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淸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淸王朝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从曾国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人士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曾国藩生于优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人局，勇于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认为，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躬身人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远大的理想，必须做官，而且要做大官。曾国藩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躬身人局的理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所有的躬身人局，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大局，还是发家致富的小局，通常都有一定的进人代价，经济学中有一个专业概念——进人屏障。
清政府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汉内外有别。汉人做高官往往是摆设，大淸王朝的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汉人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在朝做官，尽管位及二品，却发现自己很难获得皇帝的信任，向皇帝推销自己经世致用的方案，仅仅成为皇帝沽名钓誉的装饰；稍微重一点，差点落个革职查办。曾国藩终于明白，尽管做了高官，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不可能。欲成就自己的理想，非成为清王朝的“救火队员”不可，也就是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拥有了重兵。但皇帝也很高明，一直不给予曾国藩带兵的名义和地方的实权，使曾国藩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让大清皇帝对自己放心。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皇帝对自己放心，因为“救火队员”资格的决定权一直在皇帝手中。做事都有资本，做大事必须有大资本。曾国藩作为大清王朝的“救火队员”做，余以后再有函商之也。
应敏斋所兑号票银虽止一万二千，而言明可用二万两，计别敬用万六七千，尚有三四千作盘川，尽足敷用。小舫此举殊为多事。尔亦不宜寄来，姑带在身边可也。
日内途次平安。三十日小雪，恰与丁中丞在齐河会谈。今日至刘智庙，已交直隶境。兹将二十二以后九日日记寄去，尔速寄澄、沅两叔一览。余久未寄湘信，甚歉甚歉，过保定再寄耳。此嘱。
涤生手示十二月初三日
【点击】
曾国藩绝非一般俗人之处在于，能够凭他在官场上的眼力，看出大清王朝死气沉沉的病症，他希望国家变得铎盛起来。因此，洞察时势，图变自择。
【综述】
开启洋务运动之序幕，世变也，以变求不变。
曾国藩非常明白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洋务运动序幕之中。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敗以来，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是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于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恭亲王奕沂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诉，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下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这时，曾国藩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更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六万八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脤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的，这次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使曾国藩丧失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让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職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年），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
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李鸿章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人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髙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瞥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19浬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浬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甚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号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任着重要的任务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人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师人才。局中另设“翮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箅学的华蘅芳、徐寿等加以笔录。译成的书，即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
同治末年，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年，则多达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也由制器船炮扩及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至军事、医药等书。国内各地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而获得的。而这一点知识的种子，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等人所播下的。
同治九年，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遭受极大的打击。但即使在众口交诋、心力俱瘁的情形之下，他仍念念不忘为清廷培植一批人才，奠立一点他日得以自强的根基。
是年容闳向他提出一套选择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12至14岁的聪颖幼童30名，共120名，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依次回国服务。如果成绩良好，以后即着为定例，每年照数派遣。
如此则中国今后富国强兵的人才，可以不假外求。曾国藩表示同意，随即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会衔人奏。及曾国藩回任两江，清廷已批准留学计划。
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与容闳等乃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详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虽然同治十一年春间，曾国藩不幸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仍于是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率领，启程留洋。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贯彻。不过就在这120名留学生当中，已颇造就了一些人才。例如唐绍仪、詹天佑、容揆、梁如浩、梁敦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它为古旧闭塞的中国社会，开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的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等奠基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遗留学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凭着他的大力支持或指导擘画，才得以顺利进行。
这些工作，就当时而言，成效实在不很显著，甚至由于甲申（1844年）、甲午（1894年）的两次对外作战失败，有人还认为“自强运动”是彻底失败的。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自强运动”所展开的每一件工作，影响都是非常深远。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至少已使停滞了数百年之久的老大帝国，开始艰难地举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了。所以有人说：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洋务之父。
心得
中国要讲求自5S，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