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关在中南海瀛台，整整十年间，光绪帝一直处在囚禁状态。瀛台是中南海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与陆地相连的只有一个木板桥，慈禧派二十多个心腹太监日夜严密监视光绪。整个紫禁城、中南海已是戒备森严，加上瀛台更严密的保安措施，外人是非常难以进入瀛台的。并且，光绪帝吃住还有一套安全程序。别说外人，就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宫中的人都难以接近皇帝。所以，根据以上情况推断，害死光绪帝的不可能是袁世凯，只有严密控制中南海、瀛台、大权在握的慈禧才有最大嫌疑。
第五，光绪帝在死亡前一天，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寻找名医名方，推荐进京，为皇帝治病。这件事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皇帝这时非常清醒，不像一个意识模糊、即将升天的人；二是皇帝对治好自己的病充满信心。但是就在第二天皇帝就突然死了，令人感到奇怪。还有一点更让人奇怪的是：
就在同一天，也即在慈禧死之前二天，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两道诏令。
第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第二道：授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
这两道诏令意思很清楚，一旦皇帝升天，就让溥仪继位，让溥仪父亲载沣主持朝政，辅助年幼的新皇帝。这两道命令是谁下的？不可能是光绪帝，因为光绪帝早已无权力，更没有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最有可能下这道命令的人是慈禧。
为什么慈禧要下这两道诏令？从中看出两个问题。
一是慈禧自己的病已非常严重，到了最后关头，已到了不得不对后事进行安排的地步。但这一天光绪正好下诏令遍求全国名医，为他治病；二是慈禧已经决定，要光绪帝死在她自己之前。道理很简单，如果光绪死在她后面，这两道诏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慈禧发了两道诏令，就是要光绪帝在她之前死。
果然，诏令下达第二天，光绪升天，溥仪继位，载沣监国。第三天，慈禧上了西天。结果与慈禧设计的一样。
焦达峰、陈作新因何而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炮。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湖南会党和新军在长沙起义，杀死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巡抚余诚格闻风逃遁，建立了湖南革命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湖南革命胜利巩固了武汉革命军的后方，并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的战斗。焦陈之举在辛亥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在湖南独立后10天，年仅二十四五岁的焦、陈被其部下标统梅馨杀害。由于梅馨曾经说过“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的话，因此，人们便猜疑焦、陈被杀的原因和幕后策划者。现在可见的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
第一，兵变说。《武昌革命真史》、《各省独立史别裁》、《鄂州血史》等书持这种观点。《鄂州血史》还认为立宪派人曾预闻其事并且加以煽动，推波助澜。
第二，私欲未逞说。周幼甫的《辛亥光复片断回忆》和周震鳞的《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等书认为，焦达峰的部下以标统梅馨为代表的某些人权势要求未能满足而杀焦、陈。
第三，报仇说。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认为，焦、陈被害是长沙反正时被镇压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部下为黄报仇而干的。
第四，自卫说。《帝国主义和中国海关》一书写道：“立宪派探知革命党人将要动手捕杀他们，于是先下手为强。长沙总税务司伟克非致安插在长沙邮局的坐探阿林敦，截获了革命军指示杀害谭延闿的密信，他在密信投盖前设法通知了谭，第二天发生了焦、陈被杀事件，谭发告示说，焦、陈这帮人已经公正地予以处决。”
第五，缙绅嫉仇说。章太炎的《焦达峰传》写道：“达峰以寒微起为帅，缙绅……多嫉之……以求挠其庆赏，而扬言：‘武昌济饷数十万，达峰持不下，又新军有功不迁官，将尽黜之。’用激怒其众，标统梅馨忿，九日密谋于求忠学堂。明日市中小骚，作新单骑行视，即马上击杀之，断其头，遂引兵攻督府。达峰困，请拜军旗而死，拜起，杀焉。”
第六，立宪派预谋组织发动政变说。《湖南省报》、《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持此看法。《邹永成回忆录》也写道：“立宪派深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由梅馨发动第五十标起来杀害焦、陈，梅馨受立宪派的委托，率所部军队谋杀焦、陈，举行政变。”
现在可见的看法有上面几种，但是其中不少说法都涉及到立宪派。到底立宪派有没有参与呢？这一问题成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除了上面有些材料说立宪派参与其事外，徐凤晨、赵矢元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也认为立宪派是主谋，他们说：当时立宪派篡夺革命政权不仅仅在湖南一省，立宪派曾提出，“运动各省暂倡自立，以杀革命党之势”。
傅克明、成晓军合写的《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一案析疑》，此文认为焦、陈被杀与立宪派并无关系，他们举了这样几条理由：
一是关于谭延闿被推为继任都督时的表现，有不少人曾经作了叙述，其中有谭的亲信唐乾一，有认定谭组织发动政治谋杀的张知非、杨世骥，有不作评论仅述情节的潘世漠，尽管他们所述情节各异，但都不否认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现是十分惊恐和毫无准备的。如果谭预谋杀害焦陈篡权不会如此表现。
二是事件发生时革命党领导人谭人凤在长沙，他从未提过类似的证据，也没有这样的叙述。在评论时，他把此事比喻为赵盾弑灵公，即认为谭不是直接组织谋杀，但应负道义和领导责任。
三是从形势看，当时立宪派和革命派处在合作发展阶段，他们共同推翻了一个王朝的省级政权，革命仍将继续，这时的联合更有利于双方利益。
四是谭政权不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他们的目标仍是反清，继续支援其他省的革命。而且，“凡焦所委任之人，一概照常办公”。
焦、陈被杀与立宪派的关系问题，看来还需要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历史地、唯物地考证、分析。
康有为有无“围园杀后”密谋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领导和光绪帝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这引起了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大恐慌和仇视，他们决心扼杀这一进步运动，屠刀已向维新志士砍来。危急时刻，康有为等力图依靠光绪帝的权威，联络袁世凯武装，而有所作为。最后他们失败了。在这过程中，康有力究竟有没有图谋围颐和园、劫制甚至杀死慈禧太后的计划，至今未有定议。
康有为本人否认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志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清廷听信其虚报，引发种种事变。有些学者亦认同此说。
有不少资料都显示，康有为等确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时，清廷就以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通缉追捕他。袁世凯《戊戌日记》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等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当时谭嗣同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显然，康有为等维新派，确曾希望利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武力制服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
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即康有为）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康有为还要王照游说聂士成率军保护光绪帝。
谭嗣同好友、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所写日记《诡谋直纪》，也证实康有为确有“围园杀后”密谋。据记载，康有为曾召毕永年至其室，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若有异志，以其一人之力无法驾驭袁。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还有材料说，捕杀慈禧的人选，除毕永年外，又曾急召唐才常由湖南进京。可见，康有为计划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另派人捕杀慈禧。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与之商讨保护光绪帝的办法，故李提摩太应是当时维新派谋划的知情者。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都有谁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单所埋尸体共72具，故后人便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称，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岗上勒石记名，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广东人：
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炤，徐褶成，徐应安，李柄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
福建人：
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焱，陈清畴，陈发炎。
广西人：
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林盛初。
四川人：
秦炳，喻培伦，饶国梁。
安徽人：
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民报》的渊源
人所共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随即出版革命喉舌《民报》，但是却较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民报》之前，早已有日本人创办过同名报刊。
日本著名政治活动家犬养毅于1890年年底脱离《朝野新闻》，随即于1891年1月11日创办《民报》。这个《民报》的发刊词由犬养毅自撰，其中有“党派纵横离合，政权受授移动”，“论难百出，纷纭杂糅”等语。同时还利用广告，标榜“直言直笔”、“倡正排邪”，并且猛烈抨击专为“小人私党之利欲”服务的“羊头狗肉之新闻”。这些语言与其后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发刊词相比较，两者颇有相近乃至相通之处。因为后者开头也是如此提出问题：“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绔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
《民报》发刊词虽然以孙文名义发表，并且极为精炼地勾画出三民主义的轮廓，但执笔者则显然是中国留日学生，因为《民报》本来就脱胎于田桐、宋教仁、陈天华等经营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的《民报》的名称既然可以模仿犬养毅的《民报》，其《发刊词》也未尝没有可能从犬养毅话语中得到某些启发。
当然，同盟会的《民报》从性质来说，与犬养毅的《民报》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是同盟会鼓吹革命的喉舌，也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号角。《民报》发刊以后，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旗帜，并且与此前影响极大的《新民丛报》展开全面的激烈论战，使众多摇摆于革命与保皇之间的留日学生与君主立宪派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
黄帝纪元
黄帝纪元是中国清朝末期革命派使用的纪元。黄帝纪元基于传说中的黄帝，他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祖先。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反对年号制，同时也反对康有为等变法派主张的孔子纪年。刘师培主张把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元年，光绪二十九年是黄帝纪元4614年。 可是，黄帝的生卒年月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宋教仁主张把被认为是黄帝即位的癸亥年作为纪元元年，把1904年作为黄帝纪元4602年。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首革命派的杂志采用了黄帝纪元。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采用黄帝纪元，各省政府也跟着使用。不过，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黄帝纪元被认为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这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
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之后黄帝纪元被停止使用。
黄帝纪元=西元纪年+26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