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第一部中，我曾经说过，我一生下来就奄奄一息。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在幼年几乎长年不断地遭受到尿潴留的折磨。悉心照顾我的苏森姑姑为了保住我的小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过，她终于还是成功了，我的强健体质最终占了上风。在青少年时期，我的身体已经比较健康了，除了我描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稍微受热就尿频而使我常常感觉不便之外，一直到三十岁我都没有再复发过早年的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发是在我刚一抵达威尼斯的时候，旅途的劳累，以及一路上的酷热，让我的肾出了毛病，老想排尿，一直到入冬才好。在接触帕多瓦姑娘后，我自以为没命了，结果却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在与徐丽埃妲接触时意淫多于实际行动的那阵令我感到精疲力竭的胡闹之后，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罗入狱之后，我多次在酷暑之中前往范塞纳监狱，结果受了热，得了严重的肾绞痛。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完全康复过。
在我目前谈到的这个时期，也许是由于在这个该死的职务上做的那些讨厌的工作让我累坏了的缘故，我又病了，而且比以前还要厉害。我在病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其惨状令人难以想象。杜宾夫人请远近闻名的莫朗医生来为我诊治，尽管他的手术灵巧而精细，却还是让我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并且他始终不能用探条探察我的病情。他建议我找达朗医生看看。达朗医生的探条比较柔软，果然插入了体内，减轻了我的痛苦。但是莫朗医生在向杜宾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进行了夸大，说我顶多只能再活六个月。
这个判决后来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促使我严肃地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我觉得时日已经无多，自己却还在牺牲宝贵的休息和安宁，被万分厌恶的工作所奴役，真是多么愚蠢啊！再说，又如何去协调我刚抱定的严格原则和一个跟它完全不和谐的职位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却鼓吹公正无私和安于贫贱，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这一系列的想法伴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面发酵起来，纠结缠绕在一起，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面清除出去。病后修养期间，我十分冷静地把我高烧期间作出的决定确定了下来。我永远放弃了任何发财和往上爬的计划，决定在贫穷和独立中度过我余下不多的时日，全力以赴地冲决舆论的罗网，勇敢地去做自认为对的事情，绝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我所要冲破的阻碍，以及我为战胜它们而付出的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我所能地做到了，甚至做得比我原先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像冲决舆论的罗网那样摆脱友谊的束缚的话，那我的计划就会彻底实现了。我的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中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计划了，至少它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方面任意践踏那帮所谓的伟人与哲人的荒谬言论，另一方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的朋友的摆布，让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这些朋友看我闯出了一条新路，便心怀妒忌，一心要让我出丑。他们极力地贬低我，以引起人们对我的公开抗议。让他们从那时起就妒忌我的原因，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名声，而是我在个性上的改变。他们也许会原谅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风头，但是他们绝不会原谅我因为改变生活方式而树立起一个令他们感到不便的榜样。我天生就爱交朋友，我的性情随和温柔，很容易就得到别人的友谊。只要我还未出名，那么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喜欢我，我没有一个敌人；而一旦我出了名，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巨大的不幸，而更为不幸的是，我被那些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所包围，他们利用朋友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把我弄得身败名裂。我在后面的回忆中将揭露这个可恨的阴谋。在此我只是指出它的起源，大家很快就能看到这个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样设下的。
我既然想过一种独立的生活，就必须找一个谋生的方式。我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就是替人抄写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更稳当的工作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当然也会干的；既然我对抄乐谱既有兴趣又有能力，加之它是惟一使我能每天都赚到生活费而又不丧失个人独立性的工作，我又何乐而不为呢？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满意。我相信自己无须再为钱而精打细算，也不用再去追慕虚荣，于是我就从一个金融家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抄写员了。我认为我的这次选择让我获益匪浅，因此从未对此感到后悔，而后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我才舍弃了这个工作，但是一有可能，我还是要重操旧业。
我的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得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更容易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张罗着把它印了出来。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张便条，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应。他对我说：“它像火箭一样直冲云霄，这样的成功真是前所未见。”公众的交口称赞，特别是对一个不知名作者的称赞，让我对自己的才能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直到那时为止，我对自己的才能尽管在内心有所感知，但始终是有些怀疑的。我看出，如果利用好这次成功，会对我正在实施的计划大有裨益。我相信，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抄谱人，是绝不会找不到工作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就马上给弗兰格耶先生写了一张便条，向他通报了我的决定，感谢他和杜宾夫人对我的诸多关爱，并请他们以后多多帮忙。弗兰格耶先生一点儿也不懂这封信在说些什么，以为我还在发烧说胡话呢，便连忙跑来看我，但是他发现我主意已定，无法改变，就跑去告诉杜宾夫人和其他所有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先从服饰入手实施我的改革计划，我除去镶金饰物，脱下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解下佩剑，卖掉怀表，满怀欣喜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再也不需要知道钟点了！”弗兰格耶先生很仁义，等了好久才另外找人来顶替我。他见我确实打定了主意，才把这个职位交给达里巴尔先生。达里巴尔先生是舍农索小时候的导师，曾以一本《巴黎植物志》闻名植物学界。
不管我那颇为壮观的改革是如何的严格和彻底，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将它的范围扩展到我的内衣上去。我有很多件内衣，都很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置备的行头的剩余部分，我很喜欢它们。由于我喜欢让内衣干干净净，以至于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花了好多钱。后来有人帮我从这种被奴役状态中解脱了出来。在平安夜的时候，当女眷们在做晚课，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有人撬开了阁楼的门，把阁楼里面所有的衣服都偷走了。这些衣服都是刚洗完晾好的，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上等细麻纱料的衬衫，它们是我的内衣中的精华。邻居中有人看见一个男子带了几个包裹离开了旅馆，根据他们对那个人的描述，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他是尽人皆知的坏蛋。戴莱丝的母亲很气愤地断然否定了这个推断。我没有再细查下去，怕查出来的结果比我们所愿意知道的还要糟糕。这个哥哥从此再也没有到我家露过面，最后他竟然无影无踪了。我为戴莱丝和我自己的不幸而悲伤不已，感叹我们竟然和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连在一起，于是我开始比以往更加起劲地鼓动戴莱丝摆脱这个危险的束缚。这件事根除了我喜爱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只穿布料很普通的内衣，这样就跟我其他的装束更加协调和搭配了。
就这样，我算是完成了改革。现在我考虑的是如何极力地从内心排除对公众意见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害怕别人责备的想法，以便让我的这次改革稳固而持久。由于我的作品引起了轰动效应，并且我所下的决心也出了名，这就招来了一些主顾，因此我的新工作一开始就比较顺手。然而，有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取得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成功。首先是我糟糕的身体。最近一次患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康水平，而我相信，我所信赖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不比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少些。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和蒂埃里为我诊治，他们都是博学的人，也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为我看病，却丝毫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使我变得更加虚弱不堪。我越接受他们的治疗，就越发黄瘦虚弱。我的脑子被他们吓坏了，只会根据药效来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想象在死亡之前只会有一连串的痛苦在等着我，比如尿潴留、砂淋、结石什么的。凡是能减轻别人痛苦的疗法，如汤药、淋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痛。我发现惟有达朗的探条能起点作用，尽管只能暂时缓解一下我的疼痛，但我还是觉得离开了它就没法活似的，于是我就花巨资购买了大量的探条存在家里，即便达朗过世了，我还是终身都有探条可用。在我频繁地使用它们的大约八九年的时间里，我花在上面的钱足足有五十个金路易之多。可想而知，治疗这么昂贵、痛苦和难受，我是无法聚精会神地工作的，而一个垂死之人也是不会以巨大的热情去挣他每天的伙食费的。
文学方面的事情同样也妨碍了我的日常工作。我的那篇文章一面世，那些文学卫道士们就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就以大师的口吻对人指手画脚，便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我拿起笔，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使得再也没有人敢支持他们。一位来自南锡的戈蒂埃先生头一个倒在我的枪口下，我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把他声色俱厉地骂了一通。第二个人就是斯塔尼斯拉夫国王，他竟然肯屈尊和我理论一番。承他那么看得起我，我不得不换一种口气来答复他。我采用一种更为庄重但同样强硬的语气，同时不失对作者的尊敬，将他的作品批得体无完肤。在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神父的耶稣会教士插手过这篇文章后，我便根据自己的判断，辨认出作品中哪些是国王的手笔，哪些是神父的腔调。我毫不留情地大力抨击所有耶稣会派的言论，顺便还抓住了一个我认为只有这位可敬的神父才会犯的颠倒时代的错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的这篇文章没有我其他的文章那么轰动，但它却是这类文章中独一无二的杰作。我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在文中向公众展示我这个平头百姓是如何扞卫真理、甚至敢于与君主抗衡的。而且，在回击这位君主时，我显得既高傲又恭敬，任何人想在这方面做得比我更好都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这样一个对手，我既能对他表达我的崇敬之情，而又没有丝毫谄媚之嫌。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举动使朋友们大为惊慌，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投进巴士底狱去。我一刻也没有这种恐惧。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这位善良的国王在看过我的答复之后说：“我算是领教过了，以后再也不惹他了。”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地收到他的各种表示尊重和友善的好意，其中有几次是我将要提到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从此平平安安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了，再也没有人对它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时隔不久，我又遇上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文敌，他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他在十年前对我十分友好，还帮过我好几次忙。我并没有忘记他，只是因为疏懒而忽略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因为没有找到很方便的机会捎给他，这的确是我不对；于是他就抨击我，不过还比较客气，我则同样客气地回应他。后来，他又作了口气更为强硬的反驳，迫使我给他写了最后一篇答复文章，他对这第二篇答复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专门趁我倒霉的时候来对我进行毁谤，而且为了加害于我还专门跑过一趟伦敦。
所有这些辩论占去了我本来可以用来抄乐谱的大量时间，却对追寻真理这一事业没有任何益处，同时也没有增加我的收入。比索是我当时的书商，他付给我的那些小册子的报酬少得可怜，常常是一分钱也不给；就以我的第一篇文章为例来说吧，我就连一个苏都没有拿到过，狄德罗是白送给他的。即便是为了拿到他付的那点报酬，也必须等很长时间，而且还得一个苏一个苏地去讨。与此同时，我抄乐谱的工作也很不如意。我同时干两个行当，结果哪一个也没有干好，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办法。
这两个行当还在另一方面发生了矛盾，即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篇作品的成功使我一下子成了名人，而我选定的职业又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人们总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求任何人，只想依照自己的志趣生活得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这么一来，我原先的计划就变得完全不可能了。我的屋里访客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跑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各种花招邀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地待客，他们就越是缠住我不放。而我又无法拒绝所有人。就这样，我一方面因拒绝而招致了无数的敌人，另一方面又不断因为抹不开面子而任人摆布。不管我如何应付，反正在一天里面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
这时我才发现，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想靠专长谋生，公众却不愿意。他们想出千百种方法来补偿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老是给我送各种各样的礼物。不久，我就跟个木偶小丑一样，几个钱就可以让人看一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残忍、更为丢脸的奴役生活了。我别无他法，只好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礼物，对谁也不例外。谁知这样做的结果是送礼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想拥有战胜我的拒绝的荣耀，不管我愿不愿意，都想迫使我领受他们的人情。有许多这样的人，如果我向他们主动讨要的话，他们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可是如果我不求他们，他们就会再三乞求我接受他们的馈赠，而一见我拒绝接受，他们便会出于报复心理而骂我傲慢无礼、故意摆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