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一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意气风发的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八月初二，北伐军攻克北京，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原的残余势力，仍然不能小觑。徐达在攻克北京之后，马不停蹄，挥师西征山陕地区，至洪武二年（1369）四月，秦晋的重要地区大部分宣告平定。四年，平定明氏政权，下四川。而云南仍在元梁王的统治之下，奉元朝正朔，不服从明朝的统治。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才腾出手来，以解决云南这块心病。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蓝玉、沐英为帅，出征云南。十五年二月，平定云南全境。但云南并不安宁，朱元璋被迫留征滇大军继续坐镇云南，直至洪武十七年才班师回朝，同时命沐英世代镇守云南。
南方渐趋平定，但元朝在蒙古草原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实力，元顺帝及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先后主政塞北，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他们始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对中原地区“犹有觊觎之志”。因此，为了解除蒙古贵族对北方的威胁，统一大漠南北，朱元璋先后几次派兵北征。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分统东西两路军，北伐大漠，大获全胜。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主中路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主东路军；冯胜为右副将军，主西路军。十五万大军兵分三路，远征大漠，结果出师不利，只有西路获胜，中路主力惨败，兵力大损。这次战役让朱元璋认识到，消灭蒙古军事力量，非一时之力所能为之。于是变主动出击为防御为主。此后十余年间，明朝与北元陷入对峙局面。虽然在北方边境不时有战争发生，但规模都不大。
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朱元璋再次出兵漠北，意图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命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盘踞辽东的纳哈出。纳哈出见明朝强兵压境，遂向蓝玉投降，部下诸将也相继降明。纳哈出降明后，北元失去了辽东兵力的支援，实力大为削弱。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朱元璋再接再励，命蓝玉奉率十万大军再入漠北，从大宁至庆州（今内蒙古林西），至捕鱼儿海（今贝尔加湖），横扫大漠。经过这次战役，蒙古内部四分五裂，再也无法对明朝发动致命性的攻击了。虽然朱元璋没能达到最终目的，但已入暮年的他已经足够欣慰了。他对自己的版图已经心满意足了。
洪武年间，明代的疆界在北方到达了现在的阴山、大青山和西拉木伦河一线。在东北，到达了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在西北，最远到达了今天新疆东部的哈密和青海柴达木盆地。而且，明朝在今藏、青、川西设置了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对其进行有效管辖，并分封阐教、阐化、辅教、赞善、护教五王。在今阿里和拉达克，设有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封建古格等三王。明朝前期，西南达到缅甸境内，并在那里设置了木邦、孟养、大古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在今老挝境内设老挝宣慰司，今泰国境内设八百大甸宣慰司，并在澎湖设置澎湖巡检司。如此的版图，相较于其父无立锥之地而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又怎能不满足？
为了有效地管理这个庞大帝国，朱元璋采纳刘基的建议，在洪武七年推行卫所制度。在全国军事要冲之地设卫，次要之地则设所。二十六年，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个，留守司一个，内外卫三百二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六十五个。卫所就像楔子一样，遍布全国。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军队的部署。地方上一旦发生任何变动，当地军事力量都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平乱。至于对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朱元璋仍然延续了传统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设辽阳都司，在西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在受残元势力威胁的北部分别分封诸王守边，对西藏地区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以大明的皇恩浩荡，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接受大明的统治。这是朱元璋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而最终制定的蓝图。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老人，正是出于他的设置，整个明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
国内安排停当，朱元璋对他眼中的世界格局，也要作出自己的规划。那就是用什么样的宗藩体系，代替元朝在海外诸藩中的宗主地位。由于交通不便，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明朝已经代替了元朝，成为天下的共主。如爪哇在元亡之前，仍派遣使者捏只某丁奉使于元，“还至福建元亡”，因此顺便朝见了一下明朝。这些事对朱元璋触动很大，必须尽快消除元朝对海外的影响。于是朱元璋在即位的当年，就首先遣使宣谕安南和高丽，告知大明王朝已经取代了元朝，要求他们割断与北元的官方联系。接着又不断派人出使日本、占城、爪哇、西洋各国，以告知此事。
同时，为了避免人民私自出海，造成不必要的外交麻烦，朱元璋又在洪武四年（1371）颁布了禁海令：规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几年后，朱元璋有鉴于民间“有令不行”的情况，再次重申禁令，不许沿海居民私自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更是出台了更严格的法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与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希望从源头上堵住私人海外贸易，并通过法令，确保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严格要求民众的同时，朱元璋也试图让自己的子孙遵守规定，于是在1395年颁布了《皇明祖训》，规定朝鲜、日本、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暹罗、占城、苏门答喇、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弗齐、渤泥等十五个国家为不征之国。这些国家主要是明朝在东北、正东、东南和正南方向上的邻国。可惜，朱元璋的后代们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一决定。征伐安南的战争，从成祖一直持续到宣宗。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朱元璋所制定的海禁，打断了自宋代以来兴盛的海外贸易，使中国逐步走向闭塞，最终导致中国在近代走向落后。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朱元璋的世界构想，是为了保证明朝的长治久安。在朱元璋的设想中，海外贸易的盛行，必然会引起本国与邻国商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国家之间的纠纷。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导致国际纠纷，这是不明智的。与其应付频发的矛盾，不如从源头阻止。这就是朱元璋的想法，一个开国皇帝为后世子孙所设想的。
朱元璋的设想还不仅限于此，他对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希望用各种条条框框把人们局限住，让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不会产生任何非分之想。朱元璋不希望看到因为个别人的私欲，而导致整个框架的倒塌。于是，他对于各阶层的位置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首先他想到的就是功臣武将、皇子皇孙们，便先后颁布了《大明律令》、《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皇明祖训》，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他亲自执笔撰写的，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规定，一旦有所违反，就要接受相当严厉的惩处。为了让官员们对自己的责任有明确的认识，他又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作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吏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这让人不能不佩服朱元璋的心思缜密，管理完备。
对于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朱元璋也想尽办法进行限制。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向全国发诏，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只要农户家里有一个人是做生意的，就都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还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这些措施，为形形色色的大明子民们规定出了三六九等，每个人都要严守他的等级，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为了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让国家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减少流民滋事，朱元璋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设立了路引制度和户籍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户籍所在地，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一律充军。并且每年政府都要对各地户籍进行年检，严格控制人口变化的一举一动。
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全能的君主，从疆域到等级，他都详细地列出了规定，让所有人都在构想中生活，不允许任何人越雷池一步。此时，朱元璋已经不仅仅是把自己当成一国之君，更多的时候，他把自己当成了造物主。如果朱元璋知道上帝的话，那么他应该感到欣慰。除了没有办法制造万物之身和人体，其他的一切他都做到了，不管结果是否真的如他所期望的那样。
（第二节）称职皇帝：前所未有的勤政
朱元璋经过十七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早年所受的痛苦，创业时的种种磨难，都让朱元璋深深地感到这一切的来之不易。他常常以汉高祖刘邦自比；不过连他心里也明白，自己比刘邦还不容易。两汉有四百年的基业，有为后世所传颂的“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武功盖世、光武中兴等。自己如此辛苦创下的基业，不仅要赶上两汉，还要超越两汉。他也希望自己能像过去那些有为君主一样，除旧布新，文治昌盛，成为四方来朝的天朝圣主。
另外，朱元璋发迹于田野之间，他目睹了元顺帝的昏庸无道所造成的朝政废弛、党同伐异和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情形。这也使朱元璋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皇帝必须勤政的重要性。因此，自朱元璋登基以来，他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地工作，成为各朝各代皇帝中勤政的典范。
朱元璋共在位三十一年。在这三十一年中，除了生病之外，朱元璋每天都会上朝，与大臣议事。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日上三竿后退朝。在吃过早饭后，便到御书房批阅奏章。每天还要安排出一定时间，接见大臣或上访人员，直到日落后才回寝宫。朱元璋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很多。为了不使自己遗忘，他常常把这些事写在纸条上。这些纸条或者被别在衣服上，或者被贴到墙上。在上朝时，别在衣服上的纸条会被一一处理，贴在墙上的那些，在经过办理后，又马上被换成新的。有时，这些纸条一天会被换好几次。
也许这样比较抽象。如果列举几个简单的数字，我们就会明白朱元璋到底有多勤政了。有人作过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从九月十四日到九月二十一日这八天时间里，内外衙门共上奏章一千一百六十封，涉及的事情多达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如果每个奏章按一千字的文字量计算的话，那么就有一百一十六万字。平均下来，朱元璋每天的阅读量要在二十多万字左右，要处理的政务有四百二十三件之多。而且，事实上还不止这些。朱元璋为了广泛了解民间疾苦，还在午门外设登闻鼓，允许民间有冤情者直接击鼓面君申诉。在洪武十年，又许百姓密封奏事。这就要求朱元璋每天接待前来京城上访的民众。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不能不说朱元璋的工作热情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值得我们钦佩。
话又说回来。朱元璋如此操劳，是他自己种下的苦果。因为目睹了李善长、胡惟庸先后利用丞相的职位结党营私，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酝酿着如何改革中央官制。洪武十二年（1380），胡惟庸案发。朱元璋借此机会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中书省和中书丞相问题。正月，他处死了汪广洋和胡惟庸两位丞相。当月十一日，他又正式向全国下诏，罢黜中书省，并将其写进《祖训》。至此，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彻底被废除。从而改变了自汉唐以来“皇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的政治格局。君权在斗争中大获全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巅峰。为了填补宰相制度废除后的权力空间，朱元璋相对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分掌原来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中书省过于集中的权力被分散到了六部，而六部又被牢牢地控制在皇帝手中。
皇帝权力虽然得到加强，但朱元璋却一个人充当了皇帝、宰相两个角色。原来可以由丞相代为处理的事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朱元璋一个人身上。朱元璋的工作量骤然增加，一时间他有点承受不住了。朱元璋自己也慨叹道：“以我一人之血肉之躯来处理天下之事，是肯定行不通的。所以一定要有辅臣，但辅臣一定要正直无私。”如何既能够减轻自己负担，又不让权力旁落，这成为朱元璋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有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设立四辅官的举措。依据周制，仿照上古时期四时命官之制，置春、夏、秋、冬四个辅官。四辅官按季节轮流当值，官秩正三品，仅次于公、侯、都督。由于四辅官的地位过高，朱元璋不想看到继丞相之后又出现大臣专权的局面，对于四辅官的人选，朱元璋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放着满朝文武不用，另外从民间召来耆儒担任这一官职。可是这些耆儒却让朱元璋大失所望，他们来自民间，并不熟悉朝廷政务，难以胜任其职。结果四辅官政策实行不到两年，朱元璋断然将其撤消。
四辅官制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朱元璋只能从官僚集团内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照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他希望通过低级官员来制约高级官员。这就是明清两代内阁的雏形。不过在朱元璋时期，内阁与四辅官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一个顾问咨询性质的机构。朱元璋仍以他惊人的毅力，承担着从皇帝到宰相的工作，直至他弥留之际，仍强撑病体批答奏章。
可惜，朱元璋对于权力考虑得如此周详，却偏偏忘记了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子孙们能否像他一样如此地勤政？没想到子孙们竟“一代不如一代”。当他子孙出现怠政的时候，朱元璋的一切设想都成了空中楼阁。
朱元璋去世不久，殿阁大学士的权力便迅速膨胀，发挥了参与国政、批答奏章的重任。建文一朝，黄子澄、方孝孺就依靠殿阁大学士的身份，执掌朝政。到了永乐时期，内阁这一称呼正式出现。但成祖同时又规定，进入内阁的官员必须从编修、讲读这些低级官员中挑选，大学士的官品也很低（正五品），还不如一个外省的知府（正四品），更不能与六部尚书（正二品）相比。除了身份上的规定外，成祖对于内阁的权力也是大加限制，规定内阁不能置官署，不得干涉其他部门办公，政府各部门也无须向内阁汇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