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完全的静了下来，那气氛一开始便有些剑拔弩张的样子。每一个人的视线便又收回来，落到了自己的本子上。突然，张宪书一侧的县长助理方红生鼻腔里先是“哼”了一声，说：“我先发言！”方红生显然有备而来，声调极高：“夏雨生同志作为常务副县长，配合县长分管全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对我们工作成绩的宣传工作。然而，正像宪书同志所讲，却没有正面宣传我们的成绩，而是揭了我们的老底儿，给我们全县工作抹了黑！工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的意见：夏雨生同志必须就自己的问题作出彻底检查！然后，建议组织上对夏雨生同志作出严肃处理！”方红生讲这些的时候，视线一直瞥向别处，似乎夏雨生没在场似的，回避着夏雨生的视线。而夏雨生在听到方红生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脑子里便腾地一下子，但他还是极力控制了一下自己，听方红生把话说完。一当方红生的话音刚落，夏雨生竟意外地“嘿嘿”地极不自然地冷笑了一声，说话了，他的声调更高：“真是怪极了，中央电视台暴了我们的光，究竟是谁的工作出了问题？嗯？”夏雨生将腰板挺直，伸出右手来，手指便要点到对面相对坐着的方红生的鼻尖上了：“明明是你分管政法工作，你负责群众信访，你不听我的劝阻，亲自布置办什么‘学习班’，关押那些上访人员！是你的工作出了问题，怎么反而成了我的问题了呢？嗯？天下还有这样的逻辑？嗯？”夏雨生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今天要追究责任，就是要追究你的责任，怎么却变成追究我的责任了呢？要对你方红生严惩不怠才对，怎么却要对我严肃处理了呢？还有这样颠倒是非曲直的？”
在一个机关工作的同事之间，因种种原因心存芥蒂是常有的事。也见过在机关走廊里，两个人叮当几下子的。然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之间，有隔阂，甚至积怨甚深，背后作手脚的多。而当面指责，以至于在严肃的会上，面对面地对着干的却不多见。而今天偏出现了这少有的情况，其中因由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方红生想：在上级甚至于在全国人民面前给本县的工作抹了黑，正是惩罚自己这个老对手的机会，岂能放过？而夏雨生同样由于这事件的发生产生了诸多复杂的心理，同样觉得应借机向对方击一猛掌的。更何况对方竟当面指名道姓地来了。本来就窝着的火气，哪儿有不爆发的道理？而与会的其他人员，对双方的对错，各自心中有数，在心底暗暗地为自己的支持者加油，却并不张嘴说出来。这样以来，双方便愈发地不肯相让。
夏雨生的话音刚落，显然仍要说什么的，而方红生便“噌”地自座位上站起身来，右手同样指向了夏雨生的鼻子尖。大家看去，方红生本来牛蛋子一样的大眼珠子愈发地圆瞪着：“你管全面，包括宣传，电视台给我们曝了光，难道还不是你的责任？”夏雨生同样“呼”地站起身来，将右掌“啪”地拍到了桌面上，复又指向方红生的鼻尖：“如果不是你抓来上访群众，电视台能暴我们的光？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情况似乎要僵持到这儿了，然而，没有。所有的与会人员都看出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县长张宪书的倾向性。本来，张宪书与二人的关系，平时人们都心知肚明的。如果说会议开始那几句尚没有直接点名的话，那么此刻他便不能再掩饰下去了。张宪书虽然并未站起身来，却也同样“啪”地一下子拍了桌子，便直冲着夏雨生：“夏雨生同志，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们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电视台暴了我们的光，你分管的范围包括宣传，就是要追究你的责任！至于向上捅事的人，我们更要一查到底！”夏雨生将视线转向了主持人县长张宪书，似乎迟疑了一下，没有及时作出反应。然而，很快便听到他“嘿嘿”地一声冷笑，他的声调真的缓和了一些：“作为我们领导班子的‘班长’，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句心底里的话，很让我失望。我们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新闻媒体暴了我们的光，本来这没什么，改了就好。实际上我们不是已经放出那些关押的人了吗？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我们要追究责任，就是要追究出了问题的人的责任，那关押群众的人的责任，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解决下边反映的问题，比如小钓台村的王顺昌贿选村主任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县水泥厂因为“买断”而出现那么多的人截了104国道，甚至津浦铁路上卧轨，难道没有给我们敲响警钟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难道我们的干部真的都没有一点点政治敏感性？没有一点点的危机感吗？”整个会场静寂了下来，又一次没有了动静。人们的目光指向了县长张宪书，便十分清楚地看到了他涨红的脸。再将视线转向方红生，方红生的大眼珠子，依然直逼着夏雨生，又要反击的样子。办公室主任适时的进了会议室，将手中的一个字条放到张宪书的面前。位于他的两侧的同志瞥了一眼，便看到“副市长崔跃成来”的字样。会场静寂了片刻，便见张宪书先是站起身来，接着嘴里忿忿地吐出两个字：“散会！”
在人们离开座位时，几乎所有的人无不清楚地看到方红生向夏雨生瞥去的饱含敌意的眼神，还有压低了声音的三个字：“等着瞧！”
副市长崔跃成作为分管农口的直接上级首长，一年里边是会有几次到静河来的机会的。每次下来的任务自然各不相同，或传达布置市里的某项重要指示，或督促检查某项具体工作的落实情况，或深入基层作视察。然而，无论带着何种任务，每次来都有着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首先到政府二楼小会客室落座。而这个会客室在接到首长要来的通知后，便即由女服务员整理一新。打开窗帘（平时是关闭着的），抹净桌面，摆上鲜花。再顺手抓起藏于沙发后的一筒空气清新剂，朝着会议室四角，“呲呲”几下，会议室内便充溢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的清香。县长张宪书总站在政府办公楼前，迎接上级首长崔跃成的到来。在汽车刚刚停稳的瞬间，不失时机地伸手上前将车门打开。这时，崔跃成便缓缓地自车里钻出了脑袋。先是驻足片刻，如同到了一个生疏地方似的，抬头朝着面前这办公大楼看一眼，再在张宪书的引导下，缓缓地登上楼的台阶。每在这时，他右侧身后便跟随着他的随从人员。随从人员左臂窝里夹个相当精致的公文包，而双手里则无一例外地捧着崔跃成的茶杯。杯里已经放好了茶，且斟满了水，可清晰地看到杯里漂浮着的大片的茶叶。当坐到会客室的沙发里后，寒暄几句，便即进入正题。或传达，或汇报。
副市长崔跃成下到县里来的第一步，无一例外地是这个模式。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的人员早已司空见惯。然而，作为副县长的夏雨生却总有话积闷在心里：上级首长下来，为什么总只须一把手一个人出面接待？为什么不能再扩大更多的人？如系传达上级精神，只能靠一把手去领会了。恕我直言，无意或故意歪曲了，谁知道？如系上级听取汇报，这便更让人不放心起来。咱们的一把手究竟是向上级汇报些啥呢？据夏雨生所知，做了一个，汇报为十个。甚至没有做的，汇报做了。这是常有的事。这便尤其让人多虑了。如果涉及到某一干部的是与非，那“是”或“非”是断然以一把手心里的“是”、“非”为“是”、“非”的。问题偏又在于这样的是、非，总与客观事实相违。岂不知一些人的前途、政治命运，便在这种情景下决定了，这岂能不让人多虑？
一般来讲，首长在客厅里“工作”，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接下来，便是第二个程序，下基层看看。“四个圈”汽车的司机早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张宪书陪同首长下了楼，便钻进了各自的车里。接着，便相继听到“砰砰”的汽车关门的动静。这时，在办公楼各个办公室里的人们朝着窗下一瞥，便会看到，在前引导的县长的车以及跟随其后的崔跃成的车，在楼前绕半拉圈，便一前一后缓缓地出了政府大门，再加速驶去。
值得商榷的是偏偏这位上级首长唯独钟情于那些业已成名且富甲一方的典型。诸如自称为全国第一村的大赵庄，以钢铁起家的双楼村，年产值超亿拥有轧钢厂、奶制品厂，后来，竟然又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寺庙的东塘村，当然，也包括像田长安那样拥有上亿身价十分成功的大老板的厂子。这便使夏雨生暗自频频发问：到了他们那里，真的能看到广大老百姓的生产、生存现状吗？能听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心声吗？能了解到多少平民百姓的疾苦呢？一当夏雨生听说了，就是这个崔跃成正是得到了上述之一的老板的资助，才得以使自己的大作出版，并正在积极酝酿出版第二本书法集以至于第三本摄影集的情况，又想：这位首长自大赵庄又会得到什么呢？自田长安那儿又将得到些什么呢？继而，夏雨生便不由地又去想：那些个精明的老总、老板们自我们这位堂堂的大市长手里又将会得到些什么回报呢？这便使夏雨生很为首长如此的下基层打上个大大的问号了。
夏雨生很快自政府办公室主任处弄清了情况，副市长崔跃成此次来静河，系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静河非法关押群众的事实之后，根据国务院某个首长的指示来作检查处理的。这时，夏雨生才丢弃了其他所有的忧虑，唯独关注起本县的一把手张宪书是如何向上级首长汇报情况的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夏雨生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问号：那个方红生是否也被叫去一起参加汇报了？夏雨生不禁走出办公室，去推一门之隔的方红生办公室的门，门果然关闭着。夏雨生便想，果然是这样，这小子绝对会在市领导面前说自己一大堆坏话的，这个混账小子！
然而，这次，夏雨生猜错了。方红生没被张宪书叫去作陪。令他想象不到的是，此刻，方红生在城东开发区那条东曦路上正与高志远对峙着。方红生与这个高志远完全是不期而遇，而且十有八九双方谁也不会想到两人会在那样的场合下发生那么一出不大不小的摩擦。
方红生弄清了副市长崔跃成来后的全部安排，便知道自己可以支配这段时间了。他步出办公大楼，直奔车库，亲自驾车出了县政府大门。根据一般规律，凡上市里开会或下基层检查工作，方红生总会由政府办公室通知小车班安排司机出车。而在不需要别人在场或者说不便别人在场的时候，方红生便会自驾车出动。自驾公车似乎在相当的一些领导眼里成了时髦，更何况还有一个节省司机的好听的措词。当然，最重要的在于方便。方红生自驾车出去，显然有自己不便声张的事要办的。方红生的汽车出了政府大院东拐，直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