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冬至1932年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三次“围剿”，使红军发展到5万多人，根据地扩展到20余县，人口达350多万。由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于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
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越巴山进入川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创了川陕根据地。在通江解放后，组织上调我去总指挥部宣传队当队长。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给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那时的川陕地区，军阀、地主强迫农民种罂粟，以烟土代替赋税，这就使当地男人普遍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农活大都由妇女承担。通江地区流传这几句谚语：“要吃通江饭，妇女打前站。”广大妇女既承受着农活家务的重负，还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兵匪豪绅的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所到之处，一经宣传发动，妇女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川陕苏区的各项工作，广大妇女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川陕省委和四方面军总部根据通江妇女基础好这一特点，决定在这里组织成立一支正规化的妇女武装。
1933年3月的一天，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找我谈话，向我宣读了省委和方面军总部成立妇女独立营及任命我为营长的决定，并让我速去总部报到。我听了以后，既高兴又担心。能带兵打仗，上前线杀敌，当然高兴，但我年纪轻轻，要带领几百人能胜任吗？我去总部报到时，徐向前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励我去大盟工作，并派曾广澜同志任政委，帮助我工作。他开玩笑说：“你不是咱们这儿有名的‘假小子’嘛，相信你会挑好这副担子的！”陈昌浩政委接着告诉我，为了建好这支妇女武装，总部和省委下了很大决心，决定妇女独立营由总部直接领导，已经从省委机关中抽调了100多名女干部去营里当骨干，还要从各县区的地方武装中挑选一些素质较好的女战士，另外还考虑让几个从鄂豫皖来的老同志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他鼓励说：“等会儿曾广澜同志来后，你们商量一下，放手去干吧！”
1933年3月底的一天，在通江一个中学校的操场上，400多名扛着枪和大刀的女战士，身着军装，头戴八角帽，英姿飒爽地列队在主席台前，伴随着噼啪的鞭炮声，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宣告成立了。省委领导和部队首长讲了话，党政各机关和各县区的妇女武装都派人出席了大会。会场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通江县被轰动了。
妇女独立营下辖3个连，每连建制是100多人，各连的主要领导是：
一连连长向翠华，指导员刘桂兰
二连连长侯守玉，指导员詹应香
三连连长陈玉洲，指导员马秀英
妇女营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尽快提高战士们的军事素质。为此，总部特地派秦基伟同志来做军事教员，他把训练抓得很紧，除了少数必要的课堂讲解，大部分时间是带队到野外演习，如何抢占山头高地，如何进攻敌人，如何防守阵地；实地讲解投弹、射击、刺杀的要领和表演如何打扫战场、押解俘虏、抢救伤员、运送枪支弹药等实战知识。秦基伟同志还把队伍分成二部，由我和他各领一部进行对抗演习。训练十分紧张，也很艰苦，但战士们都挺住了，用她们的话说是：“要给受苦的姐妹们争气，要让那些认为女人不能当兵打仗的人看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训练，妇女独立营战士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总部开始给我们分配任务了，但一开始还没有直接让我们上前线杀敌，而是负责警卫、通讯联络、运送物资、配合清剿土匪和押看俘虏等战勤任务。我们营第一次同敌人正面接触是在1933年5月中旬。
那是在根据地军民抗击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的日子里。川军来势凶猛，我军集中主力准备反攻，我们营负责赶运粮食。一天晚上，我们运粮经过通江的鹰龙山，正在休息，突然发现山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向上爬来，仔细一看，是川军。我命令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侦察员报告，来的是田颂尧左纵队一个团的残部，因天黑迷了路，稀里糊涂地撞上了我们。这帮匪兵串了大半夜，又累又乏，大烟瘾也上来了，踉踉跄跄地爬到这里，当官的喊了一声休息，这帮家伙就把枪往旁边一扔，迫不及待地端起烟枪往地上一躺，过上烟瘾了。面对这伙狼狈的敌人，我们决定打他一个冷不防。于是，我带着一连从正面悄悄向敌人接近，又让二连从东、三连从西包围敌人。我们摸到敌人跟前，一排长陈秀芝和班长何文秀摸到敌哨兵身后，纵身勒住哨兵的脖子，堵住嘴，另一个抱住他的脚往下一拉，哨兵就被敲掉了。我一看战机已到，就举枪鸣号。“啪……”随着清脆的枪声，全营战士从四面跃起，枪口对准敌人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这帮大烟鬼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和喊声吓破了胆，大多数把烟枪一扔，跪在地上举手投降；少数顽固分子企图反抗，被战士们收拾了。接着我们又分别行动：一连控制山口要道，防阻敌人援兵，二连押看俘虏，三连打扫战场。此时兄弟部队也闻声赶来，我们清点过战利品，押着俘虏凯旋。中途，几个狡猾的俘虏乘人不备，猛的顺山坡往下滚，担任后卫的战士想冲下去把他们抓上来，我说：“算了，放几条狗去给田颂尧报丧吧。”就这样，我们没损一兵一卒，就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从此，妇女独立营“百名农妇缴一团白军枪”的消息传遍全川，震惊了白匪。妇女独立营受到了总部的嘉奖。
1933年6月中旬，红军胜利粉碎了田颁尧的“三路围攻”，歼敌2万余。7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各路军阀110余团约20万人的兵力，于10月上旬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为了配合这次军事围攻，敌人对我在经济上进行封锁，使根据地食盐紧缺。1933年冬，我军在川陕交界的清江渡弄到了一些盐巴。清江渡是一个小集镇，位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交界处，需派部队把弄到的盐巴背运到根据地。总部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妇女独立营，我决定把这一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交给一连二排。二排长廖其华是个有名的“假小子”，说起话来高声大嗓，像打机关枪，所以人称“鸡公”。她虽然年仅19岁，但已多次带领二排出色地完成了战勤任务。接受运盐任务后，她胸脯一挺，大声说：“保证完成任务！”
翌日拂晓，廖其华带领二排出发了。她们身背背篓，跋山涉水，行程数十里，傍晚就赶到了清江渡，第二天拂晓就往回赶。“蜀遭难，难于上青天”，当时正值初冬，天气转冷，山上寒风阵阵，她们每人背着几十斤盐巴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攀登，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凉风一吹，每个人的身上都像挂上了一层白霜。途经马家坪时，左有悬崖，右有高山，中间夹着一道宽20多米、长1公里有余的狭平地，地形十分险恶。正走着，尖兵突然发出信号——“有情况”，大家迅速隐蔽。只见从前面树林里窜出几个土匪向她们逼来，廖其华见地势于我不利，不能硬拼，便让同志们继续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土匪们发现是一群女娃娃兵，以为好对付，就放开胆子往前走，口里叫嚷着：“共产婆，把盐给老子留下！”，廖其华让大家沉住气，等土匪距离隐蔽地只有20多米时，她，大喊一声：“打！”顿时，一阵排子枪、手榴弹，打得土匪死的死，伤的伤，败退下去。但是敌人仍不甘心，过了一阵儿，又分成左右两路冲了上来，战士们沉着应战，廖其华让一、二班从正面牵制土匪，她带着三班从侧面绕到敌后，一阵猛打，敌兵乱了阵脚，纷纷溃退。就这样，她们利用地形同土匪周旋了两个多小时。待友邻部队闻讯赶来，这股土匪便扔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而去。盐巴安全运回根据地，妇女独立营又一次赢得了总部的表扬。
1934年初，总部决定将妇女独立营暂时化整为零，把战士们分散到各军中去，我被调到川陕省委妇女部工作。随着“收紧阵地”方针的实施，川陕根据地边沿区的大批妇女干部都集中到了中心区。由于她们积极要求参加武装，保卫根据地，省委根据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决议，于1934年3月在长赤县将原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辖3个营。由于工作需要，我仍留在省委妇女部。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同志任团长，张琴秋同志任政委。
1934年9月下旬，全苏区军民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伟大胜利，歼敌8万余。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妇女独立团的基础上，把从边沿区撤下来的妇女工作人员组织在一起，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2个团，2000余人。我参加了省委机关组织的一个暂时性的工作队，并担任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每到一地就发动群众为战争服务，因此工作队里收进了不少能歌善舞的同志。
1935年6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进入川西。6月12日，徐向前总指挥在松潘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当前敌情和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四方面军热烈欢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第二天，程世才、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十军在夹金山下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消息传来，全军为之振奋。大家想，这下可好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也都来了，革命形势好转了，我们一定能胜利地前进了。当时，上级给我们工作队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赶排文艺节目，在庆祝胜利会师时演出。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开始紧张地排练。
6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了懋功的达维镇，在庆祝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毛主席为一、四方面军的同志讲了话。他讲了两大主力军会师的意义，指出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号召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互相信任，攥成一个拳头，更有力地回击敌人。首长们讲话后，我们演出了文艺节目，演出获得了成功。那天，我上台唱了一首为庆祝会师临时编写的歌曲，记得歌词大意是：“万岁！万岁！/我们的会合，/轰动全球全中国。/日本狗强盗，/送葬、送终，/粉碎强盗侵略。/抗日的赞歌，/是我们伟大雄壮的会合。/万岁！万岁！/我们的会合！”
歌声一停，会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时至今日，事隔几十年，这首歌曲我仍然能够随口哼出。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总部首长的陪同下，来后台看望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中央的领导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们逐个地同我们握手，当走到我面前时，主席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小同志，你的歌子唱得不错嘛！”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唱得不好，首长。”毛主席紧接着又问：“你打仗吆？”还没等我回答，徐向前总指挥已经接上话：“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黄毛丫头’，不但会唱歌，打仗也挺勇敢，曾经担任过妇女独立营的营长，现在是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徐总指挥的一席话，说得我满脸通红，因为“黄毛丫头”这个绰号，平时只是总部和省委机关里一些首长们偶尔和我开玩笑时叫一叫，没想到今天竟当着中央首长和战士的面叫开了，一时弄得我很难为情。毛主席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风趣地说：“你年纪不大，就会唱歌，又会打仗，‘黄毛丫头’这个名字很好嘛，那么今后，我就叫你‘黄毛丫头’，好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以后，我这个‘黄毛丫头，真就叫出名啦。
谁知道，一阵欢欣过后，接着出现的竟是令人痛心的分裂局面。张国焘公然对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借口南下建立根据地，擅自将四方面军的全部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带到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一带。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危害，导致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1935年张国焘拉着队伍南下逃跑时，全军有10万余人。到达天全、芦山等地以后，因为敌人重兵围追堵截无法建立根据地，加之战斗频繁，致使部队迅速减员。1936年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等地区，向西康的甘孜地区转移。此时，部队只剩下4万多人了，张国焘南下建立根据地的吹嘘也彻底破产了。1936年元月，二方面军历尽艰辛来到四川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作了坚决的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逐渐认识到了张国焘南下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抗日，所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也就彻底破产了。甘孜会师后，我们又三过雪山草地，向陕北挺进。1936年10月，英勇的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终了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我就得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四肢麻木，瘫痪有几个月的时间。部队南下天全、芦山，二次过雪山、草地，全靠同志们背、担架拾，特别是刘桂兰同志，有几次背着我竟累得昏了过去，直到部队撤离了天全、芦山以后，我的病才慢慢好转。病好后，我被分配到党校工作和学习。当时，党校的工作人员和党员共有100多人，党员大都是我军的高、中级干部，女学员也不少，张琴秋、刘桂兰、南成英都在这里学习过。党校的校长是刘希萍同志，教育长是黄火青同志，总支书记是康克清同志。我在党校除了学习，还担任了俱乐部主任的工作，学习的课程除了马列的原著，还学习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代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学习的方法以自学为主，有时朱总司令、何长工、李卓然、刘希萍、黄火青等同志也来讲话。那时，我们还在长征途中，每天除了行军打仗，真正学习的时间并不多。
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后，大家都很高兴，然而，1936年10月底，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2万多人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西渡黄河，四军、三十一军因为胡宗南匪军赶到，被阻在河东。这时，南下几经转战的妇女独立师已经减员不少，西渡黄河前，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由王泉媛接任。这时，我也已离开党校，调总供给部工作，随军西渡黄河。
11月10日，渡过黄河的3个军，组成西路军，开始了西征。我军所到之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建立根据地。同时，红军刚经过长征，没来得及休整，战斗中只有消耗、没有补充。我们所处的地带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长的一条狭窄区域，活动极不方便。而马匪都是骑兵，人强马壮，兵力数倍于我，我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