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与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叶赫纳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赶回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太后和皇上抓了大臣，为何还叫政变
辛酉政变是由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醇亲王等皇族势力抓捕顾命八大臣的事件，既然是君抓臣，那为何还称之为政变呢？下面来分析一下原因：
一、咸丰遗诏：“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兹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匡源、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二、咸丰崩后，两宫和八顾命议定“章疏呈览”谕旨，并明诏下发：“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拟定，经两宫皇太后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两印，以为凭信。”
三、由此看来，所有谕旨只有经过顾命八大臣拟定和两宫盖印这两个步骤才能生效，缺一不可。换言之，顾命八大臣拟定的谕旨若无两宫掌握的“御赏”和“同道堂”盖印不算圣旨；两宫虽然掌握圣印，但是无权拟定谕旨，也不能委托除顾命八大臣以外的任何人拟定。
四、而当时谕令解除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一切职务时，用的是早在热河期间就由醇郡王奕譞偷偷拟好、两宫偷偷盖印的谕旨。两宫偷偷盖印勉强说得过去，而醇郡王奕譞拟定的谕旨则不具法律效力。所以就发生了载垣、端华被恭亲王拿下时发出的厉声斥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恭亲王拿出的谕旨虽然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它确实是个的的确确的伪诏，也就是不合法的假圣旨，用现在的流行法律界说法就是程序不合法。因为圣旨不合法，所以尽管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抓捕顾命八大臣看似为合理的君抓臣行为，但确属于政变。
慈禧处死顾命大臣肃顺的理由
l861年11月2日（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改“赞襄政务”为“垂帘听政”，从此统治清王朝近50年。
政变就要流血，同年11月8日，由咸丰皇帝临终前任命的8个赞襄政务大臣中的3位御前大臣被杀：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为斩立决。
杀人是要有理由的，究竟给肃顺等人加什么罪名呢？拟旨时遇到了难题。初欲照和珅例罗列罪状。查抄结果却发现肃顺各处家产总计不及20万，只有和珅的五百分之一，还不到奕财产的十五分之一，致使奉命拟稿的曹毓瑛“思索竞日，周纳无词”，觉得实在无法以贪污纳贿罪惩处肃顺等人。慈禧太后只好在其他方面大做文章，最后终于想出如下3条主要罪状：
一、造作赞襄政务之名，诸事擅自主持，且抗拒垂帘建议，目无君上。这一条是扣到肃顺等人头上的不实之词。赞襄遗诏至今犹存，造作之说根本无从谈起。且肃顺在代理的诏书中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朕何敢易祖宗旧法？”对此慈禧、奕等人谁也无法提出一条可以驳倒的理由。
二、肃顺擅坐皇帝的御位，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这一条更是子虚乌有，人证物证皆无。
三、把持一切事务，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这一条却查有其事，说成大白话就是：当日肃顺竟敢不给慈安和慈禧两位娘娘饭吃，这难道还不该杀？
1860年9月22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在肃顺等人的劝说下，匆匆布置恭亲王留京与夷人周旋，自己旋即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逃难不能叫逃难，得换个词儿，于是就用了“秋狝”的说法。
此次逃难，路上花了8天时间。皇家排场大，逃难也不例外，帝后以外，宗室、宫女、太监、大臣加上卫队，足足几千号人。由于没想到英法联军这么快就能打到北京，甚至都没想过万名联军竟能突破十几万“八旗精锐”的防线。准备工作自然很不到位，途中所需的食物储备尤为不足，不敢奢谈让大家都吃好，至少要做到尽量调剂，别出现饿死鬼，这便是逃难指挥肃顺的首要任务。
当然，再苦不能苦皇帝，肯定得让咸丰皇帝吃饱、吃好；其次得让慈安、慈禧两位娘娘也吃饱吃好。可是，肃顺只让天子一人享有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其他人都得遵守节衣缩食的战时规定。于是，出现了慈安、慈禧“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的局面。更可气的是，肃顺借着给万岁爷解闷的机会，与咸丰同进御膳，酒足饭饱之余，却对饿得奄奄一息的二位娘娘视若无睹。娘娘们实在扛不住饿了，乃向他下达改善伙食（“传取应用物件”）的懿旨，如前所述，肃顺竟“抗违不遵”，愣没让姐俩沾到半点油星。
肃顺在逃难的路上拒不给娘娘饭吃的恶行严重损害了两位太后的身心健康，令她们终生难忘。但没想到的是，一年后，这等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事倒成了立斩肃顺的一条过硬理由。努尔哈赤亲侄，清朝开国勋臣，铁帽子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敢与太后争高下，敢和洋人拍桌子，敢称旗人混蛋多的御前大臣——肃顺，就这么被慈禧给斩了。
左宗棠收复新疆威慑敌军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边疆，一直怀有野心，一旦有机会，就想将中国的边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他们的殖民地。
19世纪60年代中期，新疆各族民众在西北回民起义的影响下，发动了反清起义。一些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便利用反清浪潮，称霸一方，形成了好几个割据势力。占据南疆的民族败类金相印，为了能够取胜，竟向原来藩属中国的中亚浩罕汗国求援。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机出兵，占领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等地方，后来干脆自立为王，建立了一个名为“哲德沙尔”的汗国，想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
这个时候，正在中亚争夺霸权的英国人和俄国人，都一眼看中了阿古柏，想把他作为肢解新疆领土的工具。特别是俄国的沙皇，他不但明目张胆地支持阿古柏叛乱政权，而且在1871年打着代中国“收复”领土的幌子，居然出兵占领伊犁，甚至还自说自话地把伊犁划为俄国的领土。
西北边防危机重重，迫在眉睫！全国民众纷纷要求出兵，收复新疆。可是，在清廷内部，却对要不要收复新疆产生了不同看法。北洋大臣李鸿章竭力反对，他说：“新疆地方大，人又少，每年要花去三百多万银两的军费。用这么一大笔钱去换几千里的贫瘠土地，实在是划不来。再说了，与俄国人打仗，我们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但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收复新疆，他据理力争道：“新疆是中国的西北门户，如果我们放弃了，那么，非但甘肃、陕西有麻烦，而且蒙古、山西从此也将不得安宁，就连北京城将来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他恐怕别人说他贪功，所以又特别强调说：“我是一介书生，高官和厚禄，我连做梦也没想过，难道会有立功边疆，望得大恩的打算吗？更何况我已经是快要入土的人了，又怎么能够不自量力，抢挑收复失地的重担呢？只是我考虑到，新疆如果不收回，就会麻烦不断，后患无穷，这点报国忠心，不敢不尽啊！”
经过激烈的争论，朝廷最后接受了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的意见，并在1875年5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负责新疆军务的统一指挥。这时候，左宗棠已是65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仍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出征。其实左宗棠对平西也没有必胜把握，但这个不服输的人决心不惜老命赌上一次。他将一口黑漆棺材带在身边，打算不成功便成仁。
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左宗棠为了速战速决，采取了先围攻北疆，再出兵南疆的策略；而围攻北疆的时候，又集中兵力，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在他的指挥下，西征军立即向乌鲁木齐挺进。
守卫乌鲁木齐的是投靠阿古柏的叛将白彦虎。清军的先头部队趁夜发动猛攻，一举占领了乌鲁木齐的外围据点古牧地。阿古柏知道消息后，连忙派兵增援。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清军最终打败阿古柏的援兵，收复了乌鲁木齐，还一口气攻克了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白彦虎慌忙败逃南疆。
随后，左宗棠马不停蹄，向盘踞南疆的阿古柏军队发起总攻。清军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就突破了阿古柏设置的一道道防线，连续攻克达坂、鄯善、吐鲁番、托克逊，消灭敌人一万多。
英国人见势不妙，耍起“调停”花招，想让喀什噶尔变成保护国，并通过清政府向左宗棠施加压力。左宗棠不予理睬，继续追击残敌，阿古柏被打得东躲西藏，最后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带残兵败将逃到俄国境内。
就这样，左宗棠前后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就凭着这股勇气，左宗棠1875年出兵，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便平定了新疆。新疆收复后，左宗棠挟全胜之兵威，1880年同俄国谈判，从俄人手中收回了伊犁，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泽智斗俄外交官
左宗棠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但伊犁这个新疆的西部重镇却还被沙皇俄国霸占着。原来，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清政府多次要求他们归还伊犁，沙俄总是寻找借口，赖着不走。
但是，左宗棠指挥清军，连战连胜，不用两年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于是，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去俄国同沙皇交涉伊犁问题。
崇厚十分昏庸无知，他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么都解决了，结果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他擅自签订了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结果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怒。清廷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怕与俄国人打仗，主张妥协，接受这一条约；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要求修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把失去的主权收回来，同时做好开战的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就在战场上与俄国决出个胜负。左宗棠说到做到，积极备战。他分兵三路，向伊犁进军。
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抗议声和爱国官员的坚决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职，交给刑部严加惩处，不久又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去俄国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1878年担任驻英、法公使。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显得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
格尔斯故意拖时间，不作答复。曾纪泽就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了人来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一千二百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沙俄又交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但是，清朝政府的赔款却增加到了九百万卢布。
刘铭传击退法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