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7月，刘铭传到达台湾，他实地考察了台湾的许多地方，深入了解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交通状况，然后向清政府提出了10条建议。主要是在台湾沿海港湾设防，改建扩建炮台，筹组海军，改革长江水师，整顿和加设兵工厂，购买洋枪洋炮，开设译书局翻译西洋各类图书等。有些建议的内容，如在台湾沿海设防、改建扩建炮台等，他在上奏章的同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已经着手进行，因而加强了台湾的防御力量。
8月5日，法国军舰开炮轰击台湾基隆炮台，企图登陆。刘铭传先按兵不动，乘法军登陆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反击，打得法军狼狈逃窜，不是被打死，就是落水丧生。这一仗歼灭法军百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由于李鸿章的错误决策，在福建的中国海军被法军打败了。
福建海战结束后，法国军舰又一次进攻基隆。刘铭传在前一次基隆战役后已进一步加强了防卫，他在基隆山后添设了炮台，用猛烈炮火向法军反击，又一次打退了法军。法国军舰转攻淡水厅（现在的台北市）城外40里的沪尾。刘铭传立即带兵赶去支援，在激战中又大败法军，消灭法军400余人。基隆、沪尾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法军侵占台湾的企图，保障了台湾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将原先隶属于福建的台湾改为行省，将淡水厅改名台北府，作为台湾的省会，派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认为，台湾是东南海防要冲，自己作为首任台湾巡抚，责任十分重大，就下决心努力建设台湾。他把原先向朝廷的建议在台湾付诸实施。首先清丈田亩，教农民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然后发展商业，恢复扩充基隆煤矿，修筑从基隆到新竹的铁路，架设电线，又开办了兵工厂，制造枪炮弹药，建筑炮台，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还在台湾各地兴办学堂，建立保甲制度。刘铭传的种种做法，使台湾的经济、文化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防卫力量也大大加强。清政府为了表彰刘铭传的功绩，于1890年提升他为兵部尚书、海军衙门帮办。繁重的政务使刘铭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过度劳累终于使他病倒了，他不得不在1891年再次请求辞职回家养病。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一连下了几道诏书，叫他带兵到前线杀敌。刘铭传自己也想继续为祖国效劳，为反侵略出力，可健康状况使他力不从心，他的病势已十分沉重，长时间卧床不起了。但他十分关心战局的发展，不断打听前线的情况。第二年，前线屡次传来失败的消息，刘铭传听了连连叹气，终于怀着满腔忧愤离开了人世。
刘铭传努力建设台湾，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日本对台湾的野心。现在台北新公园里刘铭传铜像下面的石碑上刻有一段记载：当刘铭传搭船即将离开基隆港时，刚好有一艘日籍商船要进港，刘铭传望着日船感慨地说：“他日祸台者，必倭也！”回大陆后，刘氏为了解日本国情，还曾聘请一位日本名士仓信敦在幕中，但不让这位日人参与军务。闲暇时和他下棋，询问有关日本的风土民情，以有所准备。当听到清廷户部奏请十年内海军不要增加新的军舰，而把经费挪移去修建颐和园时，刘氏痛心地说：“人家正在谋害我们，我们自己又把藩篱撤去，这样看来，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清官左宗棠
在风气恶浊的晚清官场中，左宗棠是一位十分廉洁的封疆大吏，与历史上那些享誉千载的“清官”们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史书上说：“且不论李鸿章、曾国荃，即彭玉麟之以清廉夸示天下者，对之以有愧色焉。”
早在左宗棠“发迹”之前，还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幕僚，仅仅是一个“临时工”的时候，有一次，长沙城里一个姓常的富家子弟杀了人，应该偿命，因为是独子，常家不惜血本，在衙门里上下打点，想把事情摆平。左宗棠坚持这件事情应该依法办理，常家听说后又气又怕，就专门请人找左宗棠疏通，但没有作用，这位常公子最后还是判了死罪。
左宗棠当了二十多年总督，每年仅养廉银一项就有两万两之多，可他临终时的全部家产，只有两万五千两。与他地位相当的李鸿章，“绝世时有私财四千万两”，两人稍作比较，就不难体会其间的差距之巨大了。
左宗棠在闽浙、陕甘、两江总督任内，都曾对吏治进行过大力整顿，由他亲手惩治的贪官污吏不计其数，他也提拔了许多洁身自好的廉吏。他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因此，他自己首先处处以身作则。
晚清的地方官吏，除去廉俸之外，还有许多合法的灰色收入，叫做“陋规”，左宗棠在陕甘时，对各种陋规大加禁革，自己于廉俸之外分文不取，并且向所有的属吏发布“通饬”：“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禁例”，坚决杜绝官场里行贿送礼的歪风。在用人方面，他从不徇私，四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身边，他的女婿要求随丈人当官，也被拒绝。在陕甘时，许多族人亲朋前来求事，但都被婉言打发回去。光在肃州一地，支付这些人回乡的路费，就达四千多两。
左宗棠不仅分文不取廉俸以外的钱财，分内的廉俸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也被他用于公事，每年只有很少部分被寄回养家。同治八年，湘阴水灾，他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陕甘大旱，他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他自费刊印了大量书籍，如“四书五经”、“棉书”、“种棉十要”等等，分发陕甘各地，以期恢复那里的文化教育，指导百姓发展战后的生产。为了巩固西部的国防，他指挥部下大修兰州城墙，建西门城楼的材料费户部不准报销，他就用自己的廉俸支付了。这类例子极多。
左宗棠在陕甘时所指挥的部队在中国西部，所以被称为西师。西师的军饷要靠东南各省来分摊，本来就捉襟见肘，十分紧张，而左宗棠又赈济和安置了大量的回、汉各族百姓，向所有被安置者无偿提供耕地、房屋、口粮、籽种、农具、耕畜，这项开支十分巨大，而清廷则从未为此拨款，完全要用军饷支付。这样，就使西师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军饷短缺情况更加雪上加霜。士兵们一年下来，除了春节可以领到一个月的满饷外，其余时间只有少量的盐菜津贴。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在作战之余，从事大量的垦荒屯田、修桥筑路、打井开渠、植树绿化等工作，在西北地区，至今留有大量的遗迹。是什么原因使这支长年领不到军饷的军队能够正常运转，在出兵新疆时，又以极其旺盛的士气，将盘踞那里十多年的阿古柏匪帮，一举赶出国门，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沙俄让步，交还了已经被其吞入口中的伊犁地区呢？
来看看西师的官员们是如何廉洁自律的，也许可以给上面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刘典，长期担任左宗棠的搭档，帮办大臣。在陕甘时，由于军饷短缺，他“锐然以减饷自任”。收复新疆的时候，左宗棠驻肃州，他坐镇兰州，西师全军的军饷都由他掌管调拨，经手的款额极大，却从不动用公款办自己的私事。刘典的住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完全不像一个大官的居所。后来，他病死军中，全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痛悼不已，从自己的廉俸中拿出六千两银子为刘典治丧并安顿他的家人，却不去动用分毫公款，以符合刘典生前的习惯，使他“不污素节”。
刘锦棠，是进疆清军的中路统帅，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后辞官归里。离职前，将朝廷补发所部欠饷四百万两“辇致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他回家之后，因贫乏至极被寡居待养的婶母痛骂致病。等到甲午战争爆发，朝廷急需知兵大臣，诏家居多年的刘锦棠进京。他带病上路，病死在途中，时年51岁。人们打开他的遗箧，里面除了几份关于时局的奏折之外，一无所有。
张曜，是进疆清军的南路统帅，他“居官四十年，不言置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俱散尽”。
金顺，是进疆清军的北路统帅，1885年，他在伊利将军任内奉诏赴京，死于肃州途中，“身后不名一文，几无以为殓，寮采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
西师的领导班子成员个个两袖清风，其他文武官员中位高权重而又洁身自好者，也大有人在。
就在西师出兵新疆之前，有一大批朝中的权贵站出来，一致主张放弃新疆。这时候，左宗棠已经63岁了，他完全可以不去得罪这些权贵，告老还乡，回湖南安度自己的晚年。如果他坚持出兵新疆，万一吃了败仗，那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等着左宗棠的很可能是身首异处，祸及满门的结局。然而，在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左宗棠毅然力排众议，出兵新疆，直至扛着自己的棺材，奔赴抗敌前线。这种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壮举，也许算得上廉洁的最高境界了。在他的影响下，西师出现那么多的廉吏，是很自然的。这一批职务很高而又两袖清风的文官武将的存在，当然会对全军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影响，其结果，人们已经看到了。
“清史稿”中说，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为用”。他本人和许多僚属，都是富甲当时的大款。如果左宗棠也和李鸿章一样，非常看重自己腰包的轻重，很可能，新疆之役会成为又一次甲午战争。
1880年，左宗棠由哈密奉调赴京，他“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振，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畏忌，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亦颇不愿，遂群起而侮弄之”。他不可能改变整个晚清官场的腐败状况，也不能明哲保身，跟权贵们和睦相处，更不能与之同流合污，所以，只当了几个月的军机大臣，就离开了北京。
1885年，左宗棠病死在福州，他在自己的遗折中这样说：“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就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份奏折，句句切中时弊，是中国即将面临新的危机的警告。
“海军之魂”邓世昌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清末海军名将，民族英雄。广东番禺（今广州市海珠区）人。自小立志海军，以御强敌。1867年，考入船政学堂海军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派任“琛航”运输船大副。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入北洋水师，任“飞霆”、“镇南”炮舰管带。是年冬，随记名提督丁汝昌赴英接收订造的“超勇”、“扬威”两巡洋舰，1881年11月，回天津大沽。次年升游击，任“扬威”巡洋舰管带，获“勃勇巴鲁图”勇号。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任中军中营副将，仍兼“致远”舰管带。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
邓世昌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海军将领。他“执事惟谨”，“治事精勤”，刻苦钻研海军战略战术理论，注意学习西方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他精心训练下，“致远”舰“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成为北洋舰队中整训有素，最有战力的主力战舰之一。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在“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条鱼雷所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壮烈牺牲后，清廷谥以“壮节”，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山东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号，以示中国海军风骨。
光绪帝一生的三大悲剧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光绪虽与慈禧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咸丰皇帝的侄子。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郡王府的柳荫斋，其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
从这些关系讲，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患天花病死。同治帝死时年仅19岁，身后无子，按“兄终弟及”做法，可由其弟即位。但同治帝为独生子，则应从其最亲近的亲属中选一子弟继承帝位。大臣们提出的最佳方案，是由他的大伯父即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作为他的嗣子，由其即位。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亲生子，同样是由旁支过继，实际上是因为若要载淳的子侄辈继位，自己身为祖母便无权以太后身份临朝。国不可一日无君。第二天，慈禧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让只有4岁的载湉入宫即位为帝。载湉，也就是光绪，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无子嗣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找个儿皇帝，可再次创造机会垂帘听政。
一、在孤独中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