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当今，一些学人还常常使用“簒汉自立”这样的话评判王莽。似乎天下就应该永远是刘家的，即使当时的皇帝如何地昏聩无能也只能辅佐之（诸葛亮至今被尊崇，即是基于这样的价值标准）。“簒汉”之后王莽的“改制”主要是：先“从我做起”，其家族田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然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再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中心城市实行国家调控的市场机制“五均”政策，实施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以及“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的“六筦”。应该说，这些“改制”措施都是对普通民众有好处的，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有推动作用的。况且王莽的叔父王商对扬雄有知遇之恩和荐举之惠，王莽与扬雄还有同僚之谊（扬雄受牵连自杀未遂，王莽下令保护扬雄，并且拔擢他官至大夫，亦是基于此），因此，扬雄写出并上奏《剧秦美新》，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表现，而非趋炎附势，更说不上晚节不保。可以说，新莽王朝的灭亡，是其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改革措施危及到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等富豪阶层的利益，引起社会动荡，刘玄、刘秀等西汉宗室出于“复高祖之业”的私欲，借助荆州等地大饥荒的混乱，推翻了新莽王朝。也就是说，汉取代秦，新莽取代西汉，都是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现象，无所谓是非曲直，王莽的“改制”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扬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美”赞之举由之而来。
步入老年的扬雄身体逐渐衰弱，更大的打击是在进入花甲之年后两个儿子的先后夭亡。伤痛的扬雄亲自将二子棺柩送回郫县老家安葬，经济本不宽裕的他因此更加困窘。生于盛世而晚逢乱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晚景的凄凉，使他把全部精力贯注到写作《方言》（旧题为《酋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的写作从元延四年到王莽天凤五年扬雄卒，持续了27年，《西京杂记》卷三载：“扬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輶轩所载。亦洪意”，可见其严肃和执著的学术态度。这也是扬雄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方言研究的巨大贡献，是中国最早的方言研究专著，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是研究汉代方言、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
在其71年的人生历程中，前42年的蜀中生活、求学和人生体味，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必然地要对他发生深刻的影响，巴蜀骄狂豪气人文性格的社会性氛围，是养成他创造个性的根本原因，对故乡的骄傲使他在《蜀都赋》中这样描写蜀锦蜀绣：“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福。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锦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后期29年在长安，做过“郎”、给事黄门，历成、哀、平三帝而始终在一个官阶原地踏步。对此，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剖析过其心态：“进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隐，又不肯失于放诞之行，是不能与数子者并，唯著书以成名耳”。对易、老的参悟使他获得“恬于势利”的思想资源，在完成《甘泉》等四赋，审时度势后，潜心读书不复寄希望于腾达，再以《解嘲》等向世人明其心志，并着手写作《太玄》、《法言》、《方言》等，都显示着一代大师的心灵轨迹。西汉末大赋和秦汉古文创作已经有非常高的成就，扬雄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革新，自成风格，开辟出新的境界，是无愧于大家称号的。对《太玄》、《法言》历来评价差异很大，刘歆讥之为“可覆酱瓿”，桓谭则以为超越诸子：“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甚至认为：“子云亦东道孔子也”并坚信扬雄学说“必传”后世。我们还是引用《汉书·扬雄传》中桓谭一段完整的话来说明：
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诊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桓谭《新论》云：“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并且不无惋惜地感叹“《玄》终不显”，张衡却纠正道：“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汉四百岁《太玄》其兴矣”，张衡预言汉朝四百年之后，玄学将大兴天下，这已被魏晋玄学风气所应验。这正基于张衡的知音感：“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王充《论衡·定贤篇》概括道：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到系统理性阶段的宋代，王安石是如此推崇道：“孟子没，能言大义而不仿于老庄者，扬子而已”，即所谓“儒者夷陵此道穷，千秋只有一扬雄”，司马光将扬雄与孟、荀并列，倒是其“乡党”苏轼则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这当然是站在新的时代角度的评价。
扬雄精于天文数历，曾作《难盖天八事》，对盖天说进行了全面批判，根据充分，说理有力，是我国天文学上的重要文献。辞赋、语言学、哲学、天文历数等诸多领域的建树，使扬雄“学甲汉代”，誉满后世。通过扬雄对前辈“乡党”文化创造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注重文学创作、偏重于天文数术以及《易》学研究等特点，开始成为“蜀学”传统甚至导引着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赋、箴共4卷，较为详备。
（第四节）别体创新实验：王褒
王褒，字子渊，大致生活于司马相如与扬雄之间，约卒于宣帝晚年，蜀郡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人。少孤，家贫，以耕读为本。“墨池”就是他洗笔砚之“坝”，城南书台山，传说是他勤奋攻书的之处。他精通六艺，娴熟《楚辞》，崇敬屈原作《九怀》而初露才华。尔后，他游历成都、上湔（今都江堰市玉垒山）等地，博览风物，以文会友，为后来崛起文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个机会终于来临，宣帝神爵、五凤年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上行而下效，益州刺史王襄“欲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鼓吹政治平和）《乐职》（反映百官各得其职）《宣布》（歌颂风化普施，无所不被）之诗，选好事者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歌手及其歌词既然“上闻”，词作者亦应跟进。王襄乘机“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作品获得很好的效果，王褒因之被召为待诏。宣帝出行游猎，王褒常相伴随从左右，“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因其才华过人，王褒很快被擢拔为谏大夫。后来有方士说益州（今云南一带）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派王褒前往益州祭祀，王褒在成都写《移金马碧鸡颂》以祭之（此处后为街道名：石马坊、碧鸡坊），后不幸病死途中，“上闵惜之”。
王褒的赋，《汉书》记载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及《碧鸡颂》残文以及充满诙谐麻辣的游戏之作《僮约》、《责须髯奴辞》等。比较能代表王褒艺术特色和成就的是《洞箫赋》、《僮约》、《责须髯奴辞》。立足于京城这个大舞台，才华横溢的王褒，一连写了《圣主得贤臣赋》、《甘泉赋》和《四子讲道德论》等赋，其中尤以《圣主得贤臣赋》为著。赋中用良御御骏马来作比，颇为形象：“纵驰骋鹜，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寓意深邃，真使人有耳闻目睹马蹄迅疾之感。所写之赋，大多为歌颂国家强盛和皇帝英明之作，这是汉赋的基本特点，也是时代精神使然，王褒难以例外。但王褒对汉代文学的创新贡献，是将汉赋发展到咏物抒情的新途上，其中《洞箫赋》对后世文风文体颇有影响。此赋在修辞上极下工夫，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篇中多用骈偶的句子，开魏晋六朝骈文之端。刘勰指出：“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就把这种影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洞箫赋》首尾都是骚体，中间则以骚体为主而杂以散文的排比句，且多用“于是”、“故”、“或”、“若乃”、“其”、“是以”、“则”等虚词提挈、转折，使之具有散文的气势，虽继承的是《高唐》、《神女》等赋的写法，然而变化更多，形式也更活泼。其中描写竹的形态和箫的制成，吹箫者的感情、姿态和神态，箫声的高低变化及感染力，以及乐声的摹画，都极为生动形象。用整篇来写音乐，对一种乐器的制作及其声音作具体的细致的描写，自此赋始，对后代咏物赋影响深远。对声音感情的细微体察，和文字上的曲尽模摹写是该篇引人入胜之处。更重要的是，通篇紧紧围绕洞箫进行铺陈的作品，却蕴涵着作者对人生、对生活的体味和感受，以箫自况，把自己的遭遇和情感完全融入箫的描述中，这才是作品真正的价值，“象征”作为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特征，由此得到总体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