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串很尖锐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一个多元而又无元的以视觉图景为主要的大众文化时代，诗歌到底往何而去？到底应该以何种形式出现？怎么样才能判断伟大的诗篇？尽管从诗歌的创造性来看，似乎在写作时，可以不受制于业已确立的规则，也可以挣脱所熟悉的范畴，但是在此，我认为，诗歌只是存在着，诗歌的目的也只是证实其本身的存在，它肯定永远都不是所有人的事业，很多时候也确实是不能考虑读者的接受而讨好读者的，它毕竟是创造性的语言形式，而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保证一个诗人敏锐以至先锋的意识，才能确保诗歌的品质，并且诗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必须具有不可估量的风险，以便激发诗人的勇气、智慧，甚至就是以某种终极意义上的玄奥神秘在可感却不可表达之中引领诗人向上，正如歌德说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
二、盘峰诗会之后
一九九九年初的“盘峰诗会”，触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迅速形成两个敌对的诗歌群体，分化与分歧越演越激烈，还直接导致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翻脸、绝交，使所谓“两条诗歌路线”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上升到毫无必要的二元对立式的“话语争霸”中，徒耗精力，以至于没有能够讨论该讨论的话题。正是因为这样，九十年代颇显冷清的诗歌界的僵局却被激活了。
但是，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这样的提法，就是可疑和不妥的，两个诗歌群体的诗人们创造出了什么样的诗歌给我们呢？我们首先从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王家新、西川、孙文波、唐晓渡、程光炜、欧阳江河、肖开愚、陈东东、臧棣、西渡等诗人来看，他们强调在写作上对知识的借助，特别是西方文化和精神，要在诗歌里表现对日常经验的超越，个体写作者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要有历史意识，要有现实使命感。而持“民间写作”立场的于坚、韩东、杨黎、伊沙、徐江、何小竹、杨克等诗人，则非常注重诗人身体触发的来自内部的东西，也就是不需要任何什么文化背景的支持的东西，鲜活的，原创的，天然的，日常生活与现实语境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于坚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赤子的异类之心，再就是韩东的这段话相对具体地呈现了一种民间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结社、自办刊物和民间串联是与体制对抗的有效形式，它要求的是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抵制的是权力、奴役和‘庞然大物’。”其次，正如臧棣这样评价王家新的诗歌“在一种坚定、睿智、高尚的音域里扞卫体现着人性及其尊严的想象力的价值”一样，王家新和他的诗歌确实一再深陷于个人与历史、写作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既渴望个人在历史中最终获得自由。而在西川那里，他说他“不仅关心历史和写作的精神关系、材料关系、语言关系，”而且“也关心这两者之间的形式关系”。到了西渡，就“只为自己写作，因为写作使我感到快乐、自由、感到我的生命”。欧阳江河似乎走得更远，他确认诗人的诗学基础就是“虚构最高现实”，“技法就是思想”。
我们来听听另一种声音。韩东的诗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了一种特别普通、朴素、结实的语言，并且由此一直保持着通体灵透的感觉，在诗歌语言形象上以十分亲切、贴近的面孔在轻轻低诉着诗歌的另一个侧影，简单，直接，准确，干净，明快，纯真，惊奇……他说，“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于坚“拒绝隐喻”。伊沙说过，“我也无法抛开汉语诗歌的具体环境来谈论它，汉语是这样一种语言：锈迹斑斑可视为色彩斑斓，独有的象形文字本身就是诗意的，是‘生成奇迹’。”而杨黎，在《打开天窗说亮话》里说，“诗歌与时间无关。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呈现出来，他肯定就是最好的。”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最主要的不是在语言上的根本分化与分歧，而是在具体内容的表现上。在后者来说，对口语的使用近乎于一种本能的行为；而在前者那里，则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之后的行动。前者不仅关心过去，也试图通过想象触及未来，他们在把自己当一座桥梁建设，意志沉潜而坚定，面容神圣而隐忍，理想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确信诗歌的永恒意义和价值，但是他们也有怀疑，不能不有所怀疑，因为尼采、福柯、利奥塔的残酷宣布，问题是他们能在这种怀疑的痛苦里呆多久，他们能否丝毫不回避痛苦，深入诗歌的内部继续去探索人类的终极，让生命的激情通过一种被他们创造出来的语言实现他们本身就是圣徒而非英雄梦想的结果。后者，因为直接的天然性，也更因为对语言本真的认识，他们采取了最物质的最感官化的态度，就像杨黎所感到的，也像韩东所提出的，语言就是全部，一切都是它或者在它里面，而作为诗人，就是去呈现，再呈现，把当下生活的一切状态、意识以及人的身份、感受、体验直接呈现，“与时间无关”，只与血肉有关，此在就是终极的，就是痛苦的，也是欢乐的。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是中国诗歌的两条道路，也是人类诗歌的两条道路，并非是近来才出现的，而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直就有的。两条道路之间有着种种磨擦、分化、分歧是常态，也有着伴随它们的磨合点。“知识分子写作”为追求一种高度、深度、知识性、历史意识，而造成诗歌对更多读者的阻隔，语言的负荷过重，即使不考虑诗歌的前景，也到了考虑内在的自爆的时候了。简论第三条道路的
判定标准及其独立性自由性涵盖性先锋性严家威在五月份之前,我不知何为第三条道路.五月份的下旬,第三条道路版主庞清明(在前年就有交往)邀去第三条道路上评贴,才慢慢了解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文章很多,由于大多理论性太强或太长的缘故,以至现在还有不少的诗人不知道第三条道路,或者说知之不多,知之有偏。
那么何为第三条道路？或者说第三条道路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假设你是某一诗歌流派的诗人,如果说你认为诗歌的写作只有你那个流派的写作才是诗,而另外的写作非诗,那你就不属于第三条道路;甚至连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也不是!如果说你认为诗歌的写作除了你那个流派的优秀写作是诗外,而另外的优秀写作也是诗,那你就属于第三条道路。
如果你说你不属于任何诗歌流派,你认为任何诗歌流派都有一定的偏激,也不想加入任何流派,只想一心写好诗。那你也是属于第三条道路。你说,我没有加入第三条道路呀!确实没有,但第三条道路是不需要加入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加入仪式(听说加入垃圾派要交会费)。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什么流派,只是一大群酷爱诗歌的人在诗的道路上行走。而你的这种主张切合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所以你不用加入,就已经属于第三条道路了。
为什么第三条道路的判定标准是这样的呢？我们只要了解下第三条道路这个命名产生的背景就知道了。
上个世纪末,诗歌的写作有两个对立的派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他们相互攻击谩骂,指责对方的写作是非诗的写作,而诗写的标准在自己的手里。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诗人之间为争夺诗歌的话语霸权展开了一场恶战,这种刻意二元对立的做法,让一些有识之士厌恶,同时也让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流派的偏激和诗歌更加广阔的前景。1999年的某一天莫非说:“树才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命名产生!)。1999年莫非写出《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树才写出《第三条道路》,谯达摩写出《我的诗学:1999冬天的思想》。1999年12月,由谯达摩,莫非以“九人诗选编委会”的名义,集结了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九人的诗作,出版了《九人诗选》。耐人寻味的是“其中有些诗人与知识分子写作沾亲带故,另一些诗人甚至是民间写作的重要代表人物(胡亮语)”。“此诗选的诞生,标志着‘第三条道路"作为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力量,以多元,开放,宽容的创作姿态正式登上了当代诗坛。”(林韵然语)
从第三条道路命名产生的背景可以很明显看出,第三条道路这个说法是相对于当时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刻意二元对立说的。是认为这两个流派都有一定的偏激的才说的,是反对诗歌的话语霸权才说的。这里的"三"是相对于当时的刻意二元对立的“三”,是一个反抗的“三”,是一个开创的“三”;这个“三”在当时也许是个确切的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诗歌流派的不断增加,现在这个“三”显然是一个沿袭的“三”,诗意的“三”,不是一个确切的数了。“一千个人,应有一千条道路”(林童语)。可有不少人现在还糊涂地认为这个“三”是一个确切的数。
从第三条道路命名产生的背景可以很明显看出,当时的莫非树才谯达摩们,是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的,他们既不认为知识分子的优秀写作非诗,若这样认为他们可能就是民间派了;也不认为民间的优秀写作非诗,若这样认为他们可能就是知识分子派了(因为当时的诗坛成气候的派别就这两大派)。他们认为除了这两个派别优秀写作是诗外,还有另外的优秀写作是诗,1999年12月《九人诗选》的出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显然,第三条道路的“三”“不是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之间走中间路线,或处于左右之间等等;相反,它是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同时扬弃(树才语)”;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区别是诗写的立场和语言,有了好的诗写立场和语言就能写出好诗么？他们是持怀疑态度的,不然的话,他们是要加入某一派而不会再去提倡第三条道路的(注:怎样才能写出好诗和好诗的标准不是本文范围)。他们没有加入某一派,他们没有停下,他们在继续探索!所以,莫非树才谯达摩们是思想更加开阔的诗人。是不被纷呈的事物甚至是强大的潮流所迷惑的探索者,是诗的先锋。
从第三条道路命名产生的背景还可以明显看出,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派,说明了第三条道路的独立性;反对当时的二元对立,反对诗歌的话语霸权,不加入这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派说明了第三条道路的自由性;不否定任何一派的优秀诗写,1999年12月《九人诗选》的出版,是第三条道路的涵盖性;认为除了这两大派别优秀写作是诗外,还有另外的优秀写作是诗,则体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先锋性。因为在诗歌的发展道路上会不断出现一些先锋派别,而认为先锋派别的诗写之外之后还有另外的优秀诗写当然更应该是先锋了。
所以,第三条道路是树才说的“单独者”,“‘第三条道路"不是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之间走中间路线,或处于左右之间等等;相反,它是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同时扬弃”;是莫非在《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里宣言：“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是诗人兼理论家的谯达摩的说法，三是虚数，是“三生万物”;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是诗人兼理论家林童所说“流派也罢,诗群也罢,不过是个姿态”;“一千个人,应有一千条道路”“不结盟也就是结盟”,是不结盟的结盟;是“利益共同体”。而这里的“利益”,“其实毫无物俗利益可言，他们所要的，仅仅就是以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促进与提升中国新诗的发展(张放语)”
明确一下:
独立性——是第三条道路不从属于某一派别(注意这里不是指个人)。
自由性——是第三条道路的人有派无派都可以(注意这里是指个人)。
涵盖性——是第三条道路可以包纳其它的流派。
先锋性——体现在第三条道路不局限在不停留在某一先锋流派,认为在某一先锋流派之外之后还有优秀的诗写!且诗歌的写作就象道路一样,不断地向前延伸!而这种诗写的道路有赖于第三条道路上的优秀诗人的不断探索。
用一句话表述:第三条道路不是霸道的虚无的静态的无主张的,而是自由的实在的动态的有道路的,有着坚强的独立性和宽广地涵盖性不断前进的好诗主义!
另外,由于第三条道路是在新诗的两大派别的争吵时产生的,所以,第三条道路是针对新诗的。
写到这,我觉得我的第三条道路的判定标准成立,不知大家以为然否？请大家批判。
注:以上所引诗人或理论家的言论均出自《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九州出版社)
【作者简介】严家威,河南省信阳市第七高中教师。第三条道路：我们需要不需要批评？段磊
第三条道路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老诗人重获青春，新人层出不穷，在第三条道路“开放、宽容、兼收并蓄”的氛围里，大家专心诗艺，写出一大批好的作品。百花齐放，正可以形容第三条道路当前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本人认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已经遇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到第三条道路大好局面，影响到第三条道路今后的发展。这就是：第三条道路到底需要不需要批评？第三条道路需要怎样的批评？
当今诗坛的现状，相信大家都很明白，山头林立，表面上热闹非凡，好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和越来越不被人关注，大家都在津津乐道的是某些事件，唾沫飞扬的种种论争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大家都在争相发言，老诗人耐不住寂寞，感慨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刚刚冒出来的新人更是抱定“出名要趁早”的信念，甫一提笔就要组成团队势力，跑马圈地，于是评论不可避免地沦为少数人争夺话语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的工具，尊重让位于诋毁，谩骂代替了评价。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我们更有理由期盼好的批评的出现。尤其是，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出现。
批评有用吗？窃以为不但有用而且作用巨大，当然前提必须是“好的批评”，新人可以从批评中汲取营养，明确方向，在这一点上，老诗人可以在这里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老诗人也可以得到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解读。而尤其对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第三条道路来说，批评可以更多的使人关注个人化的写作，百家争鸣才能更好地促进百花齐放，有了好的批评，第三条道路才能拒绝平庸，获得更有后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