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军情紧急，张学良提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红军必须参加，用主力打击西线的胡宗南等部，如胡部退却，主力再移到渭水下游左岸侧击中央军；十七路军守卫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北备战。周恩来表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就坚决防御，同时要宣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分化国民党政府内部，争取国内外同情，缩小内战，推动抗战。张学良对这些主张都表示同意。
这次会谈很顺利。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又是发动事变的首要人物，从西安方面来说，贯彻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没有什么困难。张学良确认了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事后曾说：共产党给他们做了很好的参谋部，意见都是为未来考虑的。会谈后，周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谈情况并问共产国际有无回电，说张对此非常关切。
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蒋回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他也坦率地提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英、美、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杨虎城表示同意周的看法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但怕报复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二十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三方面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位一体”正式形成。红军代表团成员得以分头参加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西安的安全工作。正当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举行第一次欢宴的时候，副官长谭海送来一份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电：宋子文以私人资格于二十日入陕。张学良阅罢电文，旋即又递给周恩来：
“周先生，你看应如何欢迎子文的到来？”
周恩来阅罢电文，沉吟片刻，指出宋子文来陕的目的是了解事变的真相，斡旋释放蒋介石。最后又说：“他是宋氏家族的代表，决然不会同意何应钦那伙亲日派的举动，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初步和宋子文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
“我赞成！”张学良十分干脆地说。
接着，周恩来又和张学良商定了和宋子文谈判的条件：（一）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六）召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是日夜，张学良回到卧室，久久不能入睡，他反复地自问：“宋子文何以私人的资格来西安呢？……”
三十一
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来西安，是南京国民政府中战和两派争斗的结果。请看康泽有关的回忆：
国民党即调集陆海空军部队积极部署向西安进攻，以援救蒋介石。这一主张得到国民党一般高级将领反动头目和黄埔系以及复兴社多数分子的拥护。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并要求何给其部队番号，由复兴社派员成军成师，另拟什么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复兴社重要分子桂永清自愿请求率领该部教导总队打先锋。何在家中忙着组织成立所谓“讨逆军总司令部”，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处长，以参谋本部第一所第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方勤务等等。据林蔚说，何应钦率上述主要人员对西安军事部署，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其兴奋程度已达最高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害的可能极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据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在西安外围已合围，何还自鸣得意，认为西安聚歼在望。当时有一传说，何电张、杨要置蒋于死地，不要释放。
另一派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不同意用军事进攻的方式去援救蒋介石，更反对用飞机去轰炸西安新城，怕把蒋介石炸死。他们主张用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方式营救蒋介石。但是当时同意这种主张的人不多，因此，宋氏兄妹最初并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是，主和派人少能量大，决不允许主战派的阴谋得逞。其办法有二：一、请阎锡山出面做调停人；二、派宋子文赴西安斡旋、折冲。关于请阎锡山出面做调停人，孔祥熙以“付阎锡山以营救全权”为标题，做了如下回述：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对于情感方面致力者不尽余一人。而学良自发动西安事变，亦既无一日不与中央及余通电讯。致余之电，辞旨亦最诚恳，足证谈判之门，固始终未闭也。
余初意以学良既已发难，令其径送蒋公回京或有困难，故拟劝伊先送蒋公赴太原，而已斡旋之任托百川阎公，当余电托百川时，并愿以身家保证汉卿之安全。电于删咸（均十五日）拍发。翌日即得百川复电并转抄张杨复电，语虽执迷，而对蒋公安全，迄无恶意。百川老谋深算，知汉卿意在力求转圜，则坚持如欲由伊疏导，必须伊之代表能单独与蒋公谒谈，始允调处。此意阎于十八十九两电，密告余及敬之，并嘱汉卿之代表李金洲先以此意返陕，面征学良之诺。余与中央诸公密商之后，决付阎以全权处理之任，但须蒋公安抵太原为条件。并派黄绍竑主席赴晋与阎面洽。
对此，当事人黄绍竑这样记述：
虽然十三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已决定讨伐了，但孔祥熙等裙带关系及另一些对这次决定有顾虑的人（他们所顾虑的主要是蒋介石个人生命安全问题），尤其是宋美龄极力反对。宋美龄那时还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她不能出席会议提出反对讨伐的意见，但她在幕后的活动是有力的，她同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提出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代理院长名义，于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孔公馆又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出席的有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何应钦、张群等，我也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昌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命令顾祝同率部向潼关以西进迫，并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准备轰炸西安。孔祥熙说：阎百川（锡山）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于是决定派我和东北元老刘哲、王树翰到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主要是请他调停，因为我以前同阎曾打过几次交道。派刘、王同去是想利用阎锡山的电台向西安的张学良进行劝告。此外，宋美龄已派外籍顾问端纳飞洛阳，在那里直接与张学良通消息，并即飞西安打探情况，宋美龄与张学良也直接有电信往来。
说到这里，要补述一下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军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一九三○年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失败，阎锡山仅保存山西老巢。他们对蒋妥协服从是不得已的，总是希望有机会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据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素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一九三○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一九二九年（应是三○年——本书作者注）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入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
……
但是，由于各方钳制——主要是张学良不买阎锡山的账，致使太原调停有始无终。
关于派宋子文赴西安斡旋、折冲，孔祥熙记载道：
何敬之部长既得学良巧（十八）电与蒋公手谕，乃于皓日（十九）与居（正）孙（科）两院长，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蒋夫人诸人会商于余寓，决定二项：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
……
孔祥熙的这段回忆，有意回避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的争吵内幕。而宋美龄却是这样记述的：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做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