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上的六朝松
知道南京有一株六朝松，还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介绍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辉煌，特意提及这株六朝松，建议同学们去看一看。也许是因为南京的名胜古迹实在太多，也许是因为六朝离我们过于遥远好像没有谁真的跑去看这一裸老树。
真的去看六朝松，巳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几个朋友从鸡鸣寺出来，不知怎么说到了六朝松，竟然都没有亲见过，于是一齐感慨，身在南京数十年，明知为假古董的鸡鸣寺，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了，真正的六朝遗物却弃之不顾！于是一齐决定立刻补上这一课。进了当时还叫南京工学院的校园，一路问过去，突然地就站在了六朝松的脚下。说不上震撼，也说不上失望，当时的感觉，似乎是一片空白，渐渐的，面对这株老松主干的劲拔，冠盖的虬曲，筋节的斑驳，枝叶的萧索，平时关于六朝南京的零星感悟，居然连缀成片，悬浮在沧桑和疮痍这两个词之间。
人的心境也是很奇怪，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不过二十来年，与六朝至今的一千几百年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定要计算，也该是六朝离得更远了一些。可是朝觐过六朝松的我，再想起六朝却觉得似乎贴近多了。
很难相信六朝松的魅力会有如此之大。它几乎巳经被剔出了公众的视野。今天的文化传媒以至文化名人谈论六朝古都，无论立足于六朝金粉迈是六朝烟水，都很少涉及活生生的六朝松。市政府组织的“万人看南京”，和旅行社组织的“南京一日游”，都没有将六朝松列入观览。
内容。那样一株衰朽孤寂的老树，能说明什么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帝王基业，是后宫艳事，是寺庙轶闻，是秦淮胭脂……越是今日巳不复存在的东西，就越是为人所忆念。
对于六朝松，这很难说是幸或不幸。松是长寿的植物，深山老林中的松，当有早于六朝的吧？但在城市中，
在人对自然侵掠最为严重的区域，一棵松树能生活上十儿个世纪，巳是一种难得的侥幸。它的同龄物，有生命的不用说，就连与它所相对应的六朝时期的都市，都巳毁弃殆尽。南京名副其实的六朝遗迹，只剩下了风化斑驳的石雕。
一件石雕艺术品，完成之际，可以说是它生命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它生命的定格。此后在时光的销磨中，随风消瘦，随雨剥蚀，决无再生的能力。而那一株松树，却在不声不响、不忮不求、不屈不绕地生长着，一直长到身高三丈、腰围八尺一直长到色如古铜、干若精金；一直长到形神俱佳、物我两忘，仍在虚心地接受大自然有意无意的雕琢，至今还是一件没有最后完成的艺术品。
如此漫长的成长历程，在这个浮躁而速朽的时代，遭受冷落自不足为奇。这株生于六朝的古松得以长存，或许正因为当年的僻处一隅。如果它生在宫苑里，生在闹市中，生在要道旁，只怕早已灰飞烟灭。
所以它注定只能成为精英文化的一种标志。
当我第一次在原中央大学的藏书上，看到以六朝松为主图案的藏书票时，简直有一种绝望的钦服。我不知道这出于哪一位艺术家的设计，但其形象与主题的吻合，真可谓天衣无缝。书本，或者确切地说，它所负载的知识和学问，固然是人类智慧的长期积淀，同时也正应该是不断生长和更新的。
西方藏书票常用的图案是裸女，大约是表示真理无须遮饰的意思6而作为原中央大学的一种富于中国文化特色的藏书票，以六朝松为标志，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国早期的学校藏书票，如吴兴文先生所介绍过的1916年沪江大学书票和1920年代的两种清华学校书票，与此相比不免大为逊色。看到几种介绍中国藏书票的著作，居然都没有提到这种六朝松藏书票，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六朝松真是需要甘于寂寞的，连以它的形象制作的藏书票，竟也被冷落。
原中央大学的六朝松藏书票，我所见到的有两种不同的设计。常见的一种，票幅长九点七厘米宽六点七厘米，主图案由六朝松、山峦和初升的太阳组成；图案上方有“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字样，下方有分类号数”和登录号数”可以说藏书票所必须具备的要素齐全（图二）。另一种票幅长十三厘米，宽七点六厘米，类似的构图占据了整个票幅，而更富于水墨画的韵味；画面上没有文字T只在左下角钤有“中央大学图书馆”笨书朱文方印（图一估计后者的使用在前，时间也不会太长。
与照片上的六朝松相比较，藏书票上的六朝松更见苍劲，生机勃勃，可见艺术与真实总是有距离的。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藏书票上的六朝松，经过抽象与升华，已不再是现实中的本真具象。我曾向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建议，在百年校庆之际，制作些新的以六朝松为主图案的藏书票，作为纪念品。这当然不是出于对“六朝文化”或六朝古都的偏爱。
南京人口中爱说的“六朝文化”，也与藏书票上的六朝松有些相类，被历代文化人抽象以至想象的成分居多，且与历史真实已混淆得难以分辨。即如曾被视为六朝人物写真的《世说新语》，就早被人揭破其片面性。至于对六朝园林、六朝建筑等文化载体的研究，在实物无存、记载甚少的情况下，居然能做出煌煌大文来，实在是要让人惊叹的。古代的哲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六朝时的南京究竞是怎样一副情景，书读得越多，反而越觉模糊。也许是不再因无知而轻信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发现书中的破绽而反思的缘故，总之是经过这十余年的读书，六朝竟又渐渐地在离我远去。
常在眼中与念中的，便只有酿书票上的六朝松了。
《黄侃日记》及其他
第一次知道黄侃这个名字，是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去南京大学徐天徤先生家玩，见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的影印本。当时只觉得新鲜，遂向徐先生借阅。徐笑我向不读经，借此何用？我说正因为不曾读经，现在要补这一课。徐遂举以赠我。但我后来认其读的只有《毛诗》和《春秋》；对于季刚先生治学的渊博精深·领悟甚微。两年后读到《量守庐学记》，对季刚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才稍有了解；也知道了先生治学态度极矜慎，有“年五十，当著纸笔”的说法，却不幸就在五十岁那一年弃世，故生前著作写定发表者极少，而遗稿藏书又几乎都毁于兵燹。吴翟安先生的挽联中，曾有“最怜遗稿丛残，并世谁为丁敬礼”之句。瞿安先生于抗战期间病逝，未能到季刚先生的遗作得以整理出版，有此感慨，是很自然的。
季刚先生辞世之后，门人整理其遗作，陆续刊印问世，惜半个世纪中为数不多。《量守庐学记》中载黄焯先生《黄季刚先生逋著目录》一文，记载此事甚详。该文中还透露了一点关于《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的消息，说是“一九六三年从弟念田曾将此本寄呈董必武副主席转呈毛泽东主席”。二十年后因“经文句读难明，展转求得此本于北京历史博物绾，即交上海古箝出版社影印”。送此本入博物馆的，自当是毛泽东主席了。可见当时在伟大领袖的心目中，这类东西是该送进历史的》物馆里去的。
在中国内地，季刚先生著述的大规摸出版，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事情。这自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例证，也是季剛先生为中国学术界所重新认识的一个标志。我虽有缘陆续购藏先生著述数种，但是先生的许多学问，都远非我辈所能问津，尤其是音韵训诂和古文字学方面的著述，翻一翻都使人有自觉为文盲的感慨。我所能引为得意的，是淘得先生《曰知录校记》的蓝印本，封面且有龙揄生先生的题签辟疆先生惠存沐勖寄上”，钤白文朱泥“沐勋之印”此书由龙揄生先生赠汪辟通先生，是因为此书刊印之事，实由龙榆生先生一手操持。书尾有龙榆生先生跋，自述在季刚先生五十寿辰之夕，“侍宴于浣花酒楼”，季刚先生于席间举杯相嘱曰：“子往年为朱彊邨先生校刻遗书甚善，吾亦将以此事累子矣！”归家后检出《日知录校记》手稿及章太炎先生手书序文交给龙榆生，“并谆禺以刊印行款”。龙先生“当时颇心讶其出语之不祥”，后因改任中山大学教职，举家南迁，一时未能顾及此事，而季刚先生竟已遽尔辞世。季刚先生逝世周年，“诸及门会奠于南京量守庐，群议校理遗著，因亟1以此册付吴门写样，逾月刊成”，龙先生此跋作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曰”，则书成当稍后于此前引黄焯先生《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于《日知录校记》一书下注一九三〇年前后在上海印出，前有章先生序文”，时间、地点均误，
想黄先生落笔之际或未及查，《日知录校记·跋》书彩对原书。
同书所载徐复先生《黄季刚先生遗著篇目举要初稿》，于《日知录校记》下注“中央大学出版组二十，二年二月”，系此书的另一印本。徐先生还提到“《归纳》杂志二期，亦曾载此记”。则此书当时印行共有三次，
近读张晖先生所赠《龙榆生先生年谱》，记此事较详：“十一月十五日，先生刊黄季刚遗著《曰知录校记》于吴下，并作《跋》。此书蓝印本共印二百册，章氏国学讲习会代为发售。后抗战爆发，曰军犯苏州，版本化为灰烬，以是流本绝稀不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曰知录集释》（外七种），所附第七种即季刚先生《日知录校记》，且依雕版本影印，除版心稍缩，面目无异。该书末载潘承弼先生《日知录补校版本考略》，于《日知录校记》一卷下注：“今人蕲春黄侃撰。金陵大学先有印本。民国二十五年万载龙氏刊成定本”，又误中央大学为金陵大学。但潘先生以龙氏刊本为“定本”则是不错的，因为季刚先生曾批评中央大学出版组的印本“款式甚劣，讹脱甚多”。
季刚先生曾自喻为中国学术的“蜂腰屑微已甚，然不可断。断，学术其亡乎！”“屑微”固是自谦之词，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现在看来，先生不但是当时的集大成者，恐怕也是最后一代大师；而先生所寄望于后人的光大发扬，现在看来，则是十分渺茫的了。
大约因为先生的学问在当代巳成“绝学”，所以敢于谈论者甚少，倒是关于先生的一些真真假假的轶闻逸事，却在文化界流传开来，成为谈资甚或笑柄。我平素留心南京文化史料，就不时会遭遇这样的东西。季刚先生在此类描述中成为怪人甚至怪物，像他的老师太炎先生一样，他的口音难听懂，学问就更难听慊，于是此辈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必慊、不必听了。这确是当今文化界的成名提径，既想攀附专家学者以抬高自己，可对其学术成就又一窍不通，于是便竭力将其人“大众化”，通俗以至庸俗到说者能够随意挥洒，听者能够趣味横生。大师与“读者”在这一层面的“沟通”，令人心痛却又无可奈何。季刚先生生前常教导学生，学问无幸致之理，与其为千万无识者所誉，宁求无为一有识者之讥。作为季刚先生的传人，作为季刚先生的仰慕者，都是大可不必为先生争取那“千万无识者所誉”的。
谈论季刚先生的学术，我是没有资格的。我对于近现代中国大变局中的文人学者的观察，只能出于“史”的基点，而不可能是“学”的角度。所以在季刚先生的遗著中，我最为关注的是先生的曰记。当年读黄焯先生为《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所写的前言，知季刚先生的读书札记“散见于日记中，惜在抗曰战争时失去泰半”，心内十分遗憾，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后读《量守庐学记》，由《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得知，先生的日记虽然“手稿全失”，但尚存钞本十四种；复见程千帆先生《黄先生遗著目录补》中有台北学生书局曾出版《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及黄焯先生所编《季刚先生年谱》“已写定，待出版”的消息，不禁喜出望外，便期待着这曰记与年谱的早日问世。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十好几年。直到2001年初冬，才在一位学长的案上，看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万字的《黄侃日记》，当即打电话去该社同任晖先生联系，承任先生厚意，慨然应允赠我一部，遂欣欣然前往，携之以归，即煮茗捧读。
首先令人深为感慨的，就是这部书出版的艰难。陆宗达先生的《序》，程千帆先生的《后记》，都作于1986年11月。程先生记叙了这部日记整理工作的经过：
先师道山垂五十年，平生所笺识评校诸袼既次第流布，独日记尚未行世。同友生咸以为不可更缓，乃集议推唐君文、许君惟贤、王君庆元、吴君永坤整理拟印行之”；“四君既各毕厥功，命余覆视此整理搞完成于一九八六年，原已议定刊印，因故多年未克付梓一今承江苏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得以刊行，而十余年间陆颖民、殷石臞、高仲华三先生先后归道山：整理者之一唐文亦不幸于一九九二年因病辞世，均未得见成书，实堪伤之？“实堪伤之”的还不止于此。《附记》之后，又有吴永坤先生2001年2月所写的《附记之后》，开篇即说：
大老师季刚先生的《黄侃日记》，时历十五我，两易出版社，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问世了。于役《黄侃日记》的两代学人，不仅整理者之一的唐文君，且作序的恩师颖明先生、写后记与附记的程千帆先生也先后扫道山，《曰记》于世未及见书后版权页标示2001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实则到11月才面世至于曾寄望于这部日记的研究者和读者，又有多少人“未及见”，就无法统计了。
《黄侃日记》全书八十余万字，现在能够见到的季刚先生日记全部收录在内，始于1913年，1928年之前各年残佚较多，以后的则基本完整，一直到先生逝世前二日辍笔止。与当代某些“名人”专为出版了给人看的伪“日记”不同，季刚先生的日记则是个人生活、思考、学习、研究以及与外界交流的忠实记录，心地坦荡，全无矫饰，所以是后人了解这位国学大师心路旅程的可靠因而可贵的材料，也是后人了解其同时代人物或事件的可靠而可贵的佐证。如果细细梳理，很可以藉此做出不少漂亮的研究选题来。
季刚先生曾对学生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他身体力行，日记文字典雅，内容极为丰富，有生平经历、交游行踪，也有忧国之情、悯民之心，可以说是一位学者视野中反映出的时代记录；当然更重要的是先生的读书心得和治学手记，诚如王永坤先生在《附记之后》中所说，日记的中心是一个书字，“访书、订书、购书、理书、借书与还书、翻书、点书，钞书、评书、讲书、写书”。所以这部日记不但是研究季刚先生生平和思想的最可靠的材料，而且是研究国学尤其是“章黄之学”的重要原始资料一从中既能够了解季刚先生的治学途径、态度和精神，某些学术观点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也能够了觯他对于诸多事件与人物的真实看法，曾为某些人有意无意以讹传讹的问题亦可得以澄清。书后附黄焯先生所撰《黄季刚先生年谱可与日记两相比照阅读，纲目更为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