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苏维埃政权后，她们经常给政府干部讲政治理论，帮助写讲稿，协助召开会议，教给工作方法，仅20余日就把群众工作开展得深入活跃。当时的政府主席李国璧就是在黄火青、彭玉茹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开展工作的，同时由黄火青介绍发展了李国璧入党，杜红喜、马俊林、王增福、邮电局工人田学义等1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红军。（杜红喜是蓼泉乡蓼泉大队四队人，就是当时参加红军唯一留下的一个）
妇女团在苦战临泽的战斗中发挥了英勇奋战、宁死不屈的精神。我军进入临泽后马匪即跟踪而至，总直决定集中兵力抵抗，守住临泽，待三十军增援。第二天拂晓，敌人开始进攻，总直属部全体指战员及工作人员奋力还击，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驻守城外的九军主力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的同时，也主动向进攻县城的敌人发起攻击。由于敌众我寡，敌人采取分割包围战术，虽多次发起攻击冲锋但终未能靠拢县城。进攻的敌人除了炮轰、射击，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胡乱骂女红军——“打开临泽城，捉个女红军当老婆”，“你们已被包围了，快投降吧！”“弟兄们，打下临泽每人配给一个老婆”等污言秽语，气焰很嚣张。总直广大指战员被敌人狂妄激起的怒火越烧越旺，男女老少一起上阵，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1937年元月21日高台城陷，五军几乎全军覆没，敌人集中力量强攻临泽。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毫无惧色，部分女战士头顶铁锅，衣着单薄，坚守在城楼上，把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一部分女战士冒着如雨的枪弹抢救伤员，并组织群众支前以及保护老乡的安全。由于当时弹药供给困难，另一部分女战士把石磙子、磨、大石头、圆木等代用武器运上城楼，用以还击敌人。战斗越打越艰苦了，敌人每次攻城先用大炮轰后，乘烟雾架起梯子往城上爬，等到敌人一露头，男女红军即把石磨推下城楼，很多敌人被砸死，活着的也腿断腰折。每到此时城楼上的红军就高兴地大笑着说：“马家兵又死了一大堆。”
西路军从11月22日进驻临泽，23日战斗开始，直到12月14日撤出临泽共23天时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激烈的战斗连续五昼夜。总直在兵力少、战斗力弱、供给困难的情况下顽强战斗，直到五军在高台失守后，指挥部命总直、九军突围到倪家营与三十军会师。总直转移时只留下3个警卫连和妇女独立团约一个排的兵力，在城内牵制敌人掩护总直撤退。临泽城陷，退守西关楼，敌人多次发起攻击，一昼夜仍未攻下。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用柴草木料堆起烧楼。守楼仅剩的几名同志弹尽援绝，宁死不屈。敌人攻上楼，剩下的几个同志遭杀害后，尸体被扔出楼口。至今蓼泉街仍流传着“五位女红军守卫西关楼英勇殉难的事迹”。据蓼泉大队赵学元回忆说：“敌人打下西关楼，把红军杀害扔下楼口，在掩埋时看到女兵居多，而且身上脸上均是用刀砍的痕迹。”西路军在临泽县城的20余个日日夜夜中，与临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二、在倪家营、三道柳沟战斗中的妇女独立团
倪家营地处山脚下，缺乏水源，过去人们饮用涝坝水（即雨天的蓄水）。它位于临泽县的南面，是个较小的乡，现有12个行政村，距现在的临泽15公里，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过去居住不集中，三家五户一个庄子，大的叫屯庄，小的叫庄子，都用黄土筑成围墙。大户人家修得方方正正，墙宽接近2米，高6米多，墙的四角有望楼、碉堡。地形北低南高，村南约5公里就是绵延千里的祁连山。
1937年2月22日，敌人占领高台、临泽后，集中兵力向倪家营进攻。西路军在倪家营的汪家墩、上营、下营等地集结主力与敌人展开激战。
当时西路军的布局是：总部驻在倪家营子，九军和五军剩余的少数同志随总部驻扎，三十军的阵地在倪家营子西南面，九军在西北。敌人在西北。两军阵地互相连接，相距约1500米。红军共10个团，约8000人，在汪家墩的汪家屯关、宋家屯关、下营的缪家屯关、倪家营的赵家屯庄、下营的曹家屯关，均筑有防御工事，在围墙上挖了枪眼，在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布筑了鹿砦（当地人叫卡子）。红军的第一道防线在今汪家墩四队即乡政府后面，第二道防线是在王学福的屯庄以南，第三道在宋怀诗屯庄以南，第四道是漠河渠以南。
西路军进入倪家营的第二天，敌人咬住紧追不放，上午即发起战斗。敌人每次进攻均用两个旅以上的兵力，红军奋起还击，争夺每寸阵地，挥刀出击，直到把敌人杀退赶出阵地。尽管西路军实行大面积还击，但敌人在夺取临泽、高台城后，组织了5个骑兵旅、3个步兵团及手枪团、宪兵团和几千民团的力量，倾全力猛扑倪家营，连续大规模进攻三次。我军虽集中全部主力还击，肉搏多次，砍杀敌人800余人，将敌人打退，但包围圈仍在缩小。西路军衣着单薄，脚上没鞋，粮食也发生困难，更重要的是喝不上水，其他供给也越来越困难。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伴随着呼号的北风，形势极其严重。此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东进，于2月21日夜撤出战斗。西路军在倪家营血战月余时间，毙伤敌人近万，自身伤亡数千。
2月22日西路军转战至张掖西洞堡一带，敌人尾追而至。三十军与敌展开激战，至23日下午，反击获胜，将宪兵团歼灭，毙俘1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200余支。
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使个别领导冲昏头脑，在23日的军政会议上夸大了西洞堡战斗的战果，因而改变东进计划，命令部队向西回军返驻倪家营，与“二马”决战。当夜开始西进，九军为前卫，总直跟进，三十军为后卫。24日晨，九军、总直路经张掖龙首堡被敌包围，当夜突围又遭伏击，29日抵倪家营，按原部署驻军。西路军立足未稳，即与敌交战，这时的红军已困难到极点，用极少数手榴弹、子弹、破刀、砖块、石头、瓦块与敌浴血奋战9个昼夜。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既没弹药，又没粮食吃，水也喝不上，有的把大豆泡软了生吃，渴了抓把雪吃，最好的食物是炒谷糜子。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的指战员不畏艰辛，与敌人进行苦战。据汪家墩支部书记李成功回忆汪家墩当时的战斗情形：汪家墩呈圆形，墩高7米余，面积20余平方米，是当年西路军某部顽强据守、与马匪激战争夺之据点。墩外墙已被马匪用炮轰毁，内墩尚好。墩外固有红军挖的圆形战壕，墩内有地道（现已填平），现在墩周围尚留有累累弹痕及当年射进的子弹。他说：“我那时年龄还小，打汪家墩时马匪民团死得多，当时我跟我爹给马匪做饭送饭，民团死尸遍地，红军把这些死人一左一右垛好做掩体。红军撤出战斗时，留下一个班掩护主力撤退。敌人打下此墩时，活着的只有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女的约十七八岁，男的有十五六岁，被马匪用马驮走。红军第一次撤走时留下养伤的100多个红军，有的隐蔽在满沟沿，有的住在老乡家，由于马匪搜家，大部分惨遭杀害，只活下来一个红军排长，全身挨了18刀，是四川人，叫李福星，1964年曾来临泽倪家营找公社及流落红山湾的老红军何品能给他做过证明。当时他在宋家屯后面老百姓养鸽子的窝内隐蔽，马匪搜查到的其他6位同志全部被害，李福星身中18刀，未砍到致命处，才得以活下来。红军二次回到倪家营后，把那些杀害红军、告密者、虐待红军、为非作歹的坏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他们的罪状后镇压了。”
倪家营先后两次战斗近3个月时间，大小战斗无数，肉搏战也不知其数。虽杀伤敌人万余人，但终未能挽回战局，形势甚为不利，遂于3月5日撤出战斗，转战三道柳沟（即现在的新华乡新光大队），敌跟踪而至。据新光大队支部书记张略选回忆：“民国26年正月二十八日，红军来了，先挖战壕、掩体，白天与敌人作战，夜里构筑工事，写标语，教老百姓唱歌，生活非常艰苦。妇女团的女红军还穿得‘好’些，男红军就不能提，穿着烂衣破毡，吃的是糠、糜子碾的炒面，还对我们宣传：“我们是工农红军，为了打日本，解放穷苦人路过这里，吃了你们的粮、牲口，胜利回来照价赔偿，走时留下了花名册。”我们新光过去缺乏水源，井少，红军下到井里用碗挖些泥水，首先供给机枪射手，再给年老的百姓喝，自己一口也不喝。打仗时饿了吃把炒面，喝不上一口水，红军嘴上都裂着小血口。红军在新光住了十几天，和老百姓就像一家人，做上饭和我们一块吃，妇女给红军推磨、推碾子做炒面，男人们给红军当向导找粮，替红军向敌人喊话，宣传我军的政策。我村的李开基、李开云，经常给红军带路找粮、买东西，后被马匪杀害。李家屯庄的李生春、李富春、李迎春等全家老少弟兄7人曾先后为红军送信，保护红军，作战时对马家军喊话，宣传红军的纪律。新光六队李开朝回忆：“刘天科的老庄子住的70多个女红军娃，年龄都是十三四岁的学生娃，人长得没枪高，背不起大枪，骑马时男红军抱上去。战斗打得激烈，战斗结束后我们出来埋死人，只见了一个女红军尸体。过去这里有个叫红沟的煤窑，红军走后，煤窑里藏了3个红军，其中有个女的叫孟玲玲，有20多岁，四川人，我们村的李长元几个工人每天给送饭吃，后因一个叫石楞的工人告密，被马匪捉走。”
三、梨园口血战
西路军经过连续恶战，部队伤亡极大，消耗过半，在倪家营与敌浴血奋战九昼夜，于8月5日夜撤至沙河，7日晨转至西柳沟，11日夜突围转往梨园口，12日进至梨园口，当红军一部分进至梨园口时，另一部分尚在路上，数倍于己的敌人骑兵已经赶了上来，将三十军及小部的九军包围在山脚下，妄图全歼西路军。西路军全军浴血奋战，除了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入祁连山，总直后勤部、九军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在辗转紧张的战斗中，利用很短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组建发展政权，没收地主富豪的财产支前、济贫，开展了多种多样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给临泽县的人民留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史迹。
（以上材料均根据李国璧、杜红喜、赵学元、宋怀清、吴好学、张略选回忆记录整理。战斗的时间，农历时间是按讲述人回忆的时间，阳历时间是根据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整理）
访妇女团秘书李开芬
丁文建记录整理
时间：1984年9月25日。
地点：北京市李开芬家。
（编者按：李开芬同志，四川省达县人，生于1916年。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秘书，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
李开芬：妇女团的名称应该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不叫妇女独立团。我是四川达县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红军，后随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调我去党校学习。1936年9月，我在党校学习时，把我调到妇女先锋团。我去时，妇女先锋团已经成立了，有3个营。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组织干事张怀碧，我是团部秘书。
妇女团（妇女先锋团简称）一般是跟总部行动，除了西路军总部机关，教导团、少先团、妇女团这3个团行动基本都在一块。西渡黄河后，战斗频繁，一条山战斗我们没参加，妇女团的主要任务是搞运输，修工事，担任警卫，做群众工作。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先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团长王泉媛是西路军政治部少共工作委员会的妇女部长，这是西路军政治部组织专门做群众工作的，我是少共工作委员会的妇女干事。在保卫永昌城的战斗中，我们妇女团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我们组织妇女支前，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妇女会，到处搞宣传，动员群众支援战斗，工作也是很紧张的。
妇女先锋团在倪家营子被分散，3个营分到各军，总部留了一个营，团领导干部也留在总部。后随总部行动的这个营就叫独立营，营长是何福祥。倪家营子的战斗最艰苦，敌人出动了数倍与我的兵力，拉开了十里长的战线，包围了我们，战斗打得很激烈，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白刃战。更困难的是没粮吃、没水喝，敌人把水井埋了，或是把死马扔在井里。我们为了找水，挖井牺牲了好几个战友。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去河里挖冰，河对面就是马匪，每次去挖冰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冰背回来得先照顾伤病员和年老体弱的。没粮吃，把带壳的小米和荞麦放在锅里炒一下，一人分一把，连壳嚼着吃。没有水，这一把带壳小米真难咽下去。我们都知道，战斗是残酷的，而我们在河西的战斗，其艰难是无法形容的，没有后方，没有弹药、粮食补充，在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寒冬，大家都还穿着单薄的衣衫。我们妇女团的战士每人背一个小铁锅，一到驻地，我们就去拣废铜烂铁，回来自己制作土手榴弹和子弹。此外，警戒任务也主要靠妇女团，挖战壕、砍树枝修工事，哪里需要，我们妇女团的战士就上哪里。上前方抬伤员，伤员多我们就一人背一个，仗打得激烈时，打白刃战分不清敌我，只要是伤员就往回抬，有时把敌人的伤兵也给抬回来，等抬下来才发现是敌人，又给丢下。
在倪家营子，我们往返好几次，晚上突围出去，跑一段路又返回来，这样拉锯式地往返了个把月。这时已是1937年的二三月了。康隆寺血战后，西路军损失惨重。总部召开了干部大会，成立了左右支队分头行动。
我是和王泉媛、曾广澜等人在一块行动的。天又冷又黑，我们摸着爬下山，一下去就是一个深沟。我们想往东走，过黄河找部队，可在山里转了十几天，也没有摸准方向。马匪在四面搜山，我们也不敢找老乡问路，就在山里转圈。一天晚上，已到了下半夜，大家又冷又累，看见一个空窑洞，就在里面休息了一会。连续十几天的紧张行军，大家一躺下都睡着了，结果被搜山的马匪发现，把我们抓了起来，一直押到凉州（现在的武威）监狱关了起来。到凉州时已是4月份了，天气还很冷，关在凉州监狱的女战士还有100多人，单独关押，分班管理，自己做饭吃。在凉州监狱里，我见到了何福祥、王子俊、沈秀英、杨文局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