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界自然一致看好置地，因其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面对记者的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显得高深莫测，只是用自信的口气说：“等着看结果吧。”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大报纸纷纷用大幅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
请看当日《工商日报》对此事的详细报道：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竟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终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具有诱惑力，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和李嘉诚签订了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并决定两天后签订金钟站上盖协议。”
其他报章也对长实中标进行了大肆渲染，说这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贵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云云。
也有报纸传言，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并以此为借口，胁逼纽璧坚下台。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开始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就已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下了香港楼价的最高记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的最好业绩。
后来，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这两幢发展物业，总计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这个盈利水平，实际上低于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甚至还可以说是亏了。然而，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形象和信誉，而这恰恰是李嘉诚参与竟投的主要目的。
李嘉诚的“一飞冲天”，向全香港庄严宣布，长实不再只是一家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
李嘉诚和他的长实从此树立起了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也为取得银行的信任、股市的声誉，以及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的长江实业，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加速了拓展的步伐。
此一举，眼前看是亏了一点，但从长远利益看，实在是大大地赚了。
这就是所谓的战略眼光。自古高手作战，从不纠缠于一地一时之得失，而以大局为重，以最后之成败论英雄。
李嘉诚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取胜的秘诀在于：
其一，沉着冷静，保持低调，以麻痹对手的警觉。
其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其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次牵动全香港地产界乃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并没有太多计较眼前利益。
当时也曾有记者询问李嘉诚与地铁公司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谦虚地说：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3.循序渐进是通向目标的捷径
作为一名企业家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都要保持一种谨慎的姿态，要有一种蚂蚁精神。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坚持不懈，小溪最终也会汇成江海。李嘉诚这种蚂蚁精神即是循序渐进，变客为主，即要求经商者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局面为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其做人方法就是客方钻空子插脚进去，掌握对方首脑机关或要害部门，循序渐进，变客为主；或被动的一方，抓住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即在形势不利时，要争取时间，扩充实力，通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过程变被动为主动。“以弱制强”是李嘉诚极其擅长的一种与经营对手较量的战术，这样做的结果是：李嘉诚逐步强化自己的实力，反客为主，走向了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十分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非常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及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赞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对于人们的称赞，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的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时，沈弼就对李嘉诚有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这样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予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4.有钱大家赚
“钱靠大家来赚”是李嘉诚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要在商场上达到成功的彼岸光靠精明的头脑，而无法营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很难成事的。层出不穷的“外患”往往令商家疲于应付，最后倒入血泊之中。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条妙招就是多为对手利益考虑，让利于对手，实现双赢。所谓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朋友多了自然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武林至尊，杀敌于无形；商海至圣，不战而屈人。二者异曲同工。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仔细探究，不难从中发现其高超的商谋韬略，回顾其收购港灯的案例，就可得到“王者李嘉诚”的印证。
从1986年开始，李嘉诚就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为他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李嘉诚首先帮助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借壳上市，令中信泰富迅速扩张。
尔后，李嘉诚又帮助荣智健收购恒昌行，这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中资自此令香港股市刮目相看。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克绍箕裘，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己故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此时的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股，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惠——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有人评说，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已成为他以静制动、百战不殆的致胜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然而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非常熟稔。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当他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时，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行尊老前辈的心理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做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一生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是希望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