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30日周二
上周日去农村老家。仅从起居环境和饮食情况上简单对比，这“城乡差别”的距离，颇令人心寒。回来后，心情格外抑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东西，还是自己的前景和今后努力方向。
如何才能著书立说？书写日记十余年。时到今日，头脑中虽也有文章体裁和结构筹划，也有资料搜集和知识积累，但真正决意写作一篇立意及叙述均能得当的文章时，依旧感到无从下笔、困难重重。然而，当自我内心因有无名苦恼与烦厌唆使着，或读书学习中被某种真情实感迫使着去挥洒与倾诉时，却能生出来一些行文大致得当，而读来也还自然的东西。不过，这样“文章”的缺陷，在于零乱、浅显，仿若蜻蜓点水，一般论说不深刻、不全面和不系统。如何使这种心得、随笔或说情绪化东西，转为实用“有为”的文体，尚需在表达方法方式上，去着力探索和思考。
近来围绕鲁迅先生作品，所进行的文学指导性探讨。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学习和透视，衡量中国这块土地，于文学上，需要何样的“德、才、学、识”，才可以有所出路。
其实，自己之所以不容易被人理解，就在于外观庸常恬淡的生活中，内存有一种“不安分”、“不搭界”，甚至难与旁人沟通的狂想和妄作吧。
1993年3月31日周三
晚读《鲁迅作品教学问答》（秦亢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成都）。该书对鲁迅先生凡有影响作品，均一一详论之。其论述，是颇有见底的。但其认识，仍为一种单层面的分析与阐发。
《纪念刘和珍君》是高中课本中，颇须用力学习的文章。那句“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我耳鼓，甚或在笔端下，不知道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今日读其文，重温其事件背景和过程，依然惊叹哀痛之极！
鲁迅先生所言：“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交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鲁迅先生上述的言谈话语，道出了仿佛自清朝覆灭后，中国过去和现在社会中，都无法抗拒的某种类型的因果宿命。
缘于何故要四处搜罗鲁迅先生作品来读呢？其实，对此我一直很茫然，自己也说不出来个究竟。但今夜之读，却切实地感受到何谓思想和认识能够给人启发、教育和引导的力量。
回顾历史进程，都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事实：“社会事件/事变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若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去求生存、求发展、求创造，必须要懂得借鉴历史教训，尤其其中血的教训。唯如此，才能抓住事物变化的本质所在，有的放矢地指出和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才能促进和带动社会实质性的进步，而非遮遮掩掩、虚大于实的苟延残喘。
一个人物，如：鲁迅先生。在对其一生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事件之间的文字交流和记述研究中，结合时代背景，特别是历史事件，我们（尤其那些有意到社会中去“立言厉行”者）可从中学习、了解和觉悟到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性的杂芜、才能的玄虚及其限度、名利权势的短长与得失。借此来调整、校准自我努力的方位，寻到一个令身心平衡和心安理得的所在，而非总抱着“难得糊涂”般的轻狂，走南闯北，却又始终说不清楚自我为何有成，又为何成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盲目、妄言、妄行”，即不利己也不利人式的人或“人物”。
1993年4月1日周四暖
晚读《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齐鲁晚报》有言，伊朗落一陨石，重达22公斤。
1993年4月2日周五
一夜春风后，晨起惊讶地看到，除了桃花落英缤纷和丁香花饱满溢香外，昨晚尚且白毛稚幼的杨树叶，此刻已经绽开成型了。那清亮碧绿的色彩，着实让人心爱！
一切事物，包括人。且不论本质意义上如何，仅从外表上看，并非都是一点一滴慢慢腾腾地长大的。如同这春天的杨树，时逢佳境，一鼓作气，仿佛就在瞬间长大了许多、强壮了许多。这种变化，虽非质上的突变，但从其本身而言，到也胜过那突变哩！
读鲁迅作品，沉思其议论话题及其论说的口气和语调。不得不感慨，那时的社会尚能容许先生撰文生存。这一事实到也可作为民主、自由和文明社会的象征。
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收益颇深，特别在艺术思想、文学作为和社会认知能力上，确实有所提高和颖悟。中国“反封建斗争”，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需要比其它国家走更长的路。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位思想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创见和发现，只须有历史知识和清醒头脑就行。所以，本世纪五十年代后，人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盲目乐观，更尤其对领袖人物的神圣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是民众愚笨？还是领导者们故意在那儿恶作剧？”
在一个有悠长历史文化构成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劲有力的思想，去震撼并根植于民众的心灵，并依赖于此来匡正和实现社会文明的气象改造。那么，旧有传统惰性的思维，就会趁机来占据各个阵地，使其社会难以摆脱周而复始的可悲亦可怜的文化“宿命”。中国的社会变革，的确如同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指出那样：“需要一个真正通晓国民性的中国人，来承担起历史责任和宿命。”
1993年4月3日周六天气转冷气温0-9度
晚观电视。人大闭幕不过周余，但在这周末的中央和地方台，均出现了急于繁荣文艺的景象。由此，仿佛感到了“文艺开禁”的轻快氛围。虽深知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不容许乐观。但此春中国，在文学艺术上无疑已处于近年来的最低潮中，也由此确乎可以看到新作品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所谓“机不可失”，决非一相情愿的胡言乱语。
今日中国，如果公开倡导对“自由”的追求，一般人会顾虑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但若公开宣扬“自尊、自爱、自觉、自救”的话，到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当一个人，在其孜孜以求的事业上，切实可感到一种似乎已经无法再承受的沉重且痛苦的压力时，咬紧牙关再进一步，可能就是事业有成的最明智而关键一举。如同攀登泰山十八盘或黄山天竹峰，即将达顶点时，也是最常感疲惫、沮丧和苦痛的时刻。又如万米长跑，真正艰难并不在最后冲刺，而是在前面三千米、五千米甚至九千米的拐点上，一个人意志力是否够坚强，是否有毅力和耐心，是否有勇气和信念。在此，个人素质诚然十分重要，但能使素质和理想达到和谐境地的，唯拥有了经验认知后的坚定和理念成熟的信心，也才会有不断成功和有效技能的传授本领。
1993年4月4日周日
日续读鲁迅“书简”。本欲下周还书，但读思间，愈发见得“文学界”经常会发生的人情世故。
鲁迅所处时代，单就汉字形态讲，在中国广大民众当中，能够自由自觉去阅读的人或人群，其实很少的。而其中，真能释文解字者，大概除了学生和教员外，再者就是忙活“案牍”或纵横“官场”的缙绅仕宦了吧。如同今天一样，在读书、看报、撰文的人或人群中，纯粹为了“养性修行”或“借文字繁荣社会文艺”者少之又少，而更多的不过是娱乐感官、聊赖时光或与时俱进而已。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主要集中在1918—1926年间，也就是“五四运动”到“四?一二政变”，不到十年的中间。当时作者年龄，在37-45岁。从该“书简”中可知，在1930年左右，不断有编辑向鲁迅先生讨要小说稿件。但先生一再言，小说是需要有生活的。与此同时，先生的工作完全转入时事评论、人文轶事、古籍编诠、结集成册之中。在已读过的先生书信、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千余年来，封建专制烙刻在民族精神和行为个性上的那种虚伪、猥琐和残忍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悟得很深，参得也很透。正因如此，在其文学实践中，对于周围“文人墨客”们，所谓“知识行为”中所暴露出来的类似“劣根”的行为，他不单是深恶痛绝，而且给予深刻揭露不懈，而且拒不姑息迁就的。但是，中国究竟应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制度？社会应有一副什么样的生活画面？这种理想国式的哲学、政治和艺术上的构造与描绘，在鲁迅先生那里是不明确的。所以，先生一再告知年轻人，要永远寄希望于未来，要相信“走得人多了就会踩出一条新路出来”。而于此心境之下，他自己却兢兢业业，努力让国人能够真实贴切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和社会现状。
在与世界范围文化的比较中，鲁迅先生偏重于宣传和介绍德国和日本的知识性文化，或讲文化取向。但也热衷于对当时国际艺术领域中进步文化的引进与颂扬。事实上，关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应单从鲁迅先生自身经历和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上，来分析与研究。日本在亚洲的进步背景和地理位置，德国在欧洲近百余年来由整体落后到经济、文化与国力的整体奋进与综合性转变，都的确值得中国去比对和借鉴。
关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伟人、大家和名士们，作为后人无论对他们抱有何样希望、企盼和想象，甚或有怎样的亵渎言语和行为。后者，即使就是有失“理性批判”水准的极其浮躁的言谈或行举，但若其姿态和作为，真能激励并带来了社会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追求。那么，于九泉之下的圣人、先哲和烈士们，既不会因此再遭人间地狱般的煎熬，也不会因此去纠缠、报复或报应后人。但他们更可能会露着天使般的微笑，在天国迎接新世纪一个又一个开拓者，即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