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闾邱均，在唐初与杜审言齐名。杜甫赠其孙闾邱师诗云：“凤藏丹霄莫，龙去白水浑”，盛赞其文。闾邱均曾至云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张曙，小字阿灰，成都人，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官至拾遗。张曙工诗善词，才名籍甚，颇为乡里所重。其《浣溪纱》曰“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相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孙光宪《北梦琐言》说：“唐张祎侍郎，朝望甚高。有爱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犹子右补阙曙，才俊风流，因增大阮之悲，乃制《浣溪沙》”。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评论其《浣溪沙》：“第三句问消息于杏花，以年计也；诉愁心于明月，以月计也。乃申言第二句二年相思之苦。下阕新愁旧恨，一时并集，况‘帘垂’、‘微雨’之时，与玉溪生‘更无人处帘垂地’句相似，殆有帷屏之悼也”。范崇凯，字金卿，四川内江人，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丙辰科状元及第，是四川第一个状元。玄宗曾命作《华萼楼赋》，备受好评，弟范元凯亦为同科进士。李白《赠范金卿二首》“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范宰不买名，弦歌对前楹，为邦默自化，日觉冰壶清”。尹枢，阆州（今四川阆中）人，七十岁应考自荐为状元（唐德宗贞元七年），其弟尹极后亦中状元，尹枢被人称道的是《击瓯赋》：“驻旌元帅遗风在，击缶高人逸兴酣。水转巴文清溜急，山连蒙岫翠光涵”，卢纶有《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誉之：“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兰。宝器金罍重，清音玉佩寒。贡文齐受宠，献礼两承欢。鞍马并汾地，争迎陆与潘”，《全唐文》存其《珠还合浦赋》、《华山仙掌赋》两文。王谦，蜀人，有诗一卷，有《约赵冰壶赏海棠》云：“湘罗压绣华春风，瑶姬慢舞香裀红。细腰百转弓靴称，银鹅金凤花成丛。《六幺》换手调弦索，一串妖声穿绣幕。沉翠飞香天正乐，寒玉团团帖天角”。其诗略如李贺，尝一脔可知鼎味也。
雍陶，成都人，作过简州和雅州刺史，曾多次越秦岭，穿三峡，远游塞北及今山东、湖南、湖北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尤善写景咏物，风格清婉秀丽，有诗一卷。其《离家后作》表现着巴蜀人文精神的骄狂：“出门便作焚舟计，生不成名死不归”，展现出破釜沉舟的气概，代表了大多数出蜀文人的普遍心态：不鸣则已，一鸣而惊人。雍陶自视颇高，常自比谢宣城、柳吴兴，对不学无术的来客，常常佯狂挫辱之。其诗多旅游之作，律诗语言精炼，工于对仗，《全唐诗》录其作品123首。善五律，尤其中间四句，遣词造句极为讲究，对仗工稳，声律谐和，而境界狭小，气象萧瑟，喜欢用一些凄清冷寂的意象，特别注意“诗眼”即连缀名词性意象的一些动词、形容词的使用。如《孤桐》：“疏桐馀一干，风雨日萧条。岁晚琴材老，天寒桂叶凋。已悲根半死，复恐尾全焦。幸在龙门下，知音肯寂寥”，又如《秋露》：“白露暧秋色，月明清漏中。痕沾珠箔重，点落玉盘空。竹动时惊鸟，莎寒暗滴虫。满园生永夜，渐欲与霜同”，怀人的有《同贾岛宿无可上人院》和《经杜甫旧宅》：“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纪事的有《蜀中战后感事》：“蜀道英灵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丁开。词客题桥去，忠臣叱驭来。卧龙同骇浪，跃马比浮埃。已谓无妖土，那知有祸胎。蕃兵依濮柳，蛮旆指江梅。战后悲逢血，烧馀恨见灰。空留犀厌怪，无复酒除灾。岁积苌弘怨，春深杜宇哀。家贫移未得，愁上望乡台”。抒发情感的如：“万事谁能问，一名犹未知。贫当多累日，闲过少年时。灯下和愁睡，花前带酒悲。无谋常委命，转觉命堪疑”（《自述》）和“贫女貌非丑，要须缘嫁迟。还似求名客，无媒不及时”（《感兴》），以及：“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时各得身无事，每到闻时似不闻”（《蝉》）、“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却知夜夜愁相似，尔正啼时我正吟”（《闻杜鹃二首》）。在简州（今四川简阳县）时，送客至城外“情尽桥”，嫌其寡情而改题为“折柳桥”。他曾自比谢朓和柳挥，别人则比之为阴铿和何逊。这四位六朝诗人都是以善写景色著称的，雍陶的诗作和他们比较，可谓相得益彰，异曲同工。还写了《英雄传》、《裴度传》等记叙散文，描述中唐名臣郭子仪等人的故事，文字简练，刻画生动，几位名臣形象，跃然纸上。《新唐书·艺文志》载其有“《雍陶詩集》十卷”。作为一个巴蜀之子，皈依故乡怀抱似乎才是最美满的人生，是谓：“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到蜀后记途中经历》）。
唐求，一作唐球，唐末蜀州人，行为“放旷疏逸”，在唐僖宗乾符年间，曾为青城县令。唐昭宗时，王建据蜀，曾聘唐求为参谋而被拒绝，后弃官返乡，隐居于味江山中，人称为“唐山人”或“唐隐居”。青城山至今尚存他写的一首七律诗，记述其“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苔铺翠点仙桥滑，松织香梢古道寒，昼傍绿畦薅嫩玉，夜开红灶燃新丹，钟声已断泉声在，风动瑶花月满坛”的悠然生活。唐求写诗，或片语，或成联，不拘长短，随手记下，数日后即成一首好诗。每诗成，捻诗稿为丸，投入一大葫芦瓢中，晚年卧病，他把诗瓢投入味江，无限感慨道：“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诗瓢漂入新渠，有识者见之曰：“此乃唐山人诗瓢也！”乘小舟将诗瓢捞起，可惜诗稿多已浸润损坏，仅得诗数十篇，为其所写诗稿的十之二三，后人因此称唐求为“一瓢诗人”。《全唐诗》中收有其诗1卷，计35首。《唐才子传》称唐求的诗“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如《庭竹》：“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的内美与外美和谐统一的特征，写桥如“苔铺翠点仙桥滑，松织香梢古道寒”，还有《邛州水亭夜宴送顾非熊之官》：“寂寞邛城夜，寒塘对庾楼。蜀关蝉已噪，秦树叶应秋。道路连天远，笙歌到晓愁。不堪分袂后，残月正如钩”。
李白的诗歌是天才的喷射，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求，杜甫的诗歌是人间的乐章，是社会精英的知音，而更具平民化的精神消闲产品，则应该另寻新途，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唐诗发展进入了一个的新阶段。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称新乐府诗“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谚，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这种诗体善于吸取民间歌谣的特色，语言通俗易懂。一事一题，首句标其目，卒彰显其志。在形式上这类诗多用“三三七体”，即首句多用三言、七言句，使诗歌行文自由，音韵错落而又简单流畅；还有叙事性强，用平易的语言加以铺叙，富于情节性。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
在这个过程中，巴蜀李馀，直接影响“元白诗派”的形成，《全唐诗》卷508载：“李馀，蜀人，工乐府，登长庆三年的进士第。诗二首”。《升庵诗话》卷五将之的地位描述为：“李馀，成都人文宗，太和八年状元。蜀士在唐居首选者九人，射洪陈伯玉，内江范金卿，阆州九枢，枢弟尹极，夔州李远，巴州张曙，绵州于环”，“元徵之称蜀士李馀刘猛工为新乐府。馀诗传者，仅此二首”，杨慎说的就是李馀的《临邛怨》，其曰：“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蓍沉香慢火薰。惆怅妆成君不见，空教绿绮伴文君”，还有其《寒食诗》曰：“玉轮江上雨丝丝，公子游春醉不知。翦渡归来风正急，水溅鞍帕嫩鹅兒”。当时的作家对李馀是极为推崇的，按《全唐诗》记载，许多作家都有与李馀诗歌唱和的作品。张籍有《送李馀及第后归蜀》：“十年人咏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归去唯将新诰牒，后来争取旧衣裳。山桥晓上芭蕉暗，水店晴看芋草黄。乡里亲情相见日，一时携酒贺高堂”；贾岛有《送李馀及第归蜀》：“知音伸久屈，觐省去光辉。津渡逢清夜，途程尽翠微。云当绵竹叠，鸟离锦江飞。肯寄书来否，原居出亦稀”，又有《送李馀往湖南》：“昔去候温凉，秋山满楚乡。今来从辟命，春物遍涔阳。岳石挂海雪，野枫堆渚樯。若寻吾祖宅，寂寞在潇湘”，和《喜李馀自蜀至》：“迢递岷峨外，西南驿路高。几程寻嶮栈，独宿听寒涛。白鸟飞还立，青猿断更号。往来从此过，词体近风骚”；朱庆馀有《送李馀及第归蜀》：“从得高科名转盛，亦言归去满城知。发时谁不开筵送，到处人争与马骑。剑路红蕉明栈阁，巴村绿树荫神祠。乡中后辈游门馆，半是来求近日诗”和“长安东门别，立马生白发。霁后轩盖繁，南山瑞烟发。尝忧车马烦，土薄闻水声”；元稹有《君莫非（此后九首和李馀）》：“鸟不解走，兽不解飞。两不相解，那得相讥。犬不饮露，蝉不啖肥。以蝉易犬，蝉死犬饥。燕在梁栋，鼠在阶基。各自窠窟，人不能移。妇好针缕，夫读书诗。男翁女嫁，卒不相知。惧聋摘耳，效痛嚬眉。我不非尔，尔无我非”；姚合有《闻新蝉寄李馀》等，其《送李馀及第归蜀》曰：“蜀山高岧峣，蜀客无平才。日饮锦江水，文章盈其怀。十年作贡宾，九年多邅回。春来登高科，升天得梯阶。手持冬集书，还家献庭闱。人生此为荣，得如君者稀。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子今称意行，所历安觉危。与子久相从，今朝忽乖离。风飘海中船，会合难自期。长安米价高，伊我常渴饥。临岐歌送子，无声但陈词。义交外不亲，利交内相违。勉子慎其道，急若食与衣。苦爇道路赤，行人念前驰。一杯不可轻，远别方自兹”，还有《别李馀》：“病童随瘦马，难算往来程。野寺僧相送，河桥酒滞行。足愁无道性，久客会人情。何计羁穷尽，同居不出城”，以及《寄李馀卧疾》：“穷节弥惨栗，我讵自云乐。伊人婴疾恙，所对唯苦药。寂寞行稍稀，清羸餐自薄。幽斋外浮事，梦寐亦简略。雪户掩复明，风帘卷还落。方持数杯酒，勉子同斟酌”等。
刘猛也是“新乐府派”的重要成员。《全唐诗》载：刘猛，“梁州进士”，与元稹同时，录其《月生》：“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圆。月满十五后，日畏光彩瘦。不见夜花色，一尊成暗酒。匣中苔背铜，光短不照空。不惜补明月，惭无此良工”，又如其《苦雨》：“自念数年间，两手中藏钩。于心且无恨，他日为我羞。古老传童歌，连淫亦兵象。夜梦戈甲鸣，苦不愿年长”。刘猛的《晓》就是这个流派的风格的典型体现：“朝梳一把白，夜泪千滴雨。可耻垂拱时，老作在家女”。
李馀、刘猛的文体创新对唐代文学的贡献，学界极少论及，王水照主编《古代十大诗歌流派》列有专章“元白诗派——元稹、白居易、李绅、刘猛、李馀、张籍、王建、刘禹锡等”进行论述，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90早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於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因刘猛、李馀赋乐府诗，咸有新意，乃作《出门》等行十馀篇。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明人朱承爵《存馀堂诗话》也说：“古乐府命题，俱有主意，后之作者，直当因其事用其题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则失之矣。如刘猛、李余辈，赋《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乃叙烈女事，至于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当事人元稹亦在《乐府古题序》承认：“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辜，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道，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焉。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
蜀人刘湾是“边塞诗派”成员。禄山之乱，以侍御史居衡阳，与元结相友善。《全唐诗》录其诗六首。《出塞曲》“将军在重围，音信绝不通。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召募，百战争王公。去年桑干北，今年桑干东。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汗马牧秋月，疲卒卧霜风。仍闻左贤王，更将围云中”。《云南曲》：“百蛮乱南方，群盗如猬起。骚然疲中原，征战从此始。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岱马卧阳山，燕兵哭泸水。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苍天满愁云，白骨积空垒。哀哀云南行，十万同已矣。”《李陵别苏武》：“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即席赋露中菊》：“众芳春竞发，寒菊露偏滋。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晚成犹有分，欲采未过时。勿弃东篱下，看随秋草衰”，还有《虹县严孝子墓》、《对雨愁闷·寄钱大郎中》等。《唐诗纪事》374卷《乐府诗集》卷30对此都有所记载，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论》选录其二首《出塞曲》、《云南曲》。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刘湾诗说的更明白：“尤得边塞之思……逆子贼臣闻之，宜乎皆改节矣”。
小结
唐代文学的繁荣，是以流派众多、作家艺术个性鲜明为标志的。“吴中四士”指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包融都是江浙——吴郡（吴中），故得名。“四士”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反映了一些新的情趣，运用一些新的语言，体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色；唐代边塞诗人的主要代表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等，大多有从军入幕的戎马经历，擅长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体裁，其作品主要表现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立功的豪情，描写了边塞艰苦生活，缭绕不尽乡思边愁，揭露军中矛盾，以及表现塞外奇异风情和民族融合，形成慷慨壮丽的风格，洋溢着昂扬的时代精神；中唐的李端、卢纶、戎吴、韩翃、柳中庸、陈羽、张籍也都创作了一部分边塞诗。但这一时期的边防士卒，由于连年的内外战争，卫国立功的英雄气概已经相当淡薄，而厌战之心、思乡之情却极为浓烈，因而反映到诗歌作品中来，往往感伤多于乐观，凄凉多于雄浑；崛起于岭南的张九龄等、中州作家群的杜甫、韩愈、生于河南新郑的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贺、李商隐等，都开始以地域群体的阵势活跃于文坛；秦晋作家群的王勃、王维获得世人的注目，明人李东阳指出：“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丝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唐太宗李世民“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一语，正是对三晋地区重要地位的高度概括。但是，巴蜀作家，则以明显的群体特征，挟带着大盆地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以鲜明的巴蜀人文性格，崛起于文坛，甚至成为唐代文学成就和特色的标志。另外，入蜀作家以《琴台》为题的就有岑参、杜甫、卢照邻、高适、孟浩然、李商隐，写三国蜀汉题材的有杜甫的《咏怀古迹》、《八阵图》《蜀相》，刘禹锡的《观八阵图》、《蜀先主庙》，写蜀人的如“怀李白”、悼念陈子昂、追怀扬、马、严君平等的名篇，其他如绘蜀中风物、记蜀事如“人日”茶事、神话传说和聚焦于三峡题材的写作狂欢等，几乎是所有唐代作家努力的领域，这对巴蜀文化文学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盛唐的雅量、仁爱和宽广的胸襟，容纳着叛逆的才子——李白那伟大的奔放不羁的文化创造，也成就了盛唐，甚至被人指认是开启了宋词的“百代词曲之祖”（此说争议极大，但据晚唐花间词人和南宋黄升的看法，此说可信）。按钱钟书的话来说，“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以陈子昂、李白为首的巴蜀作家对唐代文学的贡献，于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