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带着自我与个性登场，是中国大陆新诗最近二十年最大的福音，也是中国大陆现代诗最大的收获和重要标志。这在老-代诗人中也有明显体现。作为唱过战歌和颂歌的一代诗人，当他们以“归来派”的身份再次在诗坛亮相，虽然有些诗人最初的几丝依然是言不由衷，带着几股习惯性腔味和几份疑虑与观望，但他们当中具有个性的几个诗人很快就适应了自己应有的角色，怀着莫大的勇气发出了自己的真实声音，终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结果写出了一些成功的诗篇，昌耀、绿原、牛汉、蔡其矫、艾青、孙静轩、梁南等诗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成功，其实正是“良知，，与“创新”结合得比较好的体现。至于从“今天派”开始，到“第三代”，到“知识分子写作”，到“民间写作”，到“七0后”乃至“第三条道路”等等一批又一批新生代的诗人们的写作，凡是写出了好作品的诗人，无一不是诗人“自我”的充分表达者和诗人“良知”的充分体现者。
至于在怎样对待现代诗的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要冒出些像梅烟之类的无知现象呢？我想这与我们的“诗歌教育”跟不上形势有关。其实早已有许多人对中国的诗歌教育现状深表不满了。中国诗歌的审美教育，中国诗歌的鉴赏教育，闹了多少年了，还不是老一套的唐诗宋词，老一套的几首二、三、四十年代的白话诗，几首信天游，就这样灌输了国人整整几十年!而最丰富的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现代诗，从北岛们的朦胧诗到伊沙们的先锋诗，从林珂们的后朦胧诗到义海们的后现代派，从西川们的知识分子写作到于坚们的民间写作，从蓝马们的非非主义到万夏们的莽汉主义，从翟永明们的现代新女性诗到安琪们的新经验写作，从石光华们的口语写作到杨然们的另类写作，从道辉们的新死亡派到凡斯们的原创性写作，从黄礼孩们的七0后写作到谯达摩们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统统都是一片空白!我曾经深深地痛感着中国诗歌教育之落后，于1999年在四川《星星诗刊》第一期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下世纪中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那场讨论当然遭到了远比梅烟那种耍小聪明挣小稿费玩艺／L更为猖獗、更为顽固、也更“左”更代表“人民”性的攻击。那场讨论虽然只有一年，但却深深触到了那些僵化诗、“左”派诗的痛处。与我意见相似的毛翰、聂作平等人，自然在那场“左”公们的围攻中成了众矢之的，被扣上“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和类似于“篡党夺权”的帽子。那些口口声声以“我的心和人民一起”、“人民永远记得他们”、“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50周年吗”等等语句为幌子，以“时代”、“祖国”、“人民”等等高大字眼为档箭牌的旧式诗人，除了恐惧他们老式诗歌或“大众诗歌”正在失去自以为是的“正统”、“正宗”地位，倒对他们早已失去诗歌良知毫不在意。这也足以证明在这一群老是以“祖国”、“时代”和“人民”的诗歌代表自居的旧式诗人之中，所谓诗歌的创新已是根本就不可能。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跳出来对新生诗人大加攻击，像当年的臧克家们那样。这也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现代诗“创新”之艰苦。但是真正的诗人们却在受苦、受难、受罪中前进了。
六
我对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深信不疑。多少年以来，我一直重复使用的“我的诗观”是这样的：“把一切变成诗。狂想，直觉，沉思，幻象，这一切精神状态，指引着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不想对诗作出界定。‘肉睛看不见的世界，灵魂都看见了’。而灵魂看见了，就等于诗歌看见了。必须独来独往，敢于自生自灭。与人对话，与神对话，与英雄天才对话，与疯子、乞丐和大师们对话，与植物动物和非生物对话，横竖都是灵魂自由，始终要神交宇宙，深入万事万物，把一切变成诗。一生中，只求百分之一的作品留下来，传下去，这就够了。写出来只要美感、抒情、过瘾，就好，就舒服了。”这种“不管别人怎么说，只管我行我素”的写作方式，使我尝到了诗歌创作的甜头。我的诗歌作品十几年来在中国的诗歌报刊上不断发表。我也高兴我有许多作品多年一直被许多诗选本转载，我自己认为它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如《寻找一座铜像》、
《中秋月》、《阳光的孩子》、《海之门》、《父亲，我们送您远行》、《森林狂想曲》、《东方恶之花·围观》、《下午：读马格利特一幅画》、《雪声》、《乡村最后的诗人》、《千年之后》、《祖国之诗》、《死后》、《二0五八年》、《写鹃的梦幻情歌》等等。我每年平均以几十首诗的发表量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确实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伊沙在他的诗作《杨然在四月十三》中写道：“杨然叫我在诗坛没法混饭”，指的就是这回事情。伊沙在他的这首诗中说杨然乃是“官办报刊的常客红人”，“不自觉的功利写作者”，因此常常能用自己的稿子“换取过银子”。这实在是很奇妙的。我的诗歌创作证明了诗歌的“良知”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写作。我很喜欢罗中旭的歌曲《星光灿烂》，虽然它远不及《常回家看看》流行，但在我的耳朵里，《常回家看看》难听极了，而《星光灿烂》却非常好听。诗歌也是这样，好的涛，正如好的音乐一样，总是属于少数人。
七
呼唤诗美创新及其良知的更大空间，其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诗人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第三条道路”在我的心目中正属于这种象征。为了更加坚定地走这条属于自己的诗歌道路，这么多年来，我发出多少诗的感叹啊!
凭我的直觉，“大境界”与“第三条道路”是相通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写诗也是这样，在宽阔无比的中国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上，所有诗人、所有诗人之诗都是通向诗神的，通向美的创造与真的永恒。现在，我想用我的“诗即表达灵魂的最佳载体”的观点来结束我的此信，作为我对所有《第三条道路》诗人的祝福：
在情爱、物质、精神这三大生活之间，灵魂起着主智与主情的中心作用，宏观依托和微观渗透在美学、哲学和神学这三大境界。这就是说，深入万事万物，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灵魂都看见了。在审美意识、思想体系和精神世界，灵魂显示出至高无上的自由价值。在灵魂和世界之间，发生着一切诗歌故事。把一切变成诗，是这灵魂对这世界的高度依托和深刻渗透。因此，抒情，意象，韵律，结构与解构，黑色幽默与反讽，音乐般的飘逸感，建筑般的凝重感，绘画般的展开与伸延感，星星般的折射与暗示，烈舞般的跳跃与煽动，这一切的一切，对诗歌而言，都是必要的。但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诗歌的目的最主要的在于灵魂的显示与表达。作为语言而言，关键在于自在显露与交流，在于自然的倾述与共鸣。精、气、神，这三位一体的灵感要素，在诗歌中尤为突出，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相辅相成，共生共灭。诗歌的整体性也恰好体现在这些意象、抒情与韵律在精、气、神的内在谐调与外在配合的运作与流畅之上。任何技巧都不能破坏诗歌的这种整体性。着意使诗破碎、松散，猴子迪斯科式的跳跃、刻意留下毫下毫无想象与联系的空间，无底之谜式的玄浯和断句，这一切，都是不成诗歌气候的。气，贯穿于诗歌的始终，是诗歌内涵外显的隐蔽特征。没有气，一切意象等于拼揍。韵律是气的表露过程的体现形式，我强调的不是押韵，而是诗歌内在的空间韵律。诗歌的本质是自由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只要抒情、美感、惬意、过瘾，就好，就快活。诗歌的产生就是这么回事，无论热爱、追寻，还是叛逆、抗衡，灵魂总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总是无拘无束的，仙然而来，魔般而生，神似而成，不解释诗歌是谁，诗歌从何而来，诗歌向何而去。但是诗歌的形式却是不自由的。虽然生活语言和学院语言均可入诗，但是表现形式却要受到限制。而作为诗歌的精与神，在气的驱驶和运载下，却使语言产生魅力，吸引与进入的魅力，倾听与共鸣的魅力，到达自由自在的表达境界，犹如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声音，盼来期待已久的倾述时刻，一触即发，一发便个可收拾厂。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声音，一旦进入诗歌的内壳，便成为灵魂最好的表达方式。诗歌在人类文化世界，属于深层次现象，诞生得很早，并且至今依然活着。诗歌在未来世界也只能是诗歌。而伴随诗歌陆陆续续在历史上出现过的词、赋、曲，现在都停止了呼吸。唯有诗歌，在这生活与心灵之间，承担了一切痛苦，一切激情和忧伤。诗歌一直走在人类生活的前头，留给世人一些永远的企求，一些终极关怀最古老的命题和最初之谜。在情爱、物质、精神这三大生活空间，心灵，会永远选择诗歌作为她永生永世的倾述载体。
最后，祝《第三条道路》越办越好!
2004年5月30日于斜江村。
【作者简介】杨然，1958年1月出生，四川成都人。着有诗集《黑土地》等。现居四川邛崃。中国新诗黄金时代的回归
——评《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侯平章我之所以要说《第三条道路》第一卷的出版发行标志中国新诗黄金时代的回归，是中国新诗资源优势在不结盟中的大结盟、不统一中的大统一、不规范中的大规范的原则下进行的整合，是当下新诗实力的充分展示，是思想和审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诗歌文本直抵诗质内部核心的有效彰显，是一次强大的进行新诗实践和研究的群体在诗歌环境日益边缘化、荒漠化的背景下，为扞卫诗歌生态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诗歌环保行动。
大量媒体对《第三条道路》一书出版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推介，《第三条道路》于2004年6月5日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后，《法制日报》首先于6月7日进行推介，紧接着有中央电视三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新京报》、《人民政协报》、《文学自由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等众多媒体给予《第三条道路》的大力宣传。从媒体对《第三条道路》宣传的积极参与，充分说明《第三条道路》这一让人们接受的文学事实，展示了当今诗域场中的既不归派、也不划类的进行诗歌文本实践和诗歌理论研究的庞大群体的实力。由此可以窥见中国新诗正在从寂寞冷清的边缘化、荒漠化向鼎盛的黄金时代回归。
《第三条道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打破了疆界、流派和主义的束缚与限制，这就更适合和适应于“百花齐放”的方针。从《第三条道路》一书入选作者的地域看，东起上海，西至天山脚下，北边从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南到南海岸边的东莞，覆盖了整个中国疆土，同时，还渗进了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区。作者地域的无垠广阔，才有诗歌文本内容的无限丰富。从新诗的生态环境来看，诗歌的域场和汉诗式微的处境、诗人和诗歌理论研究者的生态景况都在从边缘化、荒漠化和低谷中回归。从诗歌文本被交流、阅读的范围广阔，彻底打破了陈旧的“小圈子”、“小社团”、“小集聚”、“小门派”、“小主义”的地域界限和“人以类聚、物以群居”而形成的诗歌交流、交往的障碍和阻隔。营造了从诗歌理论的建构、诗歌文本的创作实践二元高度统一的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包容的、尊重个性的新诗现场。在这里，无论是诗歌理论大家到诗歌文本的践行者，没有年龄的界限，没有学位的界定、没有所从事的职业的锁链、没有诗艺和风格的统一规定、没有人员性别的歧视和偏见，在作品的收录方面充分体现了“坚持以诗歌理论的创新和突破，诗作的质量和运用语言的技艺上乘，摒弃霸权和霸气”的原则。让人在阅读《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有一种崭新的感受，无论从诗建设理论的推陈出新、诗史的理论文献参考，还是就诗歌文本的阅读，都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和快慰，给人以越过混沌的智慧启蒙，同时还给人以无期的沉甸甸的思索。这些无不表明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正在从《第三条道路》上走来。
《第三条道路》一书可看到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从靠动力装置进行运动的机械来看，飞机有双翼，火车靠双轨，汽车靠两边的轮子，才使其有不断前进的动力，使其永远保持着活力。《第三条道路》从观念的提出，到诗歌文本的创作实践的发展过程，无不体现理论建设同文本实践“二元”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先看在诗学理论的建构上，上个世纪末，莫非、树才、谯达摩的《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第三条道路——兼谈诗歌写中的“不结盟”》、《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诗歌写作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观念。2000年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我的诗学：2000年冬天的思想》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定义等给予了全面的阐述和解读，2002年林童的《当下中国新诗的三个代表：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在比较中凸显了第三道路写作思想的先进性和具备的无限活力。2003年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论给予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使得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论日臻完备，随后林童的《第三条道路论纲》、李祖德的《论第三条道路》，老巢、飞沙的批评，更进一步擦亮了第三条道路上被遮蔽的闪光点。再加上第三条道路论坛（版主：庞清明、林童）有力的宣传、推介与资源的整合，《第三条道路》2003年卷（主编：庞清明、林童）的及时强势推出，使第三条道路掀起新世纪中国诗歌的狂飙巨浪。与此同时，四川的胡亮、张放，北京的林韵然，上海的赵思运、罗云锋，江苏的十品，河南的李霞，江西的庞华，广东的兰马、胡磊等，积极参与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建设上来，起到了第三条道路思想理论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旗帜下，簇拥了活跃在当下诗坛的诗歌文本实践者。他们是华北板块的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李祖德、温皓然、简宁、刘文旋、安琪、洪溟、西北龙、楚楚、斯如、邵风华、路也、席君秋、郁葱、李岱松、毛梦溪、车前子、谷禾；华南板块的庞清明、马莉、卢卫平、兰马、庞华、老德、林林、刘汉通、侯平章、阳阳、梁山剑客、司童、李明月、徐晓宏、郑小琼；华东板块的赵思运、十品、玄鱼、徐慢、汉江、冰儿、吴情水、子梵梅、沈河、姜宇清、罗唐生；中南板块的红杏、张作梗、严家威、杨晓茅、墓草、张建新、王征珂、仲彦、苍耳、讴阳北方，西部板块的凸凹、胡亮、梁平、杨然、喻子涵、杨通、张选虹、娜夜、丁燕；东北板块的刘川、马永波、金辉、杨拓、孙慧峰、阿拜以及海外的汪文勤、姚园、李维、张耳等135位诗人的诗作300多首，可谓洋洋大观。同时还收编有我国目前最活跃的诗评家的诗评34篇。更增大了《第三条道路》的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