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千古功臣，但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他做的不妥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应当秉笔直书，不能为贤者讳。
马林和陈独秀的一次患难之交
1922年，由于党的工作需要，陈独秀在广东辞去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后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会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
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对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这里且不说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被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惠僧等4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4人确是在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4人仍回监。在牢里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惠僧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设法。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大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他们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11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大刀砍向旧文学
“五四”运动过后约7个月，孙中山在一封致海外同志的信中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大放异彩……”这“一二觉悟者”，指的是陈独秀、胡适等人。
1915年9月15日，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将其改为《新青年》。同年，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并致力于改造北大，正式上任后的第8天，蔡即致函教育部，建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天后教育总长派令下达，《新青年》随陈独秀迁京，进驻北京大学。与北大文科的联手，使《新青年》得以保证思想的新锐，视野的开阔。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该文主张写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刻意模仿古人，不套用过时的陈词滥调，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俚语。陈独秀则在文中将胡适推为举义旗的急先锋，他本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为胡适助威呐喊，并为“文学革命军”提出三项任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7年，胡适回国后发现，仅仅半年时间，由他和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已经闹得轰轰烈烈了。
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文，并开始使用新标点。此前，《新青年》所刊文章仍以文言文为主。
这一年，胡适创作了《尝试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在北京的主要文学改革者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等人也都开始了白话诗的写作。
1918年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指出：“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一个月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
1919年2月27日，林纾（五四作家大多通过他的译著最先接触西方文学，获益匪浅）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文小说《荆生》，以田其美、狄莫、金心异三人影射陈、胡及钱玄同，说这三人指责孔子，提倡白话，“以禽兽之言”乱人视听，结果被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痛殴一顿。遭新派人物反驳后，林纾又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京大学宣传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也立即予以回击。
言行颇多古怪的辜鸿铭和垂垂老矣的严复也对白话文运动表示了非议。这些来自老家伙的反应迟缓的攻击软弱无力，不堪一击。到1919年，文言文已彻底让位于白话文，仅这一年，全国就出现了400种以上的白话报。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政府正式提倡白话文。1920年3月，教育部要求小学各年级一律废除文言教科书，1920、1921年，白话文正式称为“国语”。
陈独秀、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旗手，钱玄同是骁勇的大将，但在创作上，他们都没有太大成就。《新青年》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推出了白话诗和鲁迅的小说。
1920年春，《新青年》南迁后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的政治活动，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仁杂志。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运动的终结。1921年至1925年，全国有近百个文学社团和杂志及大批的作家涌现出来，其中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杂志有文学研究会及其《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创造社及其《创造季刊》等，未名社及其《莽原》、《未名》等，新月社和湖畔诗社。重要的作家和诗人有沈雁冰、叶绍钧、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朱湘、汪静之等人。
鲁迅与五四著名人物的辩论
30年代前后的文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异彩纷呈各种思想潮流互相碰撞的年代。一场关于社会、文化、变革等等的关乎民族命运的大辩论，夹杂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本国政府压迫民众及军阀之间的征讨战中，在国破山河碎的沉沦岁月中，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而无疑地，鲁迅是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顶峰人物。不管现在，抑或是将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忧国忧民的文化先驱的功绩。青史留存，自在人心。
鲁迅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离不开留洋博士胡适的开启之功。接受了美国民主思想的胡适，怀揣着改良中国社会之形态，回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理想之路。
或者过于沉湎于理想吧，胡适显然看轻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浸染之顽固。自信满满的胡适，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中国。而鲁迅，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病的认识有深刻而透彻的了解，知道胡适的理想按照他的做法是不现实而难以实现的。鲁迅在文字中，善意地嘲弄调侃，希望胡适能认清现实。从心理学方面的推测，胡适显然把鲁迅善意地嘲弄调侃当成了恶意的讽刺挖苦。误会由此而发生，嫌疑代替了友谊。
尽管两人有误会而互相讽刺过，但从胡适与鲁迅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彼此的相互推崇和佩服。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请求帮助，胡适当即应允。对于苏雪林女士对鲁迅的恶意攻击，胡适也持否定的态度。
历史也已经印证了鲁迅的看法，胡适的失败，不是他的失败，是社会的失败。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语丝》阵线的同人。两人龃龉和矛盾的开端，是林语堂写的《费厄泼赖》文章里的“诃鳄鱼”章节里的“偏见”之论。
林语堂论及偏见的态度，可见他想两面端平——不伤鲁迅，也不伤他的好友们。然而看似持平之论，这种持平的本身就否定了鲁迅所有文章的论点。鲁迅温温地回击着“梅花低头问老爷”的讽刺，那也只是为自己文字辩护的着想。
林语堂和鲁迅的论战文章，其路数与陈西滢是很相近的。但却比之博大、深远得多，这可看出林语堂国学的扎实。在大节的把握上，林语堂显然也比陈西滢高妙得多。
他文字的功夫，以引《野叟爆言》讽刺鲁迅的高妙可见一斑。在那几段文字下的加点，读起来不但连贯，刺起鲁迅来却也厉害。只是可惜，他遇到的是博览群书又心思灵巧智慧无边的鲁迅！鲁迅一个反手，林语堂就知道了厉害，所以他停战了。
鲁迅与高长虹
鲁迅与高长虹论战的原因，却有些复杂，其实也简单。无外乎名誉、利益，还有牵涉到许广平女士。
看了高长虹的文字，不觉得他的文字怎么样。比起陈西滢来，高长虹也还差那么些。而胡搅蛮缠，却胜过了。鲁迅，只是碍于他没有显著的社会的恶，所以与他论战的文字也还在文字上。而象高长虹利用鲁迅为他的出版物做广告，给鲁迅“戴帽子”，影射许广平不喜欢他是因为鲁迅的横刀夺爱，这些鲁迅都忍了。
看鲁迅的回复，能够体会到他的伤心，也能够感觉到鲁迅对笔墨的“控制”。因为鲁迅希望，中国应该有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就是品质上差点，也无不对中国人的麻木的魂灵有刺激警醒的作用。
至于高长虹的刊物被停，是韦素园引用他的关系停高长虹的刊物，肯定没有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知道鲁迅是不会同意的。纵观高长虹对鲁迅的论战，是高长虹不理智的表现。
鲁迅与陈西滢
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战，几乎都是和陈西滢有关。陈西滢也留过洋，可惜的是，他没有胡适的为民族理想，也缺乏林语堂难得糊涂的“隐”的态度。
“女师大风潮”激起了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笔战。而陈西滢夹杂在友情和自己世俗的牵绊中，难以有正确的认知态度，偏又处于舆论的主导位置，与鲁迅的交战在所难免了。
其人为文，好据理为自己，所以观点前后矛盾，语气每有错乱。鲁迅所谓“年年，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交战”是也。编舛摘取，屡见其小聪明；赵子昂画马，反诬了自己。而鲁迅以应付林语堂之方法，也让陈西滢知道了自己的比不过。
其人还有好几点可恨。拖朋友下水，李四光受其所害，徐志摩被他所累，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给鲁迅“戴帽子”，然后以这虚有的帽子攻击之，可恨二也。而拿鲁迅给他的书籍做广告，恨之无耻了！
鲁迅对徐志摩的不满，盖因徐志摩和陈西滢每每互相吹捧，皆强扯鲁迅兄弟做垫脚石。鲁迅由此气其人无耻，每每讽刺调侃徐志摩的诗文，却不责以其国事，盖徐先生不言国事耳。而李四光先生，鲁迅敬其科学家的身份，所以文笔严谨而公正，实感之中国之未来也。
鲁迅与梁实秋、沈从文
鲁迅与梁实秋、沈从文等的论战，大体上来说还是为学术与人生的问题。这些话题，今天不过时，将来不过时，而且永远都不过时。
梁实秋于保存古类，实有功于社会的追溯。鲁迅责其的，也只是他与他人论战而牵扯出来的问题。中国当时的改革问题，在飘摇的社会结构中，影响着每一个行业，每一种学科。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其细节谁也不能完善的。
而他们的论战，责其任何一方，都显偏颇，但不责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枪林弹雨中，当生存都是问题时，最好的选择还是抗争。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1916年11月26日，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老友汪孟邹一同北上，正值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物色文科学长人选。12月26日早上9点，蔡元培第一次造访陈独秀，汪孟邹如此评蔡：“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惟一之人物也。”这是其当天的日记所载。也就是这一次蔡元培正式邀请没有学位头衔的陈独秀主持最高学府的文科。
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看陈独秀，有时早上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陈独秀他们叫醒，只要给他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陈都属兔，可陈比蔡要整整小12岁，应该算是晚辈。汪孟邹就和陈独秀商量，晚上早点睡，早上要起得早一些才好。蔡元培诚意拳拳，陈独秀当然只能答应了。汪孟邹回上海后，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并议论说：“陈仲翁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书店，实在要好得多。”“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