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教你如何写作，马库斯，不是要让你知道怎么写作，而是要让你成为一名作家。因为能写书，这可并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所有人都会写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作家。”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作家呢，哈里？”
“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是不是作家。能不能成为一名作家是由其他人来决定的。”
所有记得诺拉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说到她，人们都会想起她的温婉和体贴，她的多才多艺，光彩照人。她似乎总是乐呵呵的，就连最阴郁的下雨天也能被她的光彩照亮。她每星期六都会到“克拉克之家”当服务员，她灵巧地在餐桌之间穿梭，金黄色的头发像波浪一样在空气中舞动。她对每一位顾客都恭敬有加。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诺拉，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小姑娘。
她是大卫·凯尔甘和路易莎·凯尔甘的独生女。这一家是来自亚拉巴马州南部杰克逊市的福音教徒，诺拉是于1960年4月12日在那里出生的。当她的父亲成为欧若拉最大社区圣雅各教区的牧师之后，凯尔甘一家人就于1969年秋天迁居到了欧若拉。当年，到教堂来的人总是熙熙攘攘。位于城南入口处的圣雅各教堂是一座恢宏的木质建筑，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财政紧缩，欧若拉和蒙布里市合并，教徒也越来越少。如今，在教堂的旧址上新建了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当年，凯尔甘一家人来到这里之后，就住进了一幢只有一层的美丽宅子里，就在特雷斯大道245号，这个房子也属于教区。六年之后，诺拉很可能就是从她卧房的窗户爬出去，然后消失在森林里的，那一天是1975年8月30日。
我到欧若拉的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克拉克之家”，而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就是那家餐馆的常客为我讲述的关于诺拉的最初描述。那一天清晨，我就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做什么，一下子就觉得烦躁起来。在沙滩上晨跑之后，我喂了喂海鸥，我在心里问自己，来新罕布什尔的原因应该不会就是给这些海鸟喂食的吧？我和本杰明·洛特约好了十一点在康科德见面，然后一起去看哈里。在此之前，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就到“克拉克之家”去吃了点煎饼。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每次来哈里家，他都习惯一大早对我进行训练：天不亮他就会把我叫醒，用力摇晃我，然后叫我赶快穿好运动服。之后，我们会沿着大海慢跑、打拳。当他累的时候，就会摆出教练的姿态，停下来纠正我的动作和姿势，而我也很清楚他这么做其实只是为了喘口气。在晨练和慢跑中，我们经过了鹅弯和欧若拉市之间隔着的那几英里沙滩，顺着大沙滩的岩石路一直上去，随后又穿过了还在沉睡中的城市。城市的主干道还被笼罩在黑暗中，而远处初升的红日一点点地在餐馆窗户映衬下的海湾上升起。它是唯一这么早开门的店。店里很安静，路过欧若拉在此短暂停留的匆匆过客以及一声不吭大口吃着早餐的服务员是店里为数不多的客人。我们能听到店里的电台在不停地播放着新闻，声音极小，根本听不到播音员播报的内容。即便是清晨也很炎热，悬在屋顶的风扇无力地转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让顶灯周围的灰尘也跳动了起来。我们在17号桌旁边坐了下来，珍妮马上过来给我们送上了咖啡。她的笑容里总是带有母性的光辉。她对我说：“我可怜的马库斯，是他让你这么早起床的吧？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说完，我们都笑了。
2008年6月17日，虽然还是同样的早晨，但“克拉克之家”里面已是骚动不安。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桩案件以及我的来访。那些我认识的老顾客都凑过来问我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哈里是不是和诺拉有一段恋情？他是不是真的杀了诺拉和德波拉·库佩？我回避了一切问题，径直走到17号桌的旁边坐了下来，这才发现那块原本钉在桌上的哈里的荣誉牌已经被摘走了。剩下的只有木桌上两个钉子被拔走之后留下的窟窿，还有变色的清漆上留下的金属牌印记。
珍妮过来给我上了杯咖啡，冲我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她似乎有些忧伤。
“你要来哈里家里住吗？”她问我。
“是的，是你把那块牌子摘掉的吗？”
“是的。”
“为什么？”
“他是为那个小女孩写的这本书，马库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女孩。我不能再把那块牌子留在那儿。这种关系真让人恶心。”
“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说道。
“我个人认为，你不应该把自己卷到这桩案子里面来，马库斯。你应该赶快回纽约，远离这个地方。”
然后，我点了一些煎饼和香肠。一本沾了油的《欧若拉之星》被扔在了桌上，书的封面上方是一张哈里风华正茂时的大照片，带着令人尊重的神色，目光深邃，自信满满。下边是一张他准备进入康科德审判庭时的照片，铐着手铐，一副落寞的样子，头发散乱，疲惫不堪，面容十分憔悴。诺拉和德波拉·库佩的圆形肖像画也被放到了旁边。文章的标题是：《哈里·戈贝尔到底做了什么？》
厄恩·平卡斯比我来得稍微晚一些，他要了杯咖啡，坐在了我的身旁。
“我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他对我说，“你要搬到这里来住吗？”
“是的，可能吧。”
“为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是为了哈里吧。”
“他是无辜的，是吧？我无法想象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这真是荒谬至极。”
“我什么都不知道，厄恩。”
在我的要求下，平卡斯向我讲述了几天前，警察是如何在鹅弯地下一米深处挖出诺拉的骸骨的。就在那个星期四，整个地区警车遍布，高速路上，警方的巡逻小队频频检查各种可疑车辆，甚至还来了一辆警方技术刑侦队的专车。各种警车汽笛长鸣，把整个欧若拉所有的人都搞得紧张兮兮的。
“当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诺拉的骸骨时，”平卡斯对我说，“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多年来，那位小姑娘原来一直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我的意思是说，我去过哈里家多少次啊，就在阳台上，喝过多少次苏格兰威士忌酒……就差不多在她的旁边……马库斯，你真的觉得那本书是为她而写的吗？我不能想象他俩曾经相爱过……在这一方面，你知道些什么吗？”
我不想说什么，于是就用咖啡勺在杯子里转出了漩涡。我只是简单地说：
“问题很复杂，厄恩。”
过了一会儿，欧若拉警察局警长、珍妮的丈夫查韦斯·道恩过来坐到了我的桌子旁边。他也是我在欧若拉认识了很长时间的人之一。这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60多岁，头发已经变白了，一看就是一个不管见到谁都面相和善、性格随和的美国乡村警察。
“很抱歉，我的孩子。”他一见面就冲我来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要说抱歉？”
“因为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件事。我知道你和哈里走得很近，你接受起来肯定很不容易。”
他是第一个关心我此时所想的人。我摇了摇头，问他：
“为什么以前我来这里的时候，从来没听人说起过诺拉·凯尔甘？”
“因为在我们重新找到她的尸体之前，这都是老故事了。这种旧事，都没人愿意提。”
“查韦斯，1975年8月30日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在德波拉·库佩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件事真的让人难以启齿，马库斯，真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了。那一天，因为我值班，所以亲身经历了这一切。那时，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察，那个打到警察局总部的电话就是我接的……德波拉·库佩是一个慈祥的小老太太，自从她的丈夫死后，她就一直独居在河溪湾路的树林边上。你知道河溪湾路在哪儿吧？鹅弯过后再走两英里的地方，那片大大的树林边上。我对库佩妈妈还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候，我进警局还没多长时间，但是她常常给我们打电话。特别是在晚上，她经常因为她家周围的一些风吹草动报警。在树林边的这所大房子里住着，她难免会有些担心，所以时不时要人去她家里，算是给她吃颗定心丸。每一次，她都会为自己给警方带来的不便道歉，然后给他们拿一些糕点和咖啡。通常在第二天还会跑来警局给我们带点小东西。她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心人，就是那种你会不厌其烦地帮助她的人。简单一点说吧，1975年8月30日，库佩妈妈给警局打来了紧急电话，她在电话里说看到一个男人在那片林子里追赶一个年轻姑娘，我是那天唯一在欧若拉巡逻的人，于是我就马上赶到她家里去了。这是她第一次在白天给我打电话。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她对我说：‘查韦斯，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是我真的看到了很奇怪的东西。’于是我到树林边巡查了起来，她就是在那儿看到的那位姑娘。最后，我发现了一块红布。我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于是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当时欧若拉警局的普拉特警长。他正在休假，但听到消息后也马上赶了过来。树林很大，即便我们两个人一起搜起来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一点点朝着树林深处走去：一英里之后，我们发现了血迹、一些金色发丝还有一些红色碎布头。我们还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听到德波拉·库佩住的房子里传出了一声枪响……我们一起赶了回去，在厨房里发现库佩妈妈的时候，她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我们后来才知道，她后来又给中央警局打过电话，说那个她刚看到的女孩子躲到了她的家里面。”
“那个女孩子跑回了她家？”
“是的，当我们还在树林里的时候，她就这么重新出现了，身上带着血，想要寻求帮助，但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除了库佩妈妈的尸体，再也没有看到别的什么人。真是太荒诞了。”
“那个女孩就是诺拉？”我问道。
“是的。我们当时没过多久就查明了情况。首先是因为她爸爸在事发后不久给警局打了电话，说了她失踪的事情，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当德波拉·库佩在给警局打电话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就是她。”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在库佩妈妈第二次报警之后，整个区域的警察都出动了。在经过河溪湾路旁边的树林时，一位副警官发现有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蒙特卡洛轿车在往北逃跑。于是警方马上派人前往追捕，但是即便设置了路障，还是让那辆车逃走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都在找诺拉，整个地区都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可是，谁又能想到她就躺在鹅弯，埋在哈里的家里呢？当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就在树林里的某个地方，于是我们无数次地进行了搜寻，从这片森林一直绵延到佛蒙特州，我可真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再也没能找到那辆黑色的轿车，再也没能找到那位小女孩。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会搜遍全国，但是真的很遗憾，三个星期后，州警察局总部的高官们明确表示搜寻工作太过昂贵，而且结果太不确定，我们不得不停止了搜查。”
“当时你们有嫌疑人吗？”
他迟疑了片刻对我说：
“没有正式的嫌疑人，但是……我们怀疑过哈里。我们有我们的理由。我是想说，他才来欧若拉三个月，诺拉·凯尔甘就消失了。这种偶然很奇怪是吧？还有，当年他开的是什么车呢？就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蒙特卡洛。但是，我们能收集到的资料还不充分。说到底，这份书稿正是我们33年来想要找的东西。”
“我不相信，不会是哈里干的。否则，他怎么可能在尸体旁边留下一个这么对他不利的证据呢？他又是为什么要叫那些园林工人在那个埋下尸体的地方挖坑呢？这完全说不过去啊！”
查韦斯耸了耸肩膀：
“相信我作为一个警察的经验：我们永远都想象不到一个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来，特别是那些我们认为很了解的人。”
说完这些话后，他直起身来，亲切地和我说了声再见。“如果我能帮得上你什么忙，你千万不要客气。”在走之前，他这么对我说。而平卡斯，在他说完之后，马上带着怀疑的表情接过了话茬：“好吧，我从来都没想过警方会怀疑到哈里的头上……”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把报纸的第一页撕了下来，尽管时间尚早，但我还是带着那一页报纸踏上了去康科德的路。
新罕布什尔州州立监狱就在康科德城北面的北州大道281号。要从欧若拉到那个地方去，只需要在经过市政大厦商业中心之后驶出93号高速路，到假日酒店的拐角处转上北大街，然后再直着走十多分钟，经过花山公墓和河边一个呈马蹄形状的湖之后，就是绵延的铁丝网和刺铁栅栏，这一下就不用再怀疑走错地方了，再往前走一会儿，就出现了标明监狱所在的正式路牌，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红砖砌成的简陋房子，四周被一堵很厚的墙围着。最后，监狱大门的铁闸门终于出现了。而就在马路的另一边，还有一家汽车经销店。
洛特已经在停车场等着我了，嘴里还抽着一支廉价雪茄。他看起来倒还算平静，没有跟我打招呼，只是像老朋友一样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第一次到监狱来吧？”他问我。
“是的。”
“一定得放松。”
“是谁跟你说我不放松的呢？”
他向我示意了一下在旁边“严阵以待”的记者们。
“现在到哪里都能看到他们。”他对我说，“你千万别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们就是一群秃鹫，在你能给他们透露一些有爆点的新闻之前，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必须态度坚决，守口如瓶。否则，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曲解，到头来还是我们遭殃，我为哈里辩护的法子很可能就行不通了。”
“你的法子是什么？”
他带着很严肃的表情看着我：
“一概否认。”
“一概否认？”我把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他们之间的关系、绑架以及两项谋杀，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要坚持无罪。最终，我不仅会让法庭将哈里无罪释放，还要让新罕布什尔州政府赔偿哈里几百万美元的利益损失。”
“你打算怎么处理警方掌握的那份和尸体一块儿找到的书稿呢？还有，哈里不是已经承认他和诺拉之间的关系了吗？”
“这份书稿什么都不能证明！写小说可要不了人的命。况且，哈里也给出了站得住脚的解释：诺拉在失踪之前拿走了书稿。至于他们之间的那点关系，只不过是激情使然。不算什么太恶劣的东西，这并不能构成犯罪。你看好了，检察官什么都证实不了。”
“我和欧若拉的副警长查韦斯·道恩谈过，他说当年警方曾经怀疑过哈里。”
“胡说八道！”洛特回应道。他总是很容易在生气的时候忍不住怒骂几句。
“很显然，当时，嫌疑人开了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蒙特卡洛汽车。查韦斯说，这正好是哈里当时开的车的型号。”
“荒谬！”洛特越发气愤了，“但是这些消息还是有些用的。干得好，戈德曼。这就是我现在需要的信息。另外，你要是认识那些住在欧若拉的乡巴佬的话，就应该去了解一下，假如他们被传召到法庭作证的话，他们会对陪审团成员说些什么。你还要尽可能地了解哪些人是酒鬼，哪些人打过他们的老婆。因为一个酒鬼或者是打老婆的人是不会被当作可信的证人的。”
“这样的伎俩会不会太卑鄙了呢？”
“现在是在打仗，我的戈德曼。布什为了攻打伊拉克，把整个美国都给骗了，但这是必需的。看见了没，我们把萨达姆踢了出去，解放了伊拉克人民，世界变得更美好了。”
“大部分美国公民还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它就是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