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导致了民族和族群间的杂居和通婚。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以及对商民族实行的分化政策，如鲁公得殷周六族，康叔得殷民七族，唐叔封于夏墟，商民族的宋国，夏民族的杞国和陈国位于周民族的齐、鲁两国和成周之间等史实，不仅把周民族散布于中原大地，而且使商民族和夏民族也散布于中原大地；不仅使夏、商、周三族杂居起来，而且也使夏、商、周三族与夷、亦、戎、狄诸族群也杂居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的增殖，到了春秋时期各族间的杂居越来越厉害了。如仓葛在劝告晋文公不要残杀阳人时说：“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晋语四》。指出本是商民族邑地的阳等地已是周民族与夏、商两族的杂居之地了。又如邑落原与温一样，本为商民族人的聚居之地。但是在周民族人原伯费任大夫时已变成夏、商、周三族人杂居的地方了。再如卫庄公逃难到戎州已氏家，想送壁一块以求得活命，而已氏牢记其曾要将其妻的头发的剪去做假发的仇，杀其身又夺其璧的故事《左传》哀公十七年，说明戎、狄已从山区移居下来，有的甚至住到卫国的城脚下了。还如无终是山戎一支，初在山西太原附近，后迁到今河北玉田县，派人与晋请和。正是由于这种越来越厉害的杂居，所以魏绛对晋候说，晋与戎和，才能得“土可贾”、“穑人成功”、“四邻振动”等好处。《左传》襄公四年。
杂居使各民族和族群之间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风俗等方面发生更广泛、更深入的交往和影响集中表现在通婚联姻上。我们还是拿前已提及的晋为例，晋献公除娶贾女，燕齐姜之外，还娶3姓戎女4人，即大戎狐姬、小戎子、骊戎骊姬及其娣，生了四子，即重耳、夷吾、奚齐、卓子。这些戎出诸子，在政治上都有资格继承王位，其中奚齐还被指定为献公的继承人。参阅《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而当重耳流亡之时，其母舅白狄狐偃是力助重耳归国即位的决策人之一，当重耳即位为文公之后，狐偃又成了文公革新内政，取威定霸的谋主之一。还有赵衰与赤狄女叔隗所生之赵盾 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成长于“狄于”《左传》宜公二年：赵盾曰：“微臣姬氏，则臣狄人也。”晋文公重用其“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可见通婚联姻确实是包含着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交流和溶合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样，先秦族群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风俗的发展形成了如下演变的轨迹。
1.由野而文
先秦正是中国历史从野蛮向文明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由野而文的转型过程中，汉族先民风俗的发展必然沿着由野而文的轨迹演变。
拿农具来说，夏代以木、石、骨、蚌制作农具。砍伐用石斧，启土用木耒、石铲，收割用石镰、石刀、蚌刀等。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夏代的石器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蚌器有蚌镰、蚌刀、蚌铲；骨器有骨卵、骨镞，骨鱼叉等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夏小王》云：“农纬厥耒，初岁祭宋”。《韩非子·五蠢》亦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此所谓“宋”就是具有歧头两齿状的挖窖穴，开沟渠等用的原始启土农具，它就是后来商、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耒的前身。
商代仍以木、石、骨、蚌制作农具，但已出现青铜农具。在殷虚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屑生产工具的4l件，器形有锛、凿、刀、铲等。 《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在湖北黄陂盘龙商代遗址中出土了臿、、斧、锛等青铜农具。 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二里岗期青铜器》，《文物》，1996年第2期。在郑州关外商代炼铜遗址中出土了铸造铜的陶范。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商代与夏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农具种类也增加了许多，这时的农具主要有耜、铲、、锛、锸等。
西周虽不排斥木、石、蚌制农具，但已普遍使用铜农具，并已出现了一些铁制农具。《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乃钱铸，奄观艾”。钱就是铲子，铸就是锄头，锤就是镰刀，都从“金”旁，可见这时的农具大多是青铜制品。这与夏、商以木、石、蚌作农具相比，是农业生产风俗的一大进步。所以，《诗经》中有不少诗篇赞美农具的锋利，《小雅·大田》云：“以我覃耜”；《周颂·载芟》云：“有略其耜”；《周颂·良耜》云：“畟畟良耜”、“覃”、“略”，“良”都是形容耜锋利的词。这些从“金”旁锋利的农具是铜制农具当应无疑，但也可能是用熟铁皮包口的农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146页，这在汉族农业风俗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春秋之时，木、石、骨、蚌制的农具以及青铜农具虽仍并用，但铁制农具已大量出现，主要有臿、削、锄、空首镈等，字岭春秋楚墓中出土了小铁臿。又如河南洛阳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灰坑中出土了空首铁镈等，当时人们俗称青铜为“美金”，而称质量粗糙的铁为“恶金”，《国语·齐语》即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亚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土”。
战国之时，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管子·轻重乙》的记载，当时的风俗是“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铸、一椎、一锉、然后成为农”。战国七雄所在地区都出土了铁制农具即是明证。黄展瑶：《近年出土的战国两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从使用木、石、骨、蚌制农具到使用铜制农具，再到使用铁制农具凸显了先秦风俗从野而文的演变轨迹。
再拿从追长生药到以毒攻毒治病来说，先秦之时对草药治病的认识是从追求长生不死药的风俗开始的。《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不死国，阿姓、甘木是食。”甘木就是所谓的不死树，吃了可以使人长寿。于是先秦之时人们为了追求不死之药而尝百草，有伏牺“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有神农“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之命。”《帝王世纪》。人们在尝百草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药物的辨识和利用，以毒攻毒治病。即认为疾为毒，药亦为毒，而毒药可驱病邪之毒，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云：“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盂孙之爱我，药石也。美疢不如药石。夫面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说的是没有痛苦的疾病不如使人有痛感的药石。《尚书·商书·说命上》云：“若药弗暝眩”，注：“《方言》曰：饮药而毒，海岱之间谓之瞑眩。”说的是药力过猛，饮后差别昏眼花，但这种有“毒”的药却可以治好病，谓之“厥疾弗瘳”《尚书·商书·说命上》。所以《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昧，水泉之甘苦，令民众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说的是神农分出了有“毒”的为药。所以《黄帝内经》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说的是按体质强弱确定不同的用药。又云：“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从追长生药到以毒攻毒治病，同样凸显了先秦风俗从野而文的演变轨迹。
2.从简向繁
先秦汉族先民的风俗在发展中还经历了由简到繁的演变轨迹。
拿服装来说，先秦之时汉族先民的服装经历了一个从芾到衣、裳的发展过程。《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东汉学者郑玄对此作注云：“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犹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说芾之元由也。” 《左传》桓公二年，孔疏引。这就是说作为遮羞布的“芾”是汉族先民最早的服装。从芾到衣、裳是汉族先民服装上由简到繁的一个大转变，据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易经·系辞下》。先秦之时上衣俗称“衣”，下衣俗称“裳”，《诗经·邶风·绿衣》云：“绿兮衣兮，绿衣黄裳。”汉毛亨注云：“上曰衣，下曰裳。”汉刘熙在《释名·释衣裳》中亦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的依以庇寒署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于是上衣下裳是商周时期最流行的服装。先秦之时汉族先民的服装在上衣下裳的基础上不断由简向繁，到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从而从服饰的侧面凸显了先秦风俗由简向繁的演变轨迹。
又拿调味晶来说，先秦用于烹饪的调味晶夏商时期最先出现的是盐、梅、酒，十分简单。《商书·说命下》云：“若作酒醴须，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云：“酒醴须麴蘖以成，盐咸梅醋，羹须咸醋和之。”说的是烧羹一定要用咸、醋调味才好吃。周代以来酸、苦、辛、咸、甘五味俱出现，《礼记·礼远》：“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郑玄注：“五味：酸、苦、辛、咸、甘也。”主要的调味品有盐、豆鼓、梅。醯、姜、桂、酒、蜂蜜、蔗浆等，从调味品的侧面凸显了先秦风俗由简向繁的演变轨迹。
再拿婚礼来说，夏代的婚礼仪程已不可考，商代的婚礼仅分为议婚、订婚、请期、亲迎四程式，发展到周代，则形成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俗称“六礼”，从婚礼的侧面凸显了先秦风俗由简向繁的演变轨迹。
3.趋向宗法
先秦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随着宗法制度在周代日趋完整、严格，先秦汉族先民的风俗也日趋宗法化。
拿宗族风俗来说，先秦的宗族风俗发展到周代，形成了宗法之俗。按宗法制度的俗规，在同一始祖的延续序列中，具有继承权的历代嫡长子系统为大宗，其同母兄弟和庶出兄弟的系统则为小宗。《礼记·丧服小记》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周代天子之位，均由嫡长子继承，从而构成世系，称为大宗；余子封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周代天子之位，均由嫡长子继承，从而构成世系，称为大宗：余子封为诸侯，称为小宗。请侯相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国君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代代相传，奉祀始祖，为大宗，余子封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奉祀始祖，为大宗，余子则为士：为小宗。士的嫡长于仍为士，余子则为平民。由于诸侯、卿大夫和干的始祖相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来说均为别子，即嫡长子之弟，故称“别子为祖”。除天子外大宗始终是最初的别子的延续，故称“继别为宗”。小宗各继承其前一代庶子，父传子，子继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别子的后裔中，嫡系的大宗只有一个，而庶子的旁系则很多，各个旁系均有继祢的小宗。世秩绵延，族姓繁衍，小宗例愈来愈多，于是采用上杀、下杀、旁杀的原则以五世为止，即由生者上溯父、祖、曾祖、高祖共五代，五代以上则要迁庙，而大宗的始祖始终要奉祀，奉为不桃之祖。所以，《礼记·大传》称大宗为“百世不迁之宗”，称小宗为“五世则迁之宗。”大宗的历代传人均居于族长的地位，称为宗子。宗子拥有主持祭祀始祖和已故父祖的资格和权力，即主祭特权。而小宗只能祭祀父、祖、曾祖、高祖，无权祭祀始祖，从而从宗族的侧面凸显了先秦风俗趋向宗法的演变轨迹。
再拿服饰来说，先秦在宗法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同时，也形成和建立了与贵族等级制度相匹配的完善的宗法礼服制度。周代不但确定了尊卑上下各个等级的不同服装式样，而且要求随着不同的礼仪换不同的服饰，绝对不能穿错，十分严格。周代风俗将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俗称“五礼”。与五礼相应的礼服制度分为祭礼的祭服，朝会的朝服，婚嫁的吉服，从戎的军服，服丧的凶服等，从服饰的侧面凸显了先秦风俗趋向宗法的演变轨迹。
4.多元汇于一体
汉族是由炎黄、东夷为主源，苗蛮、百越、戎狄为支源多元互动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而先秦作为汉民族从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又与部分蛮、夷、戎、狄融合而形成的汉族前身——华夏民族的历史阶段，在“大一统”中，其风俗他经历了多元汇于一体的演变轨迹。
拿井田风俗来说，夏代大约到少康时已有井田。《世本作篇》云：“伯益作井”在洛阳矬李和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井 《洛阳矬李遗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试掘简报》《文物91959年第10期。这就为夏代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从而促使耕作方式逐渐发生的根本的变化，形成了外有封疆，内有阡陌的井田。《夏小正》云：正月“农率均田”。即每年正月春前重新分配一次土地，以确定“经界。 《孟子·膝文公上》。《孟子·腾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都说明井田在夏代已逐渐成为主要的耕作方式，所以《左传》哀公元年所记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才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夏代的井田风俗。
商代在成汤建国以后，井田也逐渐成为商人主要的耕作方式，甲骨文中有不少记载，如“己已，王则（锄）口”；“王令多口”， “王令妖陇” 《殷契粹编》1221、1222、1544。等卜辞都说明商代已形成方块状的井田，其“田”字作口，口、口等形，正是井田的象形。故《孟子·滕文公上》云：“殷人七十而助”。
西周的井田风俗发展到高峰，与周礼结合，形成为井田制。对此周代的铜器铭文有记载，如《敔殷》云：“锡于效五十田，于早五十田”；《不殷》云：“锡汝“臣十家，田十田”等 《西周金文辞大系》。《周礼·考工记》中更是详细记载了井田制的具体内容，其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刚。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周礼·地官·小司徒》对井田制作了概括，其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而贡赋如《孟子·滕文公上》所云是“周人百亩而彻”。这种分别源于夏、商、周族的井田风俗汇于周代形成的井田制，正好从农业基础的侧面凸显了先秦风俗多元汇于一体的演变轨迹。
又拿冠帽风俗来说，先秦风俗把男子头上的各种饰物统称为“冠”。《仪礼·士冠礼》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爵，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这就是说夏代的冠以朴素无华为特征，俗称“收”，商代的冠以华丽气派为特征，俗称“爵”，周代的冠以安稳重端庄为特征，俗称“弁”，实际上都是贵族的礼冠。
商代冠的种类很多，有玄冠、布冠、皮弁、爵弁、冠卷、颊、巾帧、胄等。商代这些形形色色的冠帽发展到周代形成了礼冠制，俗称“冕冠”，亦可称“冕”，这种冕冠顶部盖一木板，称为冕板，俗称“延”。冕板为长形，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前低后高，有前倾之势，以示俯伏谦逊。冕板的表面裱以细布。上面漆成玄色，下面漆成熏红色。两端分别垂挂数串玉珠，俗称“旒”。旒的多少视戴冠者的身份而定，有3旒，5旒、7旒、9旒、12旒之别，以12旒为贵。《礼记·礼器》云：周代规定：天子用12旒，诸侯9旒，上大夫7旒，下大夫5旒，士3旒，俗规一串玉珠要采用5种不同颜色的珠子相间而串，常用颜色有赤，青、黄、白、黑等。周礼俗规士以上才能戴冠，作为养老、燕饮、燕居的常服；庶人不准戴冠，但逢祭礼时可例外。春秋风俗视冠极重，以不冠为不礼，去冠则失礼，无冠则菲礼。凡此等等，也无不凸现了先秦风俗多元汇于一体的演变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