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父——他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收到一封信，信中说，据从消息可靠人士那里得来的消息，议会准备义正辞严地起诉我，并且他提到有关方面将会签署拘捕令，在某一天逮捕我。我猜想，我知道这是霍尔巴赫他们那伙人炮制出来的，因为议会是很注重办事程序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依法认定我承认这本书并且确认我是该书作者之前，就发拘捕令逮捕我，这完全违反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在罪行危害了公共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根据一点简单的犯罪迹象就下达拘捕令逮捕被告，以防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若要惩治我这本应该受到尊敬和奖赏的‘违法行为’，一般的惯例是针对书起诉，而尽量避免攻击作者。”听了我的这番话，她向我指出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什么差别了），以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对我是一种恩典。第二天，我收到了居伊写给我的信，他告诉我，在他去检察长家里的那天，他在检察长的写字台上看到了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草稿。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搭档，书是他印刷的，他对关涉到自己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担心，后来还大发慈悲把这个消息告诉作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事情呢。一个书商在接受检察长的接见的时候，居然可以在他的写字台上轻松地读到手稿和草稿原件，那岂不是太容易、太简单了！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一连串的荒谬事情不停地充斥着我的耳朵，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发疯了。
我确信，一定有什么秘密我还不知道，于是我就静静地等待着世态一步步地发展，因为我完全相信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是正直的、无辜的，而且不管什么样的迫害等着我，有幸为真理而受到迫害，也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啊。我不但不怕，也并不躲藏，而是每天去元帅府里，并且每天下午都照常散步。六月八号，逮捕令下达的前一天，我和奥拉托利会的两名教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起散步。我们带了点心去尚波，吃得非常开心。那天我们忘记带酒杯了，就用麦秆来代替放在酒瓶里去吸酒喝。我们争先恐后挑选最粗的麦秆，看哪个吸得最多。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开心过。
我已经提到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怎么饱受失眠之苦的。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每天晚上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直到眼皮都抬不起来为止。然后我吹灭蜡烛，试着打一下盹，但睡的时间总是不怎么长。我晚间常读的是《圣经》，就这样我至少从头到尾把它读了五六遍。在这个不平常的夜晚，我发觉自己比以往更加难以入眠，读书的时间就更长了。我通读全书，把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读完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士师记》，因为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那卷书了。这段历史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正在恍若梦幻的情状中思考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响声和一道亮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给拉·罗什先生引路。看到我突然坐了起来，拉·罗什说：“不要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亲笔信，还叫我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信带过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还有孔蒂亲王专门派信使送给她的另外一封信。信中说道，尽管他已经尽了全力，但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决定用最严厉的方式依法起诉我。他写道：“群情激愤，形势严峻——明天早上七点就会下达逮捕令，而且会马上执行抓捕。我已经得到有关方面的保证，如果他逃跑了，就不会受到追捕；但是他若执意不想逃走而让别人来拘捕他的话，那么他必将被捕。”拉·罗什以卢森堡夫人的名义，恳求我起床去同她商量。当时已经凌晨两点了，她刚刚睡下了。“她在等着你，”拉·罗什补充道，“见不到你，她是不会睡觉的。”我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就去了。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我头一次看到她这样呢。她的焦虑打动了我。在这惊慌失措的时候，又是夜半时分，我自己也免不了有些激动，但是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只想着她，想到万一我听任自己被捕，那她就要扮演一个悲惨的角色。因为，我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只说真话，尽管说真话会伤害到我甚至毁掉我，但我却感到，自己缺乏足够的头脑或者说是足够的机智；如果我被逼急了的话，可能我也缺乏足够的定力，以避免牵连到她。这使我下定决心牺牲我的名誉以求得她心头的宁静，而且决计在这种场合下，为她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情。我一打定主意，就告诉她，我不希望要她付出代价而降低了我的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应该没有什么误解，但是她居然没有说半个字来表明她感激我的所作所为。她的这种冷淡态度让我颇为震惊，使得我甚至犹豫着要不要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卢森堡先生闻讯赶到了，布弗莱夫人稍后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了卢森堡夫人本应该做的事情。我任凭自己被恭维了一番，也不好意思再改口了。惟一的问题就是，应该逃往哪里以及何时动身。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在他家里隐姓埋名待一段时间。这样我就会有更多时间考虑和决定该如何实施出逃的行动。我不同意这么干，更不会采纳让我秘密逃到老圣堂区去的建议。我执意要求当天就动身走，而不愿在任何地方躲藏。
尽管我非常留恋法兰西，但我感觉到，在法兰西王国我有许多隐秘而又强大的敌人，我必须离开这片土地以保证我的安宁。我首先考虑的是隐居到日内瓦，但考虑片刻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极其愚蠢的想法。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的势力比在巴黎甚至还要强大一些，如果他们决计要迫害我的话，他们是不会让我在日内瓦呆得比在巴黎时还要宁静一些的。我知道，我写的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引起了一股仇恨的心理，这种仇恨心理越是不敢公开表现出来就越是危险。最后，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在特龙桑医生的强烈要求下，日内瓦议会迫不及待地禁止了该书发行；但是一旦发现即便在巴黎也没有人照着日内瓦的样子做，就又羞于冒失而撤回了禁令。我毫不怀疑，既然当前的机会会更加有利，它就会竭尽全力来利用它的。我知道，尽管所有的日内瓦人表面上不说什么，但他们心中对我有一种隐秘的嫉妒心理，他们只等着有那么一个机会可以将这股怨愤发泄出来。然而，爱国主义的激情召唤着我回到祖国的怀抱，而且如果我能够指望在祖国平平安安地生活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的。但是，不管是荣誉或者理智都不允许我像个难民似的跑到那里去避难，我只是决定在邻国隐居起来，在瑞士等着看在日内瓦我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不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
布弗莱夫人强烈反对我的这个决定，再次努力说服我渡海去英国。她的劝说并未动摇我的决心。我一向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雄辩滔滔苦口婆心也没有战胜我的厌恶之情，反倒加深了我的厌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既然决定当天就出发，大家都认为天一破晓我就该动身了。我派拉·罗什去取我的文稿，他甚至没有告诉戴莱丝我是已经走了还是没走。自从我打定主意有朝一日要写我一生的回忆录，我就收集了大量的信件和文稿，所以他不得不跑好几趟去拿。那些文稿已经整理好了放在一边，我上午剩余的时间就是整理其他文稿，准备只带走以后可能用得着的，其他带不走的就烧掉。卢森堡先生非常热心地帮我整理，此事耗时良多，以至于我们一个早晨根本无法整理完毕，也没有时间烧什么文稿。他自告奋勇帮我整理余下的文稿，由他来焚烧掉用不着的文稿，不托给任何人办理这件事，而且把整理好的文稿寄给我。我接受了他的这番美意，很庆幸自己能够不为这件事情伤脑筋。这样一来，我就得以在这最后仅剩的几个小时里，和我最亲爱的、即将永别的朋友们一起度过。卢森堡先生拿上我存放文稿的房间的钥匙，并在我真诚的恳求下派人将我那可怜的“姨妈”找了来——她的心被焦虑给占满了，急切地想要知道现在我究竟怎么样了，以及我以后会怎么样。她随时等待着法院来人，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们，也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没对她说；她以为我已经远走他乡了。一看到我，她就尖叫着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有灵犀，碰撞，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时刻，我们一起度过的幸福、温情和安宁的日子一齐涌上心头，使我感到我们的第一次离别是这么的撕心裂肺，要知道在将近十年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哪一天不是朝夕相处的。卢森堡先生看到我们的拥抱也不禁潸然泪下，便把时间留给了我们。戴莱丝不愿意离开我。我向她讲明了这个时候她跟着我走使我很为难，告诉她她留下来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为我打理我的个人财产，收回我的钱款。当下令逮捕某人时，按惯例会没收他的文稿，查封他的个人物件，或者开具物件清单并指定专人保管。她留下来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尽她的全力处理好这些事情。我允诺不久就会和她会面，元帅先生也向她保证我所言非虚。但是我拒绝告诉她我将去往何地，这样一来，如果被前来逮捕我的人问到我的去向，她也可以实话实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当我临走时拥抱她时，心中涌起一股奇妙的激动，我心中热血沸腾，唉，话一出口，却多么地具有预言性啊：“我的孩子，你必须充满勇气地来面对这一切。你已经和我共享了荣华富贵的日子；既然你愿意，今后你就得和我共患难。你跟着我注定将要忍受侮辱和折磨。我的悲惨命运从这悲惨的一天开始，将会追随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惟一需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走的事情了。法院的人本来应该是十点钟就到的。当我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但还是不见他们的身影。事先已经安排好我从驿站走，因为我没有车。元帅先生送给了我一辆马车，并借给了我几匹马和一个车夫，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多亏有他事先安排，他们很爽快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用餐，也没有在府里露面，女士们便到我呆了一整天的底楼来和我道别。卢森堡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面色一片凄然，但是在她的拥抱里，我再也感觉不到两三年前她频频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密劲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和我友好地交谈。米尔普瓦夫人当时也在场，她的拥抱让我颇有些惊讶。这位夫人非常冷峻、典雅而矜持，我觉得她身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与生俱来的那种高傲。她一向对我就不怎么关注。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了这不期然的宠爱，也许是因为我抬高了这次礼遇的价值，也许是因为她将高贵的心灵和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融入了她的拥抱。在她的举动和表情中，我发现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真诚，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以后的日子，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常常这样猜测，她一定是知道我命途多舛，所以在那一瞬间，对我的命运动了恻隐之心。
元帅先生始终没有开口，他脸色苍白得仿佛就要死去。他坚持要陪我到饮水槽边，送我到马车上去。我俩一同穿过花园，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有一把公园的钥匙，我用它打开了门，在这之后我没有把它放回口袋，而是一言不发地把钥匙交给了卢森堡先生。他拿过钥匙时的那种激动的神情令我很吃惊，从那以后，我就时常情不自禁地想起他那时的神情。我一生之中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肝胆俱裂的离别了。我们长长地、默默无语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都感觉到这次拥抱就是我们此生的诀别。
在巴黎和蒙莫朗西之间的路上，在一辆租用的马车里，我遇到四个一袭黑衣的人微笑着冲我打招呼。从戴莱丝后来向我描述的法院办事人员的面貌、到达时刻和他们的行为举止看，我一直相信那四个人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又听说逮捕令并不是像人家预告的那样在凌晨七点下达，而是在中午时分才下达的。按计划，我必须穿过巴黎。坐在敞篷马车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供遮挡的。车行至街道时，我看见几个跟我打招呼的人好像认得我似的，但我对他们却一个都不认得。就在那天晚上，我绕道从维尔罗瓦领地经过。在里昂，旅客们必须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一个既不愿撒谎也不愿改名换姓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给我的一封信去找维尔罗瓦先生，请他设法让我不用去见城防司令或者改名换姓。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可是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我没有取道里昂，现在这封信被封好了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口婆心地留我在维尔罗瓦领地过夜，但是我一心想继续赶路，就婉言谢绝了。于是当天晚上，我又多走了两个驿站的路程。
我的马车坐起来不大舒服，而我的身体也不大好，经不起长途跋涉。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威严，没有人会给我提供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巴黎，驿马是否跑得快，完全看车夫如何操纵。我以为多给车夫塞钱，就可以弥补我的笨嘴拙舌和其貌不扬了。但这样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车夫们竟然把我当作跑腿的，以为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坐驿车出门执行任务。此后，他们给我的马都是一些脚力不济的驽马，而我则成了车夫们的笑柄。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什么怨言都没有，他们怎么高兴就让他们怎么干。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么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