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兵君要求对其作品“大批特批”的话,我不胜其任。只是觉得君之楼文的整个故事,可以成为“立人”、“立言”的经典小说。但目前状况,如上面两页节奏太快,近似流水帐了。
大约高中开始,我自己头脑中有时会浮现一个个故事,但往往开了头,却写不下去。原因主要是想说得话太多,思绪一乱,最初的设想无法连贯不起来,也就作罢了。近年来,曾想写世俗小说,但牵扯到亲情和友谊一直犹豫不决。
渴望沉溺于“象牙之塔”中闷头搞创作的艺术生活者,一直被批判为是逃避现实矛盾的反动分子。其实,这仅是针对人文艺术的社会地位及其性质认知程度上不同,甚至是关于文学艺术分门别类的划分上存在差别造成的。
近读(清)章学诚先生《校雠通义》和杨树达先生《古书句读释例》,从中了解并探寻到汉学界所谓“刘略班艺”书籍分类源流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成型的影响。读歌德作品中略晓得那时西方人要有“学问”,必须读习钻研美学、医学、神学和数学。而中国传统追求“学而优则仕”者必读“四书五经”。对此,我自己都曾经认真去做过。且不论学得深浅和收效高低,若言直觉感受,相关西方学问的人文书籍,要比我们传统的“子、史、经、集”,起码在人格形成上和意欲改观社会的志向方面,起到得影响和作用要大的多。在汉文化传统思想中,其表达和表现最多的是适应和生存,其眼光注重自己过去和现在的,远远多于未来。近代“五四”文化运动中,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一再批判的所谓“东方自大狂”、“母性文化”、“务实精神”等本质,可能就针对于此。
在阅读锡兵君书写的上面两页文稿中,有两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就很耐人寻味。
一、律师行业和法庭。因工作原因,近两年在与律师交往和于法庭答辩中,就见识了许多状况,也切实感觉到这一行当和圈子里面的问题颇多,甚至里里外外笼罩着一种讳莫如深且近似诡秘的大幕。但是,也只有真正置身其间,在那貌似深不可测、庄严肃穆的表象下面,却杂乱无序的完全是一派幼稚、滑稽和无聊的骇人景象。例如:开庭中,就在法官身旁坐着的时而可见、时而又不见的那两个陪衬者(不知其专业称谓,听说叫“群众陪审员”),其实际作用和意义就破费思量。
二、廉政和腐败。而今书籍和影视中反映出来的这方面问题,有多少是现实问题的“实事求是”反映?又有多少给予了真实有效性意见和建议?或换个说法,如果没有客观事实性的揭露和曝光,又何以会有积极建设性的思路和构想。
关于文化事业中“道”和“器”的问题,也就是成型或未成形的作品及其理论性探究等,大致是两个层面的事务。对此,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探讨文化进步和发展上的意义和价值中,所谓“对比和借鉴”办法,已决不再是一种猜测或假设性的问题了,而是其人文精神若须“升华”则必然要进入,并且是必须要亲历的道路。在“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化中,无论作品还是思想理论,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都可说是十分狭隘的。民国至于今,虽然受西方影响而来的“道”、“器”景色类似繁花似锦,但就文化艺术地位和影响力而言,却远远没能到位。俄国十九世纪人文思想和艺术品的繁荣,除了地域因素外,许多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果敢和勇闯,尤其是他们共同营造的社会氛围,在其民族精神建设上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甚至今天在那儿还会听到说:“莫斯科的每一个树叶上都写满了诗!”而中国唐诗宋词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为何从乡村到城镇国内始终未曾有过哪怕类似的一样说法哪?另外,德国发展史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因为歌德时期的德国,在社会环境,尤其生活现象、思想意识和个性品行中的诸多弊端和落后风貌,和我们今天都颇多相像。当然,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地区及其国家的发展和壮大,归根结蒂还在于: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以及诸多文化潮流,所给予的精神性激发。
上述所言貌似跑题,其实还是围绕着文化建设或言单纯小说写作目的而来。或许因为没有作家名利上的压力,或许缺乏崇高的献身艺术精神,或许就是没有才能和能力吧。总之,尽管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极其有限,但是凡中国人即便从狭隘个人利益出发,也会渴望社会环境和人际交流中能够多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和“美”在。
(2003年7月22日于《霍普论坛》“生于六十年代”与锡兵君关于小说写作的笔谈。2014年6月6日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