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复这封信。我可以这样做而并不让我丢面子；当年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和这次差不多。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野蛮争吵。我只能在保持尊严的情况下与人战斗，而且在我屈尊自卫之前，我要确信我的对手不会使我的打击蒙羞。我毫不怀疑这封信出自耶稣会教士之手，尽管他们当时处境也不妙，但是我从中还是看出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信条——痛打落水狗。因此，我得以奉行我坚持已久的处世原则——尊重作者，同时将该作品驳得体无完肤。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发现在莫蒂埃住得非常舒心，我想在此度过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日子，我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可靠的生计手段。在这里生活，花销很大。我先前的安排被打乱了，因为我的旧家拆散了，又建了一个新家，我的家什要么卖了，要么丢了；还有就是，我从蒙莫朗西离开以后一路上必不可少的开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看到自己手头的资金一天天地变少，两到三年的时间我准会把剩下的钱也花光的。而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攒起那么多的钱了，除非我再操写书之业——这是一个不祥的职业，我早已经放弃了。
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发生扭转，社会大众将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市政当局也会无地自容。我现在惟一的念头就是好好规划手头的钱，撑到时来运转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就能自如地在投怀送抱的各种生活资源中加以选择了。怀着这个目标，我重新拿起了我的《音乐辞典》，在耗时十年之后，它已经快完工了，就差最后的修改和誊写了。再说，别人寄给我的书为我提供了完善这部词典的资料；而那些寄来的文稿使我得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以后我想倾注全力来写回忆录。我开始把一些信誊在一个集子里，标好事件和事发日期，以引导我的记忆。我已经将为此而保存的信件一一挑拣出来了，它们衔接得很好，几乎十年都没有断过。然而在誊抄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令我惊讶的缺口，即1756年10月到次年3月，这几乎有六个月那么久。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集子里面有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和其他人的许多信，这些信刚好可以使这个断档连接起来，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放在卢森堡公馆的那几个月里有人动过我的文稿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有好几封女士的信和狄德罗的信都没有写日期，又由于我曾经不得不凭着记忆、仿佛在黑暗中摸索似的补上了日期，以便把这些信按来信日期进行有序的排列。我起先以为我把日期弄错了，于是我把所有无日期和以后加上日期的信全部找了一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些填补这一断档的信。我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我发现这一断档的确存在，而且那些信的确被人拿走了。被谁拿走了呢？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简直让我无法理解。这些信，写于我的几次大吵之前，那时我刚刚为《朱丽》而痴迷着，与任何人都是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这些信中，至多是狄德罗的一些争吵、德莱尔的一些揶揄、舍农索夫人和埃皮奈夫人一些友谊的表示，当时我跟她们的关系相当好。这些信对谁有什么用处吗？拿去干什么用呢？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次盗窃的可怕用意。
这个缺漏查明了，我继续查我的草稿，看有没有其他的错漏。我又发现了几个缺损，由于我记性不好，这使我怀疑我那大批文件里还有类似的缺损。其中丢的有《感性伦理学》的草稿，《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的草稿提要也没有了。后面这一草稿的丢失，我承认，我怀疑是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是她的仆人拉·罗什寄给我的。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人会对我的这些破纸感兴趣了。但是《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或者那些偷去的信，即使他们恶意要害我，拿去又有什么用呢？除非这些信被掩人耳目地涂改过了。至于卢森堡先生，他一向为人正直，对我的友谊也十分真诚，我简直一点也不愿怀疑他。我甚至也不能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到元帅夫人身上去。在长时间绞尽脑汁排查凶手以后，我能想到的最有可能嫌疑人就是达朗贝。达朗贝已经讨得了卢森堡夫人的欢心，完全有可能翻找这些信件，抽走他中意的手稿或者信件，要么是为了给我制造麻烦，要么是将对他有用的东西据为己有。我猜想，他被《感性伦理学》这个标题误导了，以为这是一部唯物主义论文的提纲。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本书来反对我。我确信他一读完该书的草稿，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而且我打定主意不再从事文学事业了，这次丢文稿并没有怎样使我烦恼，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偷窃我的东西了，我已经毫无怨言地忍受很久了。不久，我就不再想这件手脚不干净的事了，就仿佛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开始着手整理手头的文稿，以便专心致志写我的《忏悔录》。
相信，日内瓦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一定会抗议通缉我的那道禁令对教会法的触犯。但是所有的人都一如既往的平静得很，至少表面上如此。因为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已经弥漫开来，只要机会合适就会表现出来。我的朋友，或者那些自称为我朋友的人，一封接一封的写信，催促着我去做他们的首领，并向我保证议会将会公开道歉。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躁动，就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同时也为了严守我以前许下的誓言，即不让自己卷入本国的内乱，所以我宁愿让这不公正的侮辱继续下去，永远在国外流亡，也不愿通过暴力而又危险的手段重返祖国。我当然期望市民们对与他们紧密相关的违法行为有着合法而和平的抗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市民阶层的头目并不急着真正地纠正不公现象，而是急于找机会显示自己的不可或缺。他们从中作梗，却缄口不言，让那些嚼舌根的人、让那些伪君子胡说八道，这些人有议会做靠山，使我在民众心中显得面目可憎，并把这种胡作非为归结于宗教热忱使然。
在徒劳无功地等了一年多以后，我发现根本没有人抗议非法的程序，最后我打定了注意。我发现自己被我的同胞抛弃了，我决定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我从未在祖国生活过，亦从来没有得到过祖国的任何好处和帮助。一直以来，我都努力地为它增光添彩，作为报答，到头来，我居然发现自己被举国上下这样不正义地对待了，并眼见着那些本应为我伸张正义的人一个字也不说。因此，我写信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官——我想是法弗尔先生，严正地放弃我的市民权，同时在信中很注意适当地克制自己，并采用了恰当的措辞——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注意的，当我经常被迫在灾难中、在敌人的淫威下，做出与我的尊严相符的举动时，这些举动都是非常礼貌而又克制的。
我的这种做法最终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放弃对我的保护，就与他们自身的利益背道而驰。他们起而保护我了，然而已经太迟了。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牢骚，加上关于我的这项不满，这些东西构成了多次提出的合理化抗议的内容。因为国会自恃有法国政府撑腰，便粗暴而令人失望地拒绝了他们，他们对生在一个图谋奴役民众的国家里感到强烈的愤慨，于是就扩大了抗议的范围和强度。这些拉锯式的争辩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可是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就在此时，《乡间来信》出炉了。《乡间来信》是支持议会的作品，技巧十分精妙，一时之间，国民代表无言以对，被议会一派打垮了。这篇作品是一位罕见才俊的足以几世流芳的佳作，出自检察长特龙桑之手，他头脑灵活、才华横溢，又精通共和国的法律和政体。Siluit terra .
国民代表派从第一役的战败中振作起来，最后表现得还不错。但是大家都希望我能出马，因为我是惟一一个足以与对手抗衡并战胜对手的人。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老同胞们催促着我，他们认为这番困境是因我而起的，我有责任拿起笔帮他们的忙。我开始着手驳斥《乡间来信》的工作；我把它的名称戏仿为《山中来信》，并以此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我秘密地筹划和执行着这项工作，以至于当我和国民代表一起在托农开会时，为了讨论他们的问题，他们把答复提纲给我看，而我对自己的答辩却只字未提，其实我已经写好了。因为我担心，如果当地官员或我的私敌听到什么风声的话，会为它的印行设置一些阻碍。然而我却无法阻止它在出版之前就在法国流传开来。但是人们认为，与其让我一五一十地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发现我的秘密的，不如让它顺利出版。我将我知道的有关此事的情况说出来，虽然知无不言，但我所知道的却很有限。然而，有关我心中对此事的揣度，我将只字不提。
在莫蒂埃，我的来访客人几乎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绝大多数来访的情形很不相同。在此之前，那些来拜访我的人，都在才能、趣味和处世信条上与我有些关联，他们以此为由头来找我，而且一见面话题就转到我们有共同语言的问题上去了。在莫蒂埃，事情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我的访客都是些官员或者其他人，他们并不擅长鉴赏文学作品，其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却跋涉了三十、四十、六十或者一百法里来看我，来瞻仰我这个大腕、名人、大名人、大伟人，如此等等。从那以后，人们就不断给予我最粗俗和最无耻的奉承，而在此之前，来访者对我的尊重使我避免了这些尴尬。由于这些访客不肯屈尊报上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由于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我的没有什么共同点，又由于他们既没有读过也没有翻过我的作品，所以我简直不知道该和他们谈点儿什么才好。我等着他们先开口说话，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来访的目的，也只有他们才能告诉我他们来访的目的。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谈话不会使我特别感兴趣，尽管他们可能对谈话感兴趣，这要看他们想知道什么了。我从来没有什么戒心，他们向我提出他们认为比较适合向我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表达我的看法；他们走后，通常会把我当时处境的细节掌握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如，有这样一位叫范斯先生的访客，他是皇后的侍从兼皇后卫兵团的骑兵队长。他如此有耐心，在莫蒂埃住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和我一起步行到了拉·费里埃尔，我们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并且都会玩小转球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来之前，我接受了另一次更非同一般的来访。有两个人步行而来，一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们小小的行李。他们住在客栈里，自己把骡子刷干净以后就要求见我。从这两个赶骡人的装束来看，村民们把他们当作了走私犯。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犯来看我了。但是他们与我搭讪的方式告诉我，他们绝对不是那种人。但是，他们虽然不是走私犯，但却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一猜测使我一时不禁起了戒备之心。然而，他们不久就打消了我的疑虑。他们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从卡尔帮特拉来的达斯蒂埃先生，一个老兵，他把圣路易勋章放在口袋里，以免露出来让人看见。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是很好的伙伴，他们谈起话来幽默风趣，和我很投契。他们的旅行方式非常适合我的口味，但是与法国绅士的又截然不同，这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好感，和他们的交往加强了这种感情。我们的相识并未到此结束，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从那以后，他们又几次跑来看我，不过不是步行来的，但是以步行作为我们初次相识的起点是很不错的。不过和他们见得越多，我就越发现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我鲜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处世信条也与我的很不相同。我越来越发觉他们不熟悉我的作品，和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共鸣可言。那么，他们对我有什么希求吗？他们为什么这副打扮来看我呢？他们为什么待了好几天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渴盼我去他们那里作客呢？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
好的套近乎的表示感动了，我的心不假思索就被他们征服了，尤其是被达斯蒂埃先生，他更为坦率开朗一些，所以更让我喜欢。我甚至还继续和他通信；而且当我想把《山中来信》印出来时，我还想到要找他帮忙，以此误导那些在去荷兰路上等着看我包裹的人，让他们摸不到线索。他曾经多次跟我提到，而且可能是故意提到，在阿维尼翁出版业非常自由，如果我要印什么东西的话，他很愿意为我效劳。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将自己文稿的前几册陆陆续续寄给了他。他将这些文稿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又把它们寄还给我了，同时告诉我说，没有哪个出版商敢冒险出版我的作品。我不得不又回头去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文稿分成一册一册陆续寄给了他，而且一定是在确保上一册收妥以后才寄出下一册。在这部作品没有出版之前，我得知有人在大臣的办公室里见过该书；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起一本叫《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告诉他这书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我从来没有写过有着这样书名的一本书，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的。当那些来信出版的时候，他大为光火，说我撒谎，虽然我告诉他的都是真的。从这件事上来看，我确信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我深信雷伊的诚实，因此我不得不将我的怀疑转移到其他地方。我倾向于相信的最合理的猜测是，我装文稿的包裹在邮路上被人打开过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就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起先我们只是通过信函往来，这人就是拉利奥先生，一个尼姆人。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他好请勒·穆瓦纳用大理石给我雕一个半身像，雕好以后陈列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这是一种奉承的方法，以此解除我的疑虑的话，那么这一招实在是太奏效了。我相信一个人希望在他的图书室里放上我的半身雕像，那他肯定熟读过我的作品，也拥护我的处世信条的。我相信他爱我，因为他的灵魂和我的灵魂是相通的。这个想法当然吸引了我。我随后见了拉利奥先生，我发现他很渴望为我排除一下小纷扰，想干预我的一些琐事。但是，除此以外，我怀疑他这一辈子读过的书中，究竟有没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个图书室，以及这图书室是否在使用；至于那个半身像，只是一个粗陋的用黏土制成的塑像，是勒·穆瓦纳自己操刀的，但是雕了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四处宣扬这雕像，仿佛这玩意儿真的和我有些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