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三天前就打电话来通知，今天下午集团要举行学术报告会，还特别提醒：全体人员必须参加，实在参加不了的，要写书面请假报告。
下午两点前，大家鱼贯进入会场，不一会，整个报告厅鳞次栉比地坐满了听众。大家之所以这么遵守纪律，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本集团有严格的开会考勤制度，政治处给每个员工发了一张专门用于考核开会的IC卡，每次会前要到考勤机前去刷一下，“嘀”的一声响过后，才能认定你是参加这个会议了，否则，你就是和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也不会被认定你在参加会议；散会后，再到考勤机前去刷一下卡，“嘀”的一声响过后，才能证明你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否则，你就是在会场里坐到明天早上，你也等于没有参加会议。只有等到“嘀”的一声响过后，你才可以离开。这样你就不用参加补课，领导也不会扣你的缺勤费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发你一点什么奖。
现在的社会已经被进化成这个样子了：有时候，领导是宁可相信手边的机器，也不相信身边的活生生的属下的。这常常让我们这些被领导的人很郁闷也很无奈。活生生的人被物化成机器的附庸，这让大家情何以堪啊？
应该说，本集团的会议考勤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尤其是考勤设施很先进，大概可以名列全国前茅的。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从集团一推出这个考勤措施，大家马上就想出了对付这它的办法，而且办法很多，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用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来说，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鉴于把种种逃会方法说出来可能会侵犯许多发明人的专利权，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我自己，倒是可以向朋友们老实交代一下，我逃会通常用的方法是这样的：有时候是拿着考勤的IC卡，对着机器“嘀”的一声响过后，昂首阔步地走进会场，然后就直接从后门堂而皇之地走出来，仍然回到办公室，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把IC卡交给同事，请他们代我考一下勤，我自己就不抛头露面了；有时候进会场，听一下报告，如果有兴趣，就一直听下去，如果不对我胃口，那么对不起，直接就抬屁股走人，不顾台上作报告的是上级领导还是顶头上司。这时候要摆出一种公务在身、时不我待、日理万机、十万火急的姿态，有时还要拿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勇气，义无反顾地在众目睽睽下走出会场去。
其次，之所以今天的到会率很高，几乎没有逃会的，是因为今天的报告人身份显赫。主持人——也就是我们集团的最高领导，怀着庄重的心情，极其认真地介绍了报告人的一连串的头衔，为集团能够请到这样的大人物而感到十分荣幸，无比骄傲。
这个大人物的身份确实显赫，显赫到了令人仰视的地步，显赫到令人听到他的官职就会肃然起敬，如果没有思想准备，可能还会打一个趔趄，会觉得今天能够听他的辅导报告，真正是三生有幸……
在则，通知里写的报告题目也十分吸引人。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对政治生活尤其关心的群体，谁也不可能不关注这样的内容，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想，这样重要的人物给我们作报告，一定有“货”，而且一定是我们基层老百姓不得而知却又十分想耳闻的“硬通货”。于是，我们早早支起了耳朵，满心希望获一番神智的快感。
开讲了……
三分钟后，我把原本支得高高的耳朵放了下来，开始翻阅开会前带上的报纸，并庆幸自己有报纸可以消遣……
一刻钟后，报纸翻完了，我开始与左右邻座聊天，先是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然后东拉西扯、内容宽泛……
20分钟后，有人陆续离座，从报告厅后门消失，去向不明……
半个小时后，报告厅最后两排的人集体失踪……
50分钟后，我怀着要为四化事业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愿，走出了会场……
台上的报告仍在继续，听报告的人还在陆陆续续地离开会场。我能想象作报告的大人物此时此刻的以窝火为特征的心情，我也能想象陪会的领导的那种愤怒而又无可奈何、同时又赔着小心的嘴脸，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逃会成功后的坏笑，我的心头布满了报复这个大人物后的那种胜利的快感……
2009.7.28
随着一记清凉的耳光声，只见黄老板像中了枪弹一样猛地从沙发上弹跳起来，又像沉重的麻袋一样倒在沙发上。他的朋友们连忙围上来，几个人摁住小黄一阵猛揙，还有几个人赶紧查看黄老板，只见黄老板四肢抽搐不停，口角横斜，眼神木然，口水沿着口角不停地垂流下来，喉咙里发出嘶哑而又混浊的“啊啊”声。黄老板就这样中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