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然则巫觋之兴，在少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衰舞形，与工同意。”故《商书》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王逸《楚辞章句》谓：“楚国南部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曰灵。……
……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摘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摘自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1933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卷第632页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作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却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他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摘自鲁迅《拿来主义》(1934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卷第32—33页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地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摘自鲁迅《〈木刻纪程〉小引》(1934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卷第39页
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摘自鲁迅《〈引玉集〉后记》(1934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卷第679页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摘自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卷第206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勒札克的批判，正确地指出运用“文化遗产”的具体方法：他们用“历史的对比”，说明新的革命文学应当怎样去学习过去时代的大文学家，学习他们的“揭穿假面具”的精神，暴露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至于资产阶级的伟大艺术家所能够看到的“假面具”，那当然不会和我们所见到的“假面具”相同，他们的阶级性质限制着他们的眼光。我们现代的新的文学将要超越过去的文学艺术，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彻底地充分地“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才能最深刻地最切实地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揭穿假面具”的精神，我们是要继承的；我们还要更加彻底地，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要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的正确的态度。
摘自瞿秋白《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卷第1030页
这初出的蔓生的野花，自然还非常幼稚，不能餍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却实实在在是生长在大众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途是无疑的。一切景仰着苏区的读者们，等着吧！而从事于文艺的红军青年，努力吧！
摘自丁玲《文艺在苏区》《解放》周刊第1卷第3期1937年5月11日
……本来，在五四前后，中国新思潮运动的启蒙时期，人道主义的思想，并不是要不得的东西。譬如鲁迅，他何尝不以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来开始了他的文学的工作的呢？但是，时代是进化的，一个人的思想的变动，至少要能够合着时代的进化的轨迹，才算是活的有意识的人生。
摘自许杰《周作人论》《文学》第3卷第1号1934年7月1日
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
摘自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第3卷第3期1934年9月1日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摘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卷第499页
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
文艺从它滥觞的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无论那一个民族的古代文学，不管是史诗、传说、神话，都是人民大众的东西。它们是被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
社会有了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化，文艺才逐渐为上层所垄断，庙堂文艺成为文艺的主流，人民文艺便被萎缩了。
但人民文艺不断地在抬头，不断地和庙堂文艺斗争。一部文艺史也就是人民文艺与庙堂文艺的斗争史。
歌功颂德的庙堂文艺，它是牺牲大众的幸福以供少数人的享乐为使命，它走的路必然是趋向死亡的路。一朝一代的统治者失掉了自己的统治权的时候，一朝一代的庙堂文艺也就随之而下台，新朝新代的统治者由民间起来，带来了民间的东西，文艺也就焕然呈现出一番新气象。但等这人民文艺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时候，它又走上新的死亡的路，结果又僵死下去。
今天是人民的世纪，人民是主人，处理政治事务的人只是人民的公仆。一切价值都要颠倒过来，凡是以前说上的都要说下，以前说大的都要说小，以前说高的都要说低。所有为少数人享受的歌功颂德的所谓文艺，应该封进土瓶里把它埋进窖里去。
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
摘自郭沫若《人民的文艺》(1945年)《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卷第224—225页
将来新文艺的发展可能有几种新的途径：一种是“五四”以来的文艺形式，受外来的影响多些，油画、雕塑、音乐特别显著。我们不应该排外，要继续吸收外来的好东西，而使它民族化，为今天服务，为人民服务。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掘和发展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旧有的形式，在形式上加以改进，并盛入新的内容。许多歌谣和地方戏剧是应该重视的。在今天应该把一向为人民服务的形式加以整顿，使它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两种途径都是我们应当发展的。可能还有第三种途径，便是把新旧融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民间形式。总之，今后的新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以人民大众为前提。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是人民的世纪。还有，文艺创作也是艰苦的工作。要创作一种纪念碑式的巨著，必须要把全生命灌注下去，要把全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
摘自郭沫若《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