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物产条件为巴蜀科技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为解决高山峻岭阻隔，巴蜀先民又成功地发明了栈道索桥（笮、绳），将中国远古交通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巴蜀地区在井盐开凿、天然气（火井）技术开发上，也走在世界前例；加上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巴蜀水利工程的成功，成都、广汉等城市的形成，巴蜀古代文明于此达到一种辉煌。成都十二桥“羊子山土台”建筑群的发掘和广汉“三星堆”文物，以及“金沙遗址”的发现，都确证着古蜀城市文明的规模巨大。可以说，正是由于有着如此丰富的物质前提以及发达的科技文明程度，才能产生“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辉煌以震惊世界，“三星堆青铜文明”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在华夏上古时期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
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巴蜀大盆地，兼有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四种地貌，分别呈“盆地紫色土”，“盆边山地黄壤”、“攀西山地河谷红壤”和川西“山地褐色土”等地表裸露形态，为人类意识初萌提供着一个繁复多姿的客观景象，又由于四季分明，自然植被四季代换不穷，为人类美感心理机制的形成准备了繁复多样、缤纷多姿的审美客体，这些具体的客观存在，决定着生息其中的巴蜀先民从开始具有“人”的意识时，就处在一个天然的审美场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特色和文化美学意识的价值取向，就在这样的客观物质前提下，被决定、被模塑着，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种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如史籍所载并经地下出土文物证实的“椎髻左衽”民俗风习，就是巴蜀先民在发型、服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特定审美倾向的体现。无论是巴地的双椎髻还是蜀地的单椎髻发型，都与当时本地的陶器、铜器型制的高、尖（如小平底和尖底罐）造型相一致，从而与中原地区崇尚鼎、盒及与荆楚地区偏好鼎、敦一类厚重、稳固、合比例的器物形制构成鲜明对比。窄长细似柳叶的“巴剑”和窄长无胡的三角援“蜀戈”，都饰有手心纹、虎纹等繁复花纹，这种喜好华美的审美取向，区别于北方民族尚质朴节俭“实发实秀、实坚实好”（《诗经·生民》）的审美标准。巴蜀上古文化偏好华美精致的美学观念，较典型地体现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其中又以青铜人面像和人立像为最具特色。着眼于光影透视，以色彩绘饰和雕刻并举，都典型地体现着巴蜀文化美学对具象的重视和对艳秾华美价值标准的偏爱。这种文化美学观念运行流布，影响甚深，制约着后世巴蜀文学艺术的表现特色。
（第三节）巴蜀审美文化
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复多姿的美景，铸造着巴蜀人对美的敏感心理机制，决定他们的审美创造特色，“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以“基本上符合中国人的身材比例和一般的艺术表现采用的造像量度”，体现着对“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对人体各部分甚至脚踝的细节雕塑写真外，还突出地使用了彩绘着色技法，在眉毛、眼眶和颞部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间画出很大的圆眼珠，口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则涂抹着朱色，这正显示着巴蜀先民偏爱艳秾色彩和艺术华美的美学观念。从这些青铜器和人像绘刻的龙纹、异兽纹、云纹和服饰的阴线纹饰中，从其中表现的绚丽多姿的色彩绘涂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文化美学对精美形制和艳秾华美的追求和表现特征。这种美学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产物，与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实用为美迥然不同，同时又在地域风俗习惯中被不断强化和复现着。
“巴寡妇清”三代经营朱砂矿而“富敌祖龙”，致使一代雄豪如秦始皇也不得不“筑台怀清”进行笼络。按当时的科技水平程度，朱砂矿最主要的用途应该是印染颜料和化妆品材料。巴寡妇清那宏大的经营规模，实际上正是巴蜀民众对色彩和颜料的消费规模而决定，正是巴蜀民众对色彩艳丽华美的消费需求，才有巴寡妇清那富可敌国的生产盛况。“西蜀丹青”成为秦宫贡品，也正说明巴蜀对色彩的敏感和颜料生产工艺上所达到的领先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汉代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皆居全国第一，广汉、成都被汉朝皇室指定为漆器生产基地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其基本色调为红、黄、黑、棕、绿等浓烈色调，且“花纹精致，色彩斑斓，华而不浮，缛而不艳，轻灵幻美，悦目怡心”，“奇制诡器，胥有所出，非中原燕赵三晋古墓中所有者”，因而受到世人广泛喜爱甚至远销日本、朝鲜等国家。扬雄《蜀都赋》曾极尽繁文丽词地夸耀道：“雕镂筘器，百质千工”、“百位千品”。而汉代就以“细密黄润”的蜀布行销全国，甚至远至西亚地区，则是人们熟知的例证。唐代蜀锦更是以“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的细腻艳丽而再次显现着巴蜀人对美的高度把握。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晚唐花间词”群体及其表现的艳秾华美文风，可谓极为自然。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相如等汉代蜀籍赋家那穷形极相的夸饰、铺张扬厉的铺陈和华美艳丽文风的真正原因了。司马相如论及作赋之法，曾以“含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为喻，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结构艺术、语言艺术的形式美，这也体现着巴蜀美学意识华美艳秾标准对其创作的直接作用。
即如“忧患苍生”的杜甫，入蜀之后也被俗风所熏染，“入乡随俗”而诗风大变，其“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和诗艺的精美化，正有着巴蜀文化的熏染作用。
从以上物化形态的器物，我们就可于中发现创造者的审美思维特征。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言，“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马克思语），正是由于普遍而强烈的审美消费需求，才有对精致华美艳秾形式美的生产和规模的宏大。“邛三彩”的艳丽以及绵竹、梁平年画以艳丽色彩而行销各地，也正说明着这种地域审美价值标准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在文艺美学意识达到自觉的20世纪，郭沫若对“文艺的全与美”的强调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何其芳创作思维中浮现的那些“色彩、图案”的艳丽意象，都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地域美学积淀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复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在四周阻隔的大盆地中，这种“条件”的作用尤其浓厚而强烈。
文学，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现象，作为一种精神范畴的创造，它首先呈现为创造者的人文性格特征。中国文学流布历时最久的样式是诗歌，而诗歌则是最能体现作家性格气质和精神的艺术话语方式。从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完全定型的汉代开始，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卓文君等，就以大胆冲决的创造进取精神，对文学创作特征的准确体认和对大汉声威时代精神的表现，以汉大赋的艺术方式，成为汉代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言人。历经魏晋李密、唐之陈子昂、李白、雍涛，五代西蜀花间词人、宋代三苏、元明清的虞集、杨慎、李调元，到20世纪的郭沫若、何其芳和世纪末的“巴蜀新生代诗”群体，莫不因其大胆冲决、反叛、创新和强烈的个性情感表现而震惊世人，其作品皆以鲜明的自我意识表现和坦率真诚吟咏生命体验而积淀为中国文学的范式精品。因此，我们对巴蜀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历程的探寻，应首先从巴蜀大盆地的人文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和表现方式开始。
总之，巴蜀文学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发生、运行和繁荣壮大的，它既是巴蜀大盆地特定气候、自然地理地貌和物产条件等客观存在的结果，又是影响、制约、规范、导引后来巴蜀文学发展运行的种种特征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决定着意识及意识的物化形态——反映的内容和形式，而“反映”的物化又是后代人承接的一种新“存在”——第二自然。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一种文化传统和氛围。大盆地的四周阻隔又使这种文化氛围自成体系地运行流布，并作用影响一代代作家而愈益深化，使巴蜀文学的地域特征愈益明显。例如从唐代蜀中“杂剧”（时有“戏剧在蜀”之誉）到清代“川剧”的发展历程，即是典型体现。物产的丰裕使巴蜀文化文学发展有着优越的经济基础，使巴蜀人士有充裕的条件去冶铸青铜器物和精雕细刻地创造出漆器、蜀锦等形式精美、色彩艳秾的文化艺术品。这些，又与蜀中美丽多姿繁复多样的山水花草景观，共同冶铸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养成着巴蜀文人对文学形式美偏爱和艺术审美自由取向的特征。汉代成都“说唱俑”那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和神采飞扬的造型，不正是说明这点？位居西南一隅却经济实力雄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巴蜀人虽远离北方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却不甘心常居“边缘”地位，他们总是寻找机会去大展才华，以大胆冲决、创新一切的豪气而常常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代霸主。这种地域人文性格正是巴蜀作家层出不穷且彪炳一代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地域文化性格，巴蜀文人方可在历史剧变、文化转型和文学变革转折阶段奔突而出，成为一时俊杰，甚至开创一代新风。
（第四节）地域人文性格
人，是具体存在的产物。在人文文化范畴中，人文精神又是对人类创造活动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巴蜀地区远离中原而长期处于中央政权和主流统治文化的“边缘”状态，长时期被轻视为“西僻之国”，却又因物产丰足、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常居“戎狄之长”地位，其间还常因“蜀山兀，阿房出”的巨大财力、“扬一益二”的经济优势和“比之齐鲁”的文化繁荣状况而倍增骄狂之态。一方面，因“山高皇帝远”的离心作用与中原中央集权统治及正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疏离，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给自足、无需外求的物产经济实力而滋生着“夜郎自大”的骄狂意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在各个历史剧变阶段和转折关头总是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地域人文精神状貌，巴蜀民众对之自诩为“世浊则逆，世清则顺”。历代流传的谚谣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正是将巴蜀大盆地视为一个孕育危机的险境，《隋书·地理志》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说：“蜀人好乱，易动难安”。晋代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在追溯巴蜀大盆地人类历史初期时，也特地强调过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表现特征：“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是以蚕丛自王，杜宇自帝”，以之说明巴蜀人文精神那喜好标新立异，敢于大胆反叛权威和勇于自作主张，不乏偏激骄狂之态等地域性格特征。
其实，常璩著《华阳国志》暗含这样的心理动因：正是对秦汉统一中国尤其是思想文化大一统后，巴蜀地域文化被遏制而逐渐消亡状况的一种忧虑，从而有意识地去整理、重构巴蜀历史文化——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族群的“寻根”和历史叩问，正是这种心理动因和“寻根”的价值选择而决定了《华阳国志》的内容和文化学价值。这种地域文化寻根意识并非仅有常璩，也表现在常璩在写作中引述过的前辈和同代如扬雄的《蜀王本纪》、《蜀纪》和《扬雄纪》、谯周的《蜀本纪》、郑伯邑的《耆旧传》中，以及他所读到的司马相如、严君平、阳成子玄、尹彭城、任给事等的著述中，之后的诸如《蜀史》、《蜀梼阢》、《全蜀艺文志》等史学和文学典籍的问世，都是基于作者对自己地域文化的一种自豪和自觉地认同皈依等价值观驱动。
有趣的是，似乎只要是蜀人，就具有撒野放泼的话语权力，晚明人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就根据其祖上一点籍贯因由而自我体认为蜀人。他是如此为自己画像的：“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世，皆成梦幻……任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渴睡汉，为死老魅也”。在张岱的潜意识中，巴蜀士人似乎就是封建正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价值的天然反叛者，要张扬性灵和解放自我人格，就必须认同、借助于巴蜀地域文化性格。然而，张岱作为一个饱学之士和文学家，既然有意识地认同“蜀人”的性格精神，巴蜀历代文化精英的性格表现和文化精神，如司马相如、卓文君、李白、陈子昂、苏轼、杨慎等的行为举止和创作个性，必然地对他有着厚重影响，价值标准的选择和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导引、规范着他的创作特色。也就是说，由于张岱的价值认同和模式选择偏爱，巴蜀杰出作家必然要对他产生一种范式作用，他的性格和行为表现方式，也有意无意地体现着蜀人模式。
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家，在描写蜀中武林门派时，无论是擅长使毒的唐门，还是青城、峨眉剑派，都被赋以阴狠、毒辣和性格怪异、功夫诡异等特征，并且笼罩着浓浓的神秘色彩，这正是外界对巴蜀的一种误读。在外部世界的意识中，巴蜀大盆地和巴蜀人文性格精神，似乎总是充满着神秘、怪异，总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