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创业走东瀛，
泰益三代都有名。
南洋遍地财源旺，
心胸仍是故乡情。
泰益号商行系旅居日本长崎的福建籍商人陈国梁及其子陈世望于1901年所创立。
泰益号行主陈世望出生于一个“累代经营贸易”的商业世家。其曾祖父和祖父在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期便从事中日间的海上贸易。其父陈梁（又名发兴）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来到日本，居住于长崎新地町，从事日中贸易。1861年，陈国梁与7名福建同乡合资建立了泰昌号商行。从1861-1901年，该行经历了“老泰昌”（1861-1862）、“泰昌和记”（1863-1874）、“泰昌永记”（1875-1886）、“泰昌振记”（1887-1891）和“泰昌震记”（1891-1901）等五个时期。泰昌号主要从事批发代理业务。经营内容包括向日商收购日本出产的海产品、香菇、米、茶、樟脑、酱油、茴香、五倍子、地瓜干、煤炭、木材、白蜡、硫黄、伞等货物，出口到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地；同时则向华商直接采购或接受华商委托进口中国出产的砂糖、豆饼、豆油、豆、烟草、牛骨、染料、茧绸、线香、铁等货物。泰昌号创立初期，其账簿上尚无以交易商号登录的交易对象，但已登录了160名交易者的名字。其中大多为其福建同乡。1867-1887年间，该行的年平均利润约为4000日元。至1899年，仅就该行残存的账簿来看，有交易记录的贸易客户已有96家，散布于日本本土的长崎等地（56家）、中国内地的营口（4家）、天津（3家）、烟台（5家）、上海（12家）、厦门（2家）、香港（2家）、台北（2家）以及新加坡（3家）和海参崴（4家）等地，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环中国海的商业网络。
泰昌号行主陈国梁于1901年脱离泰昌号，独资创立泰益号商行并把业务交给了其子陈世望。从泰益号商行保存的长崎福建商人组织“八闽会馆”和“福建会馆”的收支账簿可以看出，由于陈世望的离伙，泰昌号的业务大受影响。该年（1901）秋季，泰昌号就退出了福建会馆。翌年（1902）秋季，它更名为太昌号，重新加入福建会馆。但它缴纳的会费（厘金）数额已大不如从前。这表明泰昌号商行已元气大损，日趋衰弱。自1909年起，太昌号的名字便从福建会馆的名册上消失了。在此期间，新创立的泰益号于创立的当年（1901）加入福建会馆。自第二年起，其缴纳的会费数额大多列居全体会员的前5位。日渐取代泰昌号原有的地位。
泰昌号与泰益号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环中国海华商商业网络的历史进程。泰益号行主陈世望在接替父业、经管泰益号之前，已经在泰昌号商行内从业多年。泰益号的数名从业人员，包括几年后到神户创办分号的陈世科，也都曾在泰昌号内任职。从残存的泰益号账簿来看，泰益号商行在其创建时期（1901-1905）内，从泰昌号商行继承了部分客户。如日本长崎地区的入来屋、松库、吉野、川原、筑町、松延、播吉、柳屋、福岛、大津、荒物、佐野、友永、川崎、江岛、前川，中国营口的仁裕、裕盛福，天津的丰泰，烟台的公和顺，上海的长和、源盛、丰记、信和、源昌、源润昌，厦门的建昌泰，台北的玉记、源顺，香港的广南隆以及海参崴的三益隆、同利，兴泰。与此同时，泰益号商行还尽力扩展它的商业网络。从泰益号商号的书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泰益号商号扩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是台湾。在5年的创建期间里，泰益号商行在台湾的贸易客户已有55家。其中台北有38家，基隆有11家，台南有4家，其他城市有2家。
1906年后，泰益号商行进入其发展期（1906-1915）。至1915年，其贸易客户已增加到249家。其中增长最快的地区仍然是台湾。计有贸易客户129家。其中台北58家，台南26家，基隆20家，澎湖10家，新竹6家，台中3家，东港3家，阿猴3家，打狗2家，凤山3家。另一个增长较快的地区是东南亚，计有贸易客户47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新加坡，有33家。其余的在巴达维亚有3家，槟榔屿有3家，泗水有2家，菲律宾有1家，霹雳有1家，婆罗洲有1家，地址不详的有2家。此外，在日本本土，因应由日本对外贸易口岸变动引起的旅日长崎华侨大多向神户迁移的新局面，泰益号商行也急剧扩展神户的业务，与22家商号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一商业网络的扩展为下一个时期泰益号商行业务的繁盛打下基础。
1916-1927年，是泰益号商行的鼎盛期。这一时期头五年，每年的营业额都高达40多万日元，平均年利润达15698日元。其中最高的1917年为28599元。1922年后，由于受日本经济低迷及中国排日运动的影响，泰益号商行的业务有所下滑。为了克服上述影响，泰益号商行急剧扩大它的贸易客户。在台湾，泰益号商行的贸易客户猛增到1900余家；在上海，猛增到200余家；在厦门，增加到125家；在金门，增加到122家；在香港，则增加到80余家。这些口岸成了泰益号商行这一时期内最重要的贸易据点。
泰益号经营的贸易商品种类甚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海产品。以1907年的经营为例。据泰益号账簿所载，该年的贸易经营总额为191214日元，其中海产品的经营额为132323日元，占69%，足见海产品的重要地位。日本海产品是传统的日本对华输出品，在日本江户时代，长崎是其唯一的输出口岸，它的输出额仅次于铜。而且与铜一样，海产品的输出完全掌握于华商之手。由此观之，泰益号完全承袭了旅日华商的传统经营商品。
泰益号商行的另一主要经营贸易商品是中草药。中草药亦属华商的传统贸易商品。但在20世纪前，出口量甚少。20世纪后，由于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地区对中草药的需求量甚大，泰益号利用中日关税制度提供的特殊条件从香港、上海两地经长崎转口向台湾输入中药材，形成极富特色的香港、上海―长崎―台湾三角形中转贸易。从泰益号书简来看，当时在泰益号商业网络中卷入三角形中转贸易的上海、香港和台湾三地的商号，不下于200家。
在环中国海的商业网络中，米是另一宗华商的传统贸易商品。在20世纪头10年，泰益号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和香港等地与大约40家商号进行米交易，经营着一定规模的米贸易。如在1906年，泰益号经由基隆的何荣德号、瑞泰号、日发号、恒记号等4家商号共输出了349635斤大米，总价额为13780元。但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日本殖民政府垄断了台湾地区的米贸易，泰益号对台贸易账簿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此项贸易地记载了。仅在香港这一贸易点，泰益号还保留少量的米贸易。与此同时，泰益号与厦门的贸易客户裕益号合作，向厦门输入日本的粮食加工产品――门司市大里制粉所制造的宝石牌面粉。
由上述可见，就商品结构而言，泰益号商行仍以经营海产品、中草药等华商传统贸易商品为主。这些商品是环中国海华人的传统日常消费品，具有很广大的市场。但这类商品每次交易的数额不大，包装、运输、保管和销售都很费事，程序繁杂。长期的贸易经验和覆盖面广大的华商商业网络为华商从事这一领域的贸易提供了难于取代的优势。这或许正是环中国海华商商业网络能够历尽沧桑仍存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面对亚洲近代工业的兴起，环中国海贸易商品结构的变更，泰益号又能积极介入工业产品及其原料的贸易，表现出经营的灵活性。这或许正是环中国海华商商业网络能够保持其生命活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1928年后，由于受日中关系恶化的影响，泰益号商行进入其衰退期（1928-1938）。1928年的营业首次出现赤字。亏损额为2568日元。1931年再度出现亏损。亏损额为3168日元。此后，泰益号商号的账簿登录不明。但从泰益号商行书简和贸易客户数量的大量减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衰落的情况。1938年，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泰益号商行业务难以维系，不得不歇业了。事实上，中日战争爆发后，环中国海华商商业网络就进入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一家长崎福建籍华商生泰号的文书资料，提供了许多相关的信息，容当另文详加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