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又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谈判，另一面又调集军队围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军，企图以武力打击迫使中共接受他提出的谈判条件。毛泽东早就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为此，在主张继续进行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毛泽东又果断指挥军队进行反击，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展开逼蒋抗日的攻势。11月21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配合下，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2月1日，毛泽东写下了这封信，并连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共同署名，寄送蒋介石。
在信中，毛泽东首先批评了蒋介石围剿陕甘宁根据地的错误做法，“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接着，毛泽东陈述了国内形势，表明了中共对待抗日问题的决心：“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信的末尾，毛泽东要求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以至诚之心摘用“过则勿惮改”这句古语，劝说蒋介石改正过去的错误做法，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及早投身到抗日保国的伟大事业上来，万不可沦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名句溯源：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难点注解：
“信”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君子应当具备的基本行为操守。具体来说，“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为他人信任，即“朋友信之”；二是对他人信任，即“听其言而信其行”。孔子认为，人作为生活在群体中的一员，要想与他人相处融洽，必须具备信义。即便是治国，也要做到“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足信（得到百姓的信任）”。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项，孔子认为“足信”断不可弃，“民无信不立”。上述引文是孔子关于“信”的精彩论述，大意是说：人不讲信义，我不知道还能做得些什么。正如车上的辕木与横木间，若没有了个连接灵活的接榫，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又如何能运行呢？
摘用赏析：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国土大面积沦丧，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危急之秋，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多方奔走，积极呼吁。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深受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影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非但不接受二人建议，反而号令张、杨二人继续率部剿共，彻底肃清西北的“匪患”。
面对蒋介石的执迷不悟，张、杨二人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坚决支持张、杨二人爱国主义行为的同时，党中央又及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收了八项抗日主张。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并作出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等保证。看重义气的张学良对蒋介石深信不疑，决定陪送蒋回南京。然而，一离开西安，蒋介石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于26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外称他在西安是被“反动派”包围，并冠以张、杨二位将军“莫须有”罪名，随后又软禁了二人。
毛泽东这篇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就是针对蒋介石抛出《对张杨的训词》而作的。声明的开头，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训词”作了评价：蒋的声明，“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建议蒋介石如果要真心改变以前的错误做法，“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而“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接着，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认清敌友，并摘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劝说蒋介石及其一派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信守自己的承诺，履行在西安答应的各项条件，断不可背信弃义。否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最后，毛泽东表示，“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向全体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及为积极促成全民族全面抗日局面形成的决心和诚意。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名句溯源：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自春秋·孙武《孙子兵法·军争》：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难点注解：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因其功绩主要是在吴国建立的，后世也称其为吴孙子。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后经伍子胥推荐，为吴王重用。孙子拜将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赫赫战功，使其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凡十三篇，是孙武一生用兵谋略之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与《战争论》（德国·克劳塞维茨著）、《五轮书》（日本·宫本武藏著）合称为“世界三大兵书”，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军争”意谓战场上两军争利。此篇为《孙子兵法》第七篇，主要论述如何先敌之前争取制胜条件，取得有利的作战地位。一言以蔽之，“军争”解决的是如何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问题。孙子认为，将帅必须懂得“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原则，妥善处理“军争为利”与“军争为危”的辩证关系，才能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更难得的是，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军事家，孙子充分认识到了精神因素的好坏在实现军争中的重要作用，上面这段话就是孙子就此问题展开的论述。大意是：对于敌军，可以挫伤他们的士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军队刚开始交战时，士气比较旺盛，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逐渐懈惰下来，到了后期，士气就会枯竭，人心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士气低落甚至枯竭的时候再去打他，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孙子的这段论述，常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尤其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一句，更成为擅兵事者所严格遵守的著名军事准则。为我们所熟知的“曹刿论战”的故事，就是将这一准则运用到极致的成功战例。
摘用赏析：
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193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赢得了一段并不算短暂的休整时间，毛泽东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关于总结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军事围剿失利问题是他思考的重点之一。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百万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被错误地剥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战方针，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正面阵地战。红军将士苦战一年后，无力打退敌人的进攻，被迫转入长征。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对王明和博古等人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批判。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危急，会议没有充足的时间对王明等人的错误从根本上进行总结。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认为，从理论的高度解决这些错误，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巨著的诞生。
在该文第五章第三节中，毛泽东着重谈了战略退却问题。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而破，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接着，毛泽东以《水浒传》中的洪教头与林教头比拳、春秋时期齐鲁之战为例，告诉大家战略退却的一方往往会最终取得胜利的道理。随后，毛泽东又以人民军队成功运用战略退却方针取得胜利的斗争史为例，再一次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当然，战略退却并不是一味的逃跑，而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那么，反攻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毛泽东提出了六种反攻的条件。“使敌人疲劳沮丧”就是其中之一。在下文中，毛泽东对这一条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或者，“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在这种情势下再发动进攻，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毛泽东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他却在中国革命血雨腥风的战斗中成长为人民军队的统帅。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善于吸收并灵活运用传统兵家军事理论是他取得这种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正是这种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的理论建构者。他集古今中外兵家之大成，以中国革命斗争为实践地，创建了富有特色的军事思想理论体系，在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军事科学理论的同时，也领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名句溯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超传》：
超到鄯善，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
难点注解：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起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整个东汉一代近二百年的历史。作者是南朝（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晔。范晔（398—446），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人。宋左光禄大夫范泰之子。曾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和尚书吏部郎等职。《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了汉代名将班超奉命出使西域的史实。班超刚到鄯善国（本为楼兰国，汉昭帝时改为鄯善）时，国王待他们还算热情，后来逐渐冷落下来。班超猜想这一定是北匈奴也派来了使者，使鄯善国王下不了决心。经询问后果然如此。班超于是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对他们说：“不进入老虎窝，就得不到小老虎。如今的办法只有趁夜火攻匈奴使臣大营，才能完成使命了。”部下以为然。后班超连夜袭营，大破匈奴，震惊鄯善国。最终，班超等人与鄯善王结盟而还，圆满完成任务。后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比喻不历风险，就不能成事。也用来比喻不经历艰难困苦的实践，就不能取得真知。
摘用赏析：
经过了十余年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走过了一段传奇经历，其间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惨痛。尤其是1931年至1934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统治，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这时，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统一党内各种思想，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赢得了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毛泽东也充分利用起这段时间从理论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和总结。《实践论》就是一篇创作于这个时期、用以从理论上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充满着马克思主义思辨思想的重要哲学文献之一。
该文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主线，系统地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二、认识的发展过程；三、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在第一部分中，毛泽东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基础；社会实践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认识外界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还是认识的目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阶级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为了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毛泽东还特别摘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古语来说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沟通主观和客观的基础和桥梁，“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天不变，道亦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