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糖现在没有一家商店有卖，它的消失让我惆怅。一种物质的消亡其实是精神消亡的开始。故乡的人们也许日子太甜，轻易就能忘却其中的一种甜。好生活时，我们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道福的。
一条白色的诡计
忽然很想吃母亲做的鱼，清蒸的，或是剁椒的。鱼吃完后，剩下白色细长的骨骼，凝练，尖锐，精致，轻盈无比，像被抽出的一条白色诡计。
记忆如看着淡云，从鱼的身体间穿过，也轻盈无比。吕布的方天戟，呼啸掷向董卓时，也是轻盈无比的，吕布是热血，可爱；董卓也是爱美人的，他们俩都是鱼肉。唯有貂蝉才是诡计，被抽出时，两败俱伤。诡计是美丽的，而貂蝉是一支精致的诡计。
吴宇森的《赤壁》在各个影院热映时，就没有太大的冲动，想象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后来买了一张光盘，看过以后感觉大抵如此，想象即使变成现实也仅仅是一个人的想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国，从这个角度说，电影注定是要失败的。于传说流言，一个导演的三国或许可以神似，但毕竟灵云未起，三国演义依旧寻常时。我这样说，吴宇森先生会不开心的。从吃鱼想到赤壁，也真难为了想象。毕竟那一处遗迹，惊涛骇浪，不知道有没有鱼。就算有，水深火热，也不是它们想要的生活。
下小雪了，教室里加了木炭炉子，一根烟筒像伟人的手臂伸向窗外，吞吐淡烟，孩子们觉得暖意盎然。历史陈老师戴着厚厚的眼镜，厚得和他手上的历史课本一样了。老师正一本正经地念书，原本微佝的背显得更加佝偻了，眼睛几乎要贴着书本上了。他边念书边在教室里踱步，这是他的习惯，从一组走到了四组，又从四组走到了一组，同学们也习惯了。走过火炉时，镜片忽然全白了——他的声音就停了下来，眼前一片迷茫。这个瞬间，有个同学迅速在他中山装的背后贴了一张纸条：“我是陈××”。这个动作是轻盈无比的，“陈××”是老师的名字。老师擦干镜片，继续边走边念，黑色衣服上的白纸条异常的鲜艳，他的背后是同学们一一凑过去看的脑袋，忍俊不禁，捂住嘴巴笑。陈老师似乎觉得有些异样，回过头，眼睛像摄像机一样从同学们有些异样的脸上一一扫过，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现。
历史老师的课堂像一盘索然无味的素食，他嘴中的曹操们像挂历上的人像，我喜欢的却是那个渔色的曹操。曹操经常将部下的女人抱到自己的床上。这样的小说三国，奸雄英豪们才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我常在陈老师的课堂看自己的小说——陈旧的课桌上，有一个小刀挖出的酒杯口大的小洞洞。我将课本竖起挡在小洞面前，留出些缝来，再将《三国演义》悄悄放入抽屉，贴着小洞，慢慢移动小说的文字，就可以看到灵云朵朵，刘关张黄马在小小的抽屉里横刀立马桃源结义。在孩子的视野里，异常的广阔。陈老师端着书本从我身边走过时，我轻轻将历史课本盖住小洞，正襟危坐，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比起交头接耳的学生，我全神贯注的安静很少吸引老师的目光。
陈老师背后的纸条是一场阴谋，而我课桌上的小洞洞无疑是一条诡计，它们都轻易地迷惑了我的童年。现在看月光，悬在天空中，常常会觉得它就是儿时课桌上的那个小洞，广袤大地的苍生在抽屉间交迭上演悲欢离合。课桌是现实，月亮是现实，生活是现实，却都不及课桌间游走的文字。童年的一个小小计谋，设计了芸芸众生的想象。
我逃回童年，在泛黄的山水轴头册页间，或许是更久远一点的晚清，明初，或是元宋年间。而童年放学的路边，草色青青，淡淡未名的黄花在其中笑傲江湖。儿时对于小说故事的忠诚是值得敬仰的。有一次，我为了关云长的胡须和同学大吵了一场，他硬说关的胡须只有一尺长，我说肯定超过两尺。一尺和两尺的矛盾让老师都无法调和，班主任拍着课桌说：“胡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永远都是宁愿相信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和细节衍生的想象的，这种想象气象万千。成人的想象力永远都是在落花流水无可奈何地退化，所以当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在复制这个故事时，总是不以为然。他们确实难以超越和驾驭童年的想象力，这是好高骛远者的宿命。
三国的人物中，郭嘉让我喜欢得不得了，甚至超过了诸葛亮。郭嘉病死征程时，我伤心了许久。郭嘉的风雅盎然有着无法复制的完美，而他于曹操的关系，又不异乎赤胆与忠心。因为他的短暂出场，让一个孩子看到一颗异常美丽的流星。郭嘉帅气而儒雅，腹有雄兵万千，气势超过了范老爷子。他和李贺很像，都是博雅君子，英才短命，是宁可命薄也不肯才薄的风流才子。
三国一场梦，烟草疯长。郭嘉也好，李贺也好，都是凤毛麟角。审美上是竭尽全力，有悖于我们生活的理想，所以命薄。郭嘉的出场短促，像生活莫名地被忽然剪去一段。这样的出场是完美的才子的宿命——神龙不见首尾。李贺也是。这样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出现得很晚，但在情感上还是未免遗憾。情感和情趣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艺术家往往是注重情趣的，工艺匠则倚重情感。情感自然维系，而情趣需要长久浸淫。
十几岁时，我像一尾白羽，轻盈地离开故土。大雨滂沱，行囊中有一套《三国演义》，自古有传言，男不读三国，女不读红楼。我始终不能理解。如果三国和红楼都成了禁书，河豚不就泛滥成灾了吗？禁书和河豚有什么关系？有个诗人说，禁书的味道就是河豚的味道。我觉得挺好。
仲夏的夜间在南湖，郁郁葱葱的树荫，月影婆娑。不知名字的花香层层漾开来，幻化出雾气与白露，小乔姑娘骑马而过，踏出浅浅尘土。我背过身去，为了避开这惊艳，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逃回童年。童年是一条铺满青石的长巷，夕阳在长满青苔的青石上拉长隐淡的身影。不去想这三国，不去想吴宇森之类。真想在这水汽氤氲的夜幕间，喝一壶余温渐散的酒，沉香不浓不淡。我喜欢“余温渐散”这个词。郭嘉李贺们就如撕开了玉版笺的一抹不即不离的毛边。我想罗贯中给我设置了一个悬念，给吴宇森设置了一个悬念，给世人设置了一个悬念：这出剧没有终结，也没有开始，这就是历史，滔滔长流之水。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逃不开《三国》的悬念——于是开始浮想联翩。何况是我？
电影终究与回忆错过，这是文学与想象终归的宿命。回忆，不过是一场人生的守株待兔——我们心中的三国，永远都不会与你我重逢，或是根本就不曾遇见。
但有件事与此无关。南湖之畔，有人问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什么，我说：男人虚伪，女人虚荣。
端午落
端午前后，雨水总是瓢泼的，像一个诗人和一个时代的积怨，积怨已深。
这样说似乎有些抢了清明的风头，有诗早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端午不同，端午的雨水在故乡是快意的，积怨许久总是要发泄，一吐为快。清明的雨水则是缠绵的，缠绵只适合放慢了脚步去恋爱或是怀旧。周作人在《苦雨》中回忆故乡的雨落：
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
他是喜悦的，游子的喜悦，羁泊他乡的眷恋。而我哪来的眷恋——少年的眷恋如故乡的紫竹绵绵若存？却是难得的，眷恋需要愁肠。
年少愁肠的难得如同年少的微笑。
我却是真喜欢，雨声且浓且淡或时浓时淡，“噼噼啪啪”或“滴滴答答”，“噼噼啪啪”时是赶路的诗人，“滴滴答答”是散步的画者。在墨绿的香樟树梢，在乌青的黛瓦顶，在新绿的稻田间，在混浊的池塘中，在斑驳的老巷间，在淡漠的粉墙上，风雨如晦，听见鸡鸣。它们如诗人一般的滋润。落雨是一首水淋淋的童谣，青色的童谣，流水的童谣。
我常常搬张竹皮椅子坐在阶沿上，一个人撑着下颚看雨。雨水落在地面上溅起一层白雾水，像欢喜得开了花，一朵朵白色的凌霄，我的心里也荡起了一层白雾水。一群躲雨的鸡们蜷缩在屋檐的另一端，互相用嘴梳理了湿漉漉的羽毛。几只鸭子倒是全然不顾，伸长着脖子在水洼处吃食，呱呱地叫得欢快。它们是摇滚青年。有人披着雨衣骑着自行车过去，车轮锐利，一路劈开地上的积水。他的雨衣是水淋淋的墨色，看不见他的脸庞，他应该是个有些年纪的匆匆路过的秘密使者，他给未来去送一封初夏的信。我倒希望他撞上一块石头或是一个断埂，“啪啦”，人仰马翻，永久牌的自行车躺在雨中，车轮带着白白的水花还在转着，如释负重。它笑，少年也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