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毫无艺术技巧的文人写作么？文无定“法”不是无“法”；再说，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那要怎样的修炼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
小辰光听语文老师说：“吟成一句诗，拈断十根须”……便对写作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想那一定是很苦的事，若一直写下去，岂不是要须发悉数拈尽？后来读书多了，便觉得师说有些危言耸听。古文中杜陵之雄浑，昌黎之奥衍，山谷之傲兀，东坡之奇险，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可是许多古代名家的佻达疏畅，浑浩流转，灵警机变的文字，那些时出隽语，语语作金石声，风采焕然于纸上的美文，也并不一定都是悬梁刺股愁眉苦脸写出来的。就说八百年前的两宋诗人吧，也不乏煽情搞笑的名角大腕儿。有一次，苏东坡戏问黄庭坚：“多日不见，阁下怎么也学起花间派香艳词人柳三变（柳永）来了？”其实，那手执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大学士，情爱文字也写得甚是风流旖旎：“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若心情不好，这几句打情骂俏的艳词怕是写不出。而官居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吧）的欧阳修，这位北宋的政府高官、文坛领袖，也是歌场舞榭莺声燕语中的情诗高手，他有“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的多情，更有“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磨”的轻佻。陆游是公认的慷慨悲歌的诗人，他从20岁开始写诗填词，85岁辞世，一生写了2万多首，以65年“写龄”计，一年307首，几乎日均一首，没有轻逸快乐的心态怕是不会如此高产也难能如此高寿吧。小说家施耐庵亦是把玩文字的好手，《水浒传》里他借阮小五之口介绍梁山泊好汉同志们的时候乐呵呵地说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锦绣，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足见恣情率性的施先生写作时心态之快慰。
快乐写作不仅对潇洒的文人，之于当代网络写作人更大有流行的趋势，小康型的社会环境和无纸化写作无疑使聪明人在珍惜浮名的同时更珍惜生命。这时我愈发替路遥惋惜，20年前他躲进延安窑洞玩命写《平凡的世界》，晚上没吃的就找剩下的干窝头啃，写完最后一句竟将钢笔掰断扔出窗外，还在病床上签了离婚协议书，他显然是苦死累死的，有点悲壮。同是关西汉子贾平凹与路遥就不同，贾写长篇喜欢钻进一个乡村的小屋，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开着台灯，烟雾缭绕，写完一章便跑到户外野地里酣畅淋漓地撒泡尿，“哦哦”大笑着狂喊几声，还弄出个褒贬不一的《废都》。其实，中外不少优秀作品都是在轻逸快乐的状态中完成的：鲁迅不经意间写成的《阿Ｑ正传》却是一部惊世之作，林语堂用英文写出了震撼巨献《京华烟云》；爱伦堡喜欢在咖啡馆嘈杂的人声中写小说，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全球走红，这恰是一部轻逸的小说，显示了老米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
我认为真文人写作最好不要摆出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庄严状、悲苦状，也不要汗流浃背眼泪鼻涕一大把，发誓要为书架增添一块砖（别抬杠，你要那么干没人拦着你，嘻~）。聪明的做法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心态写作，把读者当作可以品谈或对弈的朋友。当然，文人自身的行为必然会成为文艺作品的一部分，那么文人的潇洒浪漫从何而来？我觉得还是从人的本性而来，因为人本来就有快乐禀性（当然也有痛苦禀性，人刚从娘肚里出来第一声肯定是哭，若笑，还不把人吓个半死？！）而快乐最怕灵与肉的剥离。作为文学大家，孙犁总是用轻逸的笔致娓娓讲叙白洋淀的故事，而余华则更是津津乐道于钱塘市井那档子事，语言亦极其素朴平实，他们都写得快乐从容，使读者感到亲切。你再仔细读读鲁迅吧，他也曾快乐地抽着烟，纵情地谈笑着，机智而幽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并且也喜欢看画展，也请朋友下馆子吃饭，并非总是一副“横眉冷对”的表情。先生何尝不想更快乐地写作呵，奈因身处乱世，“风雨如磐”，又忙于笔战，相对而言，快乐就比其他文人少些。
（原载《大江晚报》《大九华》杂志）
文人与知
（文人系列之五）
说过文人与花、与酒、与茶、与写之后，今日聊文人与“知”。
这里不多说知识的“知”，也少说“知人”的“知”，而是着重说“知己”，即如何正确认识自己。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最早是《老子》里说的：“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这句话先贤说过千百年了，毛泽东也引用过。既言“贵”，足见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文人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才能获得利益或价值的最大化：你喜欢做的，你能做的，你能做得好的。而符合者三个要素的职业对于文人来说只能有一个，任何一个哪怕是最优秀的文人也不可能像“万能钥匙”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任何一扇门，也不可能既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你很可能什么都会做，也能做，但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杰出。此君是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文人与“知”的道理。广州的《南风窗》曾介绍过温州副市长吴敏一“挂冠从商”的事略。吴市长致力经济学研究13年，文学也不错，荣膺过研究员职称，担任副厅级的政府官员四年半，赢得了从文、到官、到商的一致佳评：他当然是多项的成功人士。可是，春风得意、正当盛年的吴敏一——一介当代文人却发出了石破天惊之论：“做官只是一个平台，不是终身职业。”他对官场潜规则洞若观火，但不愿把自己伪装成低调、成熟，也不刻意将自己包装成“新派官员”，当他觉得做官这个平台已经制约自己做更惬意的事情，便毅然躬身隐退挂冠下海，你能说这不是他的“文人自知”吗？
文人何谓自知？我以为指的是个人对自己的知识、才能、品格、体况和社会价值有清醒的全面的恰如其分的估计，要审时度势，不断调适。这一点当然对任何人都重要，可是对文人尤其重要，因为它关乎到正确实施自我设计、职业选择和人生成败。一般来讲，文人自恃有知有识，骨子里有种自命不凡的清高，于是耽于梦幻，无限膨胀，喜欢张扬而又不知内敛，少不得要比常人多吃些苦头。比如孔夫子，在春秋时代该算是个有学问有水平的顶尖人物了，他述而不作，门下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身处乱世，摇唇鼓舌，周游列国，非常辛苦。他也曾四处碰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也曾在鲁国政府做过小官，可是不大成功。经过一番自省和调适，他坦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况且他深知自己早年丧父，当过吹鼓手，出身寒微且无后台老板，后来就不再迷恋官场，不干那种“天丧予”的蠢事了，而对“布道者”的角色却安之若素。看来孔丘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当个一流教育家，显然比当乱世君臣逍遥很多，两千年后还给于丹一个上央视谈“心得”而出大名的机会。相形之下，李白就不如孔丘聪明。在盛唐时，他的诗是倾倒天下的，被奉为“诗仙”。他很狂，诗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狂就狂呗，却一心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决意“辅弼天子”，一挥手竟把一双儿女留在吾乡南陵丫山的寨脚小村（今属何湾），狂吟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跑到长安要官去了。谁知唐天子李隆基不过是逗他们玩玩，只封了他个“翰林”闲职。除了给嫔妃们写点歌词，终日无所事事，他又不懂宫中“猫腻”，在宫里只呆了不到两年便可怜兮兮地被“赐金放还”、浪迹天涯了。你看，放着好端端一个浪漫派“桂冠诗人”不做，偏要去天子宫廷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你说他是否头脑有点问题？李白的吃亏在于他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材”没有文人的自知，嘿嘿，他至死没搞懂他只是个诗“材”，并不是官“材”。
不聪明的还有个与李白情同手足的苦难诗人杜甫。他的《三吏》、《三别》写得多棒，被尊称为“诗圣”。然而北游齐鲁、南旅吴越的杜子美自怜30多岁尚属“白丁”，虽说不是做官打仗的“材”，却非常艳羡李大哥从“中央机关”光荣退休的殊荣，于是也跑到长安，不惜“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可怜巴巴地谋了个“右卫率府参军”的小官，13年后当上“工部员外郎”（军事参谋）。虽然他没在工部衙门上几天班，但后人一律尊称“杜工部”，这样他就成了“公务员序列”，听起来似乎体面些。其实这劳什子芝麻官比起煌煌一部《杜少陵集》又算得了什么？不聪明的还有北宋风流词人柳三变（字耆卿）。以前我只知道柳先生（这里不是说咱的总版主柳拂桥哦）自称“白衣卿相”，放浪形骸，眠花宿柳，宋仁宗时文名盖世，“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是个率性而为的嬉皮士式文人，后来才晓得柳先生并非无意功名，只是“屡试不第”而已。人到中年，他一改“怪胆狂情”，磨去棱角，夹起尾巴，终于考上了“进士”，在江浙一带做过屯田员外郎，于是将名字改成柳永，他以为官虽不大，毕竟得到了官方认可，大可永矣，后来才改名叫柳永的。可是在后人看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要比尸位素餐的柳屯田光鲜得多。
上述种种，自古犹然。学而优则仕嘛，对古代文人而言，“华山只有一条路”，商品经济未发萌，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入仕途作甚去？这不能怪他们是“官迷”。悲剧在于现代文人。就说咱安徽老乡陈独秀吧，他在咱芜湖创办过《安徽俗话报》，科学图书社，北大教授也当得蛮好，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编发过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许多“五四”新文化精英人物的力作。可是，文人气很浓的仲甫公，一旦从政就乱了方寸。我觉得中共总书记他实在没当好，他若当个名教授，大学者，应是呱呱叫的好人选。由此我想到孙文（也就是孙逸仙、孙中山）先生，当年若只是踅身檀香山与哥嫂一起养牛，顶多只混个南部牛仔，若在日本、广州当一名医学博士，充其量中国医学界也只是多了个好医生，那真是太可惜了，不如由着他去当职业革命家，由他去组织同盟会，推翻帝制，缔造共和。实践证明，他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对社稷苍生贡献更大。鲁迅也一样，他若不幸认了死理铁了心在日本仙台学医，那也可惜了。所幸他在看时事幻灯片后痛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从此辍医从文，成就卓著。现在看来，鲁迅当专业作家比当主治医生对中华民族更有价值大概鲜有异议。
不过，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文坛”趣事：某公一大把年纪好不容易出了一本书，便狂言“划时代”；又有某君放言他实在太忙，若真的写起长篇或电视剧来，一定不啻为《金瓶梅》或者《红楼梦》，一不小心就会撞上个ХХ奖。这就未免有些癫狂、有些谵妄了，我怀疑他不是吃错药便是肠胃出了毛病，可见头重脚轻兮飘飘然忘乎所以太无自知之明的“文人”，如今仍大有人在。
（原载《大江晚报》《大九华》杂志）
文人与闲
（文人系列之六）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把多人整得像陀螺似的忙忙碌碌，或为黄金屋或为颜如玉或为稻粱谋或为济天下，无暇赋闲；有些人完全有条件赋闲，却冥顽不化死拼硬撑，不甘于或不屑于赋闲。百人百性，不可强求。
按说古人是最有可能安享闲趣的，那时国家人口不多，工作不忙，也没什么高科技、商贸战，生态环境又好，可不知道怎的，老祖宗词典里的“闲”字多为贬义，“等闲之辈”、“游手好闲”、“闲言碎语”、“心闲生余事”等等，不一而足。古诗中“人闲桂花落”，“身闲乐事多”，“又得浮生半日闲”很可能只是为赋新诗强说“闲”的矫情。至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归为隐士，张志和在“斜风细雨”中扮做“烟波钓徒”，犹恐也是仕途受挫不得已而为之。就说《红楼梦》里的怡红公子贾宝玉吧，他不谙仕途经济，被戏称为“富贵闲人”，时不时在大观园里弄出许多离经叛道的是非来。于是文人仕子们总忌讳一个“闲”字，倒要装出一副白驹过隙时不我待的忙碌状，只可惜辜负了多少“良辰美景奈何天”啊！
如今人们大可堂而皇之地讲休闲了，且休闲的时间渐多，不仅有法定双休日，一年中还有几次长假。休闲的方式也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不单是闲在家中睡懒觉，还可以读书，品茶，听歌，旋舞，垂钓，健身，旅游，甚至按摩，足浴、泡桑拿，享受美食文化……因为当代人工作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激烈，而人的血肉之躯毕竟不是铜铸铁塑，需以休闲方式求得灵与肉的放松，从而提升生活质量，延续生命长度，这不仅是生活的艺术，也是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凭心而论，人能赋闲委实不易。人的一生并不很长，除了童稚时无忧无虑地玩上五六年，接下来便是读书，考试，升学，好不容易怀揣毕业证涉世红尘，又是永无休止地拼搏，受挫，奋起，折腾得身心俱疲。尤其是文人，在忙乱、浮躁中又能弄出多少绝美的文字？终于熬到生命的某一时段，国家让你退休赋闲，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优哉游哉，这有多好！何必学孔乙己那样酸腐，挤在人堆里捏个小酒盅夹几粒茴香豆教人家“回”字有四种写法，还说什么“窃书不算偷书”；也不必浑像阿Q大爷那样跟人家较死劲儿：“老子以前比你阔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