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晚饭后，陪孩子在舜井街上课，于“天地图书”选购回三本书。
夜晚灯下，翻阅何锐主编的《批评的趋势》，其中陈晓明文章，颇能引我的注意。
关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尤其是成就于那样沉寂中的文学作品。陈晓明先生于文章中所言：“个人开始过上了他自己的生活。”此一语，颇有点睛之力。但其前一段话讲：“这个时期，社会和个人的冲突减少了……”我认为其这种自觉是不很准确的，或讲并不符合九十年代的社会事实、
1989年之后，作为受教育者，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对于社会政治的虚伪性；或讲，关于政权和政治上的一切“正直、严肃、高尚”和“革命性、进步性、先进性”等诸如此类，凡以往用良好、美丽和优雅字眼所描绘或表现的这一些特色和性质完全相反的东西，即所谓另一面或说对立面上的毛病和缺陷，突然之间，在人们眼前和身心里面，都一下子都变得格外清晰、清楚、明亮、明白起来。而且，这种觉悟和觉醒，绝对不能归功于某些个文人或某一些艺术作品的提示和宣扬。因为在整个八十年代，虽曾有过这样的人物和类似甚或更为激进的作品；但他们却始终没有达到1989年客观现实的效应和影响。如果说任何一个时代，一旦社会及其民众不再有理想的执着，那必定是一种方向错误和危险信号的话。那么，这里所说得那种“效果和影响”，就在于社会和民众身心中，一份原本就开始动摇并加以怀疑的社会理想一下子幻灭了。进而，在人们心目中敬若神圣的国内外先哲、导师和旗手们，一个个并非是自觉自愿地走下了神坛，而是被人们在头脑或心灵深处的圣洁位子上拉了下来，也可直说就是赶下了神坛。于是，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人们近乎疯狂地开始追逐实利，并自觉开始接受了对传统文化和现存道德的一切公开质疑或批判，甚至从行为举止上开始了大胆性背叛和故意性挑战。而且这些样子的背叛和挑战，即刻被当成了时髦和风尚，其先锋和带头人物也开始由此获得了显而易见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又通过金钱效力的增多，而极大地改观了这些所谓“进步”人物或人士的生活外观，并给予整个社会“吃、喝、玩、乐”娱乐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体验。
陈晓明先生仅是从文学其自身的发展上，尤其是通过不同时期的作品，来分析作者在艺术风格承接中的种种特色，并于此探讨中，预测文学艺术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其实，若离开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切针对国内文化艺术的分析和研究，都将是虚无的；而靠这种闭门研究，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必会短命的，他们也更不会真正有力促进社会的进步；甚至就这样一种思路和研究，都可能被排除在专业研究的圈子之外，则引不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除了上面一书外，另外两本，分别是付光明《解读萧乾》和余秋雨新作《行者无疆》。付光明对于萧乾的研究和宣扬，如果能够深入下去，倒是有可能成为撕裂国内如此政治态势下社会文化僵局的一个有利契机。
单就《批评的趋势》而言，虽然对于当前局面下，社会舆论被钳制和自由思想被禁锢的事实，在其文章中，也颇多微词；但里面却没有露出反叛和抗击的鼓动、策略及办法。然而，就在相关萧乾的书中，作者通过揭示萧乾的生平和事迹，尤其是其人其文和背景资料，依据活得现实对于近代中国七十年历程，给予了直面性的大胆评述。如果讲苏联在世界人民，尤其是发达国家面前，之所以失去了整体优势，根源或许在于其社会中民族利益的客观需求，超越和湮灭了社会理想蓝图的虚伪故作。那么，我们的问题可能将出在集团利益并没有顾及甚至就是一再伤害民族和大众意愿之问题上面。
仅就《批评的趋势》和《解读萧乾》这两本书，自以为今后的阅读应定在“民间作家”的方位，并远近“学院文人”之系列。另外，应倡导走“纯”文学之途，努力使文学目的和倾诉思想，与政治督导和经济自主活动之间相互协调一致；但三者之间，又必须相对独立于各自领域，彼此呼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地生存发达起来。
（2001年12月22日草。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