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和他的探险队对古堡作了细致入微的勘察和精心周到的准备，把古堡四周50米范围以内的细沙抹平，以便记录可能留下的痕迹；把窗子下的沙地翻松，确保紧急关头队员越窗而下时足够安全；检查每个队员的枪支弹药，保证关键时刻不出机械故障；每人的位置都选在靠近门窗，但不从门窗里露出身体。乔治分析如果堡顶和墙壁足够牢固的话，门窗是杀手唯一的出入口，并依此计算好射击角度。乔治没忘记从镇上牵来一条狗，他明白狗比最敏锐的人还要敏锐。
按照惯例，苏赫大叔给乔治和他的探险队提供了一顿第二天付款的丰盛晚餐。苏赫大叔和镇上所有人都相信，古堡的秘密就要露底了，他们没有理由不寄希望于这支来自万里之外的异国探险队。小镇洋溢着一股少有的生机，人们重新猜测死亡之谜的谜底。
探险家在那封寄往剑桥大学的信中加上了印度塔尔沙漠“死亡之堡”的故事，并告诉他的好友：乔治·威尔斯这一名字将取代“死亡之堡”而矗立在小镇人们的心里，随着明天太阳的升起他将得到1万卢比的奖赏。他把信封交给了邮差。
夜幕降临，镇上的人们退出了“死亡之堡”，缩回各自家里，听着古堡方向的动静。夜半，古堡传来一声凄惨而短促的狗叫，苏赫大叔的小女儿用被子捂住自己吓得苍白的脸。
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人们推开古堡厚重的大门。探险家和他的伙伴们倚墙而坐，凝固着昨晚的姿态，乔治的手里握着手枪柄。这个充满着神奇的世界，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一支优秀的探险队。
数月之后，苏赫大叔的小酒店里来了一个乞丐模样的瘦老头，骑一匹瘦马，驮一只铁箱，牵一只瘦猴。人们逗他取乐，踢那硕大的铁皮箱，箱子里除了一张网就再也没什么了。瘦老头自称是来揭开古堡之谜的。
人们鄙夷地打量着他。苏赫大叔明白，又一个付不起饭钱的人想借此混顿饱饭，事实上他们连把古堡多看两眼的勇气都还没攒够——这是常有的事。但仁慈的苏赫大叔还是让瘦老头饱餐了一顿。
吃完饭，瘦老头认真地表示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会用政府的赏金来付饭钱的。人们被逗得有几分乐了。瘦老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应该相信我，真的，应该相信我！”
瘦老头请人帮他把铁箱搬进古堡，表示第二天用赏金加倍付钱。可谁也不忍把一个可怜的乞丐推进死亡之堡，老头只好自己动手用那匹瘦马驮铁箱。苏赫大叔相信可怜的瘦老头肯定是想那1万卢比想疯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几个年轻人抬着那块抬过无数尸体的木板向古堡挪去，准备把瘦老头的尸体抬到停尸房里。
这时，一个瘦小干瘪的身影幽灵般地出现在古堡的窗口。年轻人吓得拔腿要跑，但挪不开脚步。幽灵发出一声长啸：“哎——小伙子们，别怕，是我！”人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吃惊过，幽灵是那个干尸般的瘦老头——他还活着！
瘦老头把一个个鸟状的东西从窗口投下——那是一只只死了的红蝙蝠。
原来，在古堡顶上的圆木层生活着一群昼伏夜出的吸血红蝙蝠，这些吸血红蝙蝠长着一根极细极硬的长针，它们能在人畜来不及反应的一刹那，将长针刺进人畜的大脑并分泌出一种麻醉汁，致人畜昏迷。本来这种红蝙蝠像世界各地的吸血红蝙蝠一样靠吸食动物血液维持生命，但生活在塔尔古堡的它们竟发生了变异，干起了吸食人畜脑髓的罪恶勾当。它们把无数人畜制成了干尸，但它们最终未能逃脱瘦老头为它们布下的网。
瘦老头在古堡里布好那张大网，把猴子拴在网下，自己则躲进铁箱子里，通过铁箱上的小孔观察外面的情况并控制操作绳。夜间故技重演的红蝙蝠群从圆木缝里钻出时惊醒了敏锐的猴子，接着猴子惊动了瘦老头。当红蝙蝠扑向猴子时，瘦老头拉动操作绳，作恶多端的红蝙蝠被一网打尽。
这个乞丐般的瘦老头是谁呢？还记得探险家遇难前寄出的那封信吗？瘦老头就是那位收信人，探险家乔治生前的好友、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
他从事红蝙蝠研究长达20多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红蝙蝠的知识大都署着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汤恩·维尔。
有尊严地离开
1995年12月的一天。
霍贝特·莫维斯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汉内罗尔已变成个老太婆了，”
看着搭在座位一旁的那条毛茸茸的围巾，临出门时，老伴汉内罗尔坚持着把它塞给自己，“整日唠叨这个，操心那个，她忘了她的丈夫一直像二十年前那么棒吗”？霍贝特吹起了口哨。
突然，他嘴唇一哆嗦，口哨戛然中止，一阵剧痛从腹部撕裂般传开。
车子停住了。霍贝特趴在了方向盘上……
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喂，伙计，你那大啤酒肚里藏了个家伙，”詹姆斯医生手里拿着张X光片，眼睛定定地盯着他，“我们想打开来看看那究竟是个什么。”
“亲爱的，怎么了？”汉内罗尔不安地凑过来。
“没什么，”霍贝特晃晃肚皮，“詹姆斯说这里面有个小家伙，”他夸张地拉长了声音，“他要把它拿出来”。
手术台上。霍贝特拍了拍妻子的手，“亲爱的，别担心，手术后，你会看到我苗条的身躯，我会重新变成一个美男子”。
汉内罗尔出去了。霍贝特收起了笑脸，“喂，大卫，”他扯了扯站在他旁边的麻醉师，那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常一起出去打猎，“请你帮我一个忙，如果情况良好，你就把大拇指往上翘，否则，就往下”。霍贝特轻声地说。
手术结束了。
霍贝特苏醒过来，汉内罗尔俯在他身边。
那个该死的大肚子，仍那样旁若无人地高高挺起。霍贝特闭住了双眼，稍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抱歉地对妻子说：“汉内罗尔，大概没什么希望了，这家伙太大太累赘，我没法带着它挤过鬼门关。”
霍贝特说，人一生下来，就在向死亡走去，现在该考虑最后一步怎么走了。
接着，他又说，最后一步他要在家中而不是在医院里过。
情况很不妙。据医生预测，他少则只能活两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个月。
然而，霍贝特度过了严冬，又度过了炎夏，并且，他还举行了多次夏季晚会。
霍贝特像他所自诩的“永远是个小伙子”那样，爽朗地笑着、跳着。
苦恼的仿佛是死神，它不知该如何下手。
就在此时，BBC（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策划一部奇特的电视片。
一个摄制小组跑遍了英伦三岛和爱尔兰，打算找一个愿意接受他们采访的人，以便向观众展示死的科学。
1996年秋季，制片主任克利斯·斯潘瑟登门拜访莫维斯夫妇。
霍贝特却一口答应了对方的采访拍片要求。“这不挺有趣的吗？亲爱的，”霍贝特拉着妻子的手，嘟囔道，“我不能成天只守着癌症啊，与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呢，何况，”他顽皮地向妻子挤了挤眼睛，“谁能像我这样以这么一种坦率的方式告别妻子和人间呢”？
1996年圣诞节前夕，BBC的摄制组开始拍片。
此时，霍贝特肚内的癌症肿瘤已扩张成两个足球那么大。“比分多少了？”
霍贝特躺在椅子上，“快吹终场哨了吧”？他疲惫地笑了笑。汉内罗尔在一旁用毛巾替他拭去额头上的汗珠。“这家伙可真厉害，它把我的草皮吃光了。”
“他还是那么聪明幽默。”汉内罗尔一阵恍惚。
霍贝特出生于德国，从事古玩生意，却梦想当一个农民。
这么多年了，汉内罗尔还记得她接到霍贝特急急打来那个电话时的情形。
已深夜了，她刚拿起话筒，耳边就炸开了霍贝特的大嗓门，他激动地告诉她，他在农村买了座“新居”。
“新居”是一间快要倒塌的茅草屋，不过周围倒还有几英亩荒地。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很不方便，可霍贝特却乐在其中。他一边做他的古玩生意，一边抽空修葺他的“新居”。日子过得如此悠然惬意，他们养鸡，养猪，还自制果酱酿酒……
摄制小组和霍贝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聊天、开玩笑，有时汉内罗尔想加进来，霍贝特会大模大样地向她挥挥手，眼睛里却充满爱意：“一边去，在谈爷儿们的事呢。”
在最后的日子里，霍贝特搬到外客厅，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季节的变化。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树木，喜欢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霍贝特的眼睛眯起来，专注而喜悦。
1997年4月8日早上5点，汉内罗尔被霍贝特惊醒。“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了。”霍贝特呻吟着，他甚至要求护士给他打一针，让他死掉算了。通常，只要给他打一针止痛针，一切就会过去。然而，这次却不同，霍贝特边哭边对妻子说：“请帮帮我。”
汉内罗尔惊恐地感到某种事将真实地发生。跟大多数人一样，她没有接触死亡的经验，然而，忍住恐惧，像往常的每个早晨一样，她开始为丈夫清洗身子。他全身除一张皮、一把骨头外，只剩下一个大肚子。
清洗过后，霍贝特恢复了平静。可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又动了——他在对汉内罗尔说：“今天天气多好，是死的好日子。”
实际上，他的生命又延续了28小时。死神慢慢地挨了上来，霍贝特呼吸困难，全身抽搐，他在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最后一刻，汉内罗尔用胳膊紧紧抱住了丈夫，用德语轻声地对丈夫说：
“太阳出来了，我们一起去森林散步吧！”
冬去春来的日子里，霍贝特告别了人间。
他虽未能活着看到他爱尔兰式的花园里玫瑰盛开的景象，但他留下遗言，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花丛里，“这样我的灵魂将永远跟大地在一起”。
其实不止如此，霍贝特的灵魂还将永远跟活着的人在一起。BBC摄制小组将他最后的日子制成《生命的最后一刻》系列片，播出后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
自然，这样的片子打破了英国人所公认的禁忌，反对它的人当然有。一般英国人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死，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娱乐的题材拍成电视片，这等于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然而，霍贝特根本不去理会社会上的种种争议，他说：“我知道我生前永远看不到这部片子，但我希望大家都看到像我那样跟病魔作斗争的全过程，看到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生存夹缝
“那个男孩儿还卡在里面！”爸爸对我和弟弟说，“你们两个穿上衣服，兴许我们能帮上忙。”此刻是清晨6：30，而我们立即就明白了爸爸说的男孩是谁——他可是昨晚广播和电视的头条新闻。
俄亥俄州某校的3名教师带着16名男生外出郊游。他们乘坐的汽车将近正午时出了毛病。修车的间歇，有3个孩子发现了一个洞穴，便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探险。其中一个男孩15岁，与我同龄，他爬过洞穴狭窄的入口后，晕头转向地沿着一处3米多长的斜坡，滑入一个V字形的裂缝，然后就被牢牢地卡住了。
几小时后，新闻播音员发出了求助消息，呼吁强壮而瘦小的志愿者参与救援。志愿者必须瘦得能够挤进男孩受困的狭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