧内，他给妻子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又开玩笑地将这一绰号从母亲那儿用到了女儿身上。勒·瓦瑟太太并不缺乏机智。也就是说，她能言善辩，她甚至以自身的礼仪气度和优雅举止而自豪。但是她那神秘兮兮的花言巧语却让我受不了。她尽给女儿出些馊主意，怂恿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她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以便挑拨他们之间和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她又为女儿遮掩过失，因为她可以从中渔利。虽然我对这个女人细心照顾，关怀备至，还送过许多小礼物，一心想求得她的疼爱，但我始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她便成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惟一一个制造麻烦的不和谐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这样说，在这六七年中，我享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承受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有一颗天使般的心。我们整天耳鬓厮磨，依恋之情越发深厚，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感到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将我们的快乐揭示出来，那么它会因过于简单而惹人发笑的。我俩依偎着在城外散步；碰到小酒店就阔气地花上十个八个苏；我们靠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矮椅子上，而椅子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这么一来，窗子就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周围的景物和过往的行人，虽然身处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于街道之中。这样的晚餐，通常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颗樱桃、一小块奶酪和半品脱酒，可是谁又能描述得出、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迷人魅力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安宁啊，你们这些调料是多么的鲜美可口啊！有时候，我俩不知不觉地一直呆到半夜，要不是那位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经这么深了。好了，还是别说这些乏味而好笑的细节了吧。真正的快乐是不能用言语来描述的，这是我向来的感受，我也一直是这么说的。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我还有过一次比较粗俗的享乐，也是我应该自责的最后一次类似的享乐。我曾提到，克鲁卜飞尔牧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和他关系之亲密，几乎不亚于当时我和格里姆的关系。他们两人有时来我家吃饭。虽然饭菜再简单不过了，但是由于有克鲁卜飞尔的机智而粗俗的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可笑的带德国口音的法语，因此饭桌上的气氛非常活跃。那时候格里姆还没有成为法语纯粹主义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