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作为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北京的处境十分危险，几个朋友纷纷来函，催促其迅速南下，暂避锋芒。可是，他却义愤填膺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日，他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称科学研究室和监狱是世界文明发源地，号召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甚至不拘泥于北大文科学长、教授的身份，亲自去公开场所散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连任五届委员长、总书记，个性脾气始终不变，和党内同志辩论问题时，总是先声夺人，以势压人，发作起来，动辄拍桌子、砸茶碗。过后，他也知道“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称陈独秀是“恶霸作风”，并且不无偏颇地说：“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
中共初创时，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他与陈独秀几次会谈，都没有成功。后来，他让张太雷转告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听后，愤然而起，拍着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他不顾张太雷的笑脸劝留，拿起皮包就走了。
1932年10月，他又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在由上海押往南京的途中，他竟“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的气节，一时传为佳话。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询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挥毫题赠这些年轻人，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完，方才解围。
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闻名全国的大律师、他的故友章士钊主动当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费尽口舌为其辩护。他听罢极不满意，竟公开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这使章士钊极其尴尬难堪。后来，国民党还是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他在法庭上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事后，老友柏文蔚曾对他的三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可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抗战主张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似有共同之处，中共中央表示，他如能承认托派错误，便可考虑让他回到共产党内来。他拒绝承认错误，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
批评沈尹默“其字俗入骨”
陈独秀对朋友披肝沥胆，以诚相待，即使就是与初识的朋友相处，也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1911年初，他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时，结识了江南著名文人刘季平，并常到刘家做客。一天，他看到贴于壁上的一首署名沈尹默的诗，不禁反复吟哦并询问：沈尹默何许人也？家住何处？刘季平一一作答。隔日，他找到沈尹默家，尚未进门，便大声地自报家门：“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刘季平）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可是，其字俗入骨。”沈尹默听后，颇觉刺耳，心想，我与此公从未谋面，以前曾风闻其名，即使有什么天大的事，也不能第一次见面就当头棒喝、直陈人短啊！然而，仔细一想，又觉得他说的也有理，自己的字写得确实不好，此公可谓挚友，交友就应交这样的人。于是，沈尹默热情接待陈独秀，并与之谈诗论文。从此，沈尹默发愤钻研书法，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不久，刘海粟便受蔡元培等委托，来南京监狱探视。二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刘海粟握着他的手，连声说：“你伟大，你真伟大！”陈独秀也很兴奋，激动地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他又大声地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有什么可反省的？”二人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狱卒和囚犯无不惊讶。临别时，刘海粟提出要他题字留念。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的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他还为刘海粟所画黄山《古松图》题词：
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他的晚辈汪原放也曾去探视他，并向他求字，他写了两张，其中一张写的是：
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他对“社会每迫害天才”的情况，特别不满和痛恨，在无奈而又残酷的命运面前，他毫不妥协和气馁，而是屡踣屡起，死打硬拼。
穷困潦倒中却“无功不受禄”
20世纪初，陈独秀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的楼上，这是一间破旧的楼房。这里，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一直怀念这段艰难的生活经历，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20多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趋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中共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30或40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虽然，他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义务，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图书馆时，老朋友相知有素，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罢！”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时，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对陈独秀的家境十分了解，但每逢此时，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去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他日复一日地支取稿费和版税，早已透支。入狱后，汪原放前来探望，他十分内疚地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很难过。我打算将《独秀文存》重印，适之又一再催我写自传，我也着手准备。这样，以版税和书稿抵债，我也略为心安了。”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身份，《独秀文存》早已不能公开发行，自传的写作也被耽搁下来，为此，他一直牵挂在心，难以忘怀。
1937年7月，他应《宇宙风》主编陶亢德之约，开始动笔撰写《实庵自传》，只写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和“江南乡试”两章，便已产生轰动效应，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瑰宝”。不久，他便出狱，开始积极奔走抗日活动，再也无暇撰写自传。可是，陶亢德却连连催促，他不得不复信说，传记著作不可“草率从事”，“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陈独秀对文字学尤有造诣，1939年，国立编译馆约请他编著文字学专著，并分两次预支一万元稿费。他写好《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后，即交给编译馆，并嘱先行出版。“小学”为文字训诂学，就此而言，书名是再确切不过了。可是，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怕读者产生误解，以为此书是小学生的识字课本，主张去掉“小学”，重改书名。而陈独秀认为此议纯为多余，不答应更改书名。于是，书稿束之高阁，未能出版。直至他逝世，预交的稿费，都遵他的嘱咐未动一文。
1938年7月，刚刚出狱不到一年的陈独秀，随逃难人群来到重庆，后又迁居江津。其间，他已是个凄苦落魄的老人，可是，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品格和风范，却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所以，人们常常主动地帮助他，其中尤以他的学生所组织的“北大学生会”，对他更是尊如父师，不定期地资助他的生活。为此，他十分感激，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亲友们知道他有“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资助他时，多请他磨墨展纸，或书写字条、字联，或篆刻金石，以作酬答。他为生活所迫，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他孤傲、清高的自尊心因此而受到伤害。所以，在致谢的复信中，不乏如下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年，生活更为窘困、潦倒，甚至以典当度日。老友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被典进当铺，还卖给房东家一些衣物。和妻子潘兰珍的住房陈旧、简陋，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地上码放着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的拓片条幅，令人见了肃然起敬。
他去世后，老友朱蕴山曾赋诗悼念，其中有云：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邵飘萍智取新闻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4岁考中秀才，19岁（1906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军阀政府杀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邵飘萍终于被请。他大摇大摆走进去，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新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份，撒布上海滩，热闹非凡。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邵飘萍因“恶意诽谤罪而被捕入狱。1914年春，被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东渡日本。居日期间，他为《申报》及《时报》撰写了大量时事短评。
1916年，邵飘萍回国，作为《申报》的特约记者，他很快地进入了角色，其意气风发，写作甚勤。并创办了在北方颇具影响的《京报》。邵飘萍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既大胆又深刻，他在发表于1918年7月29日上海《申报》上的“北京特别通信──段内阁前途黯淡”中写到：
“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试以多数阁员之态度言之。”
邵飘萍被人称为“新闻全才”。北京大官本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如他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独家新闻总是被他抢到。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广泛交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信息。值得一提的是，邵飘萍不仅是新闻巨人，而且也是政治巨人。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一年以后，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饮恨北京天桥。
鲁迅为爱与猪决斗
鲁迅与许广平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许广平出生才三天，她的父亲就把她许给了香港一位马姓人家，从此，这门娃娃亲就困扰着许广平，为了抗婚和退婚，1921年，20岁出头的许广平离家避走天津读书，马家的人甚至跑到天津去逼婚。
而此时，鲁迅正在北京，他的婚事也已被母亲包办，虽不情愿但他却默默承受了。直到许广平到北京成为鲁迅的学生为止。根据记载，是许广平写诗点燃了鲁迅的激情，让他明白了爱的真谛，是许广平帮助鲁迅摆脱了绑在他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建锁链。
而鲁迅与许广平为了能够结合在一起，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分别到厦门与广州任教，并相约，奋斗两年打下基础，将来能够生活在一起。不过两人分处两地四个多月，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他们在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
鲁迅当时到厦门教书，在厦门大学里种有相思树。一天，鲁迅坐在树下思念许广平，看到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鲁迅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正义感油然而生，和猪当场展开决斗。当时有位教员看到，他对那位教员说他与猪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最终，鲁迅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了厦门大学的工作来到广州与许广平相聚。
刘半农与《教我如何不想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