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好端端地为人做官，怎么就被判了个“斩监候”呢？这话说来就长了，有点像《红楼梦》中的葫芦僧办了个葫芦案，真是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一八九三年，周福清因母亲戴氏去世，在绍兴城家里“丁忧”。在古代，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持丧守孝三年。据《尔雅·释诂》云：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忧，居丧也。所以古代的“丁忧”就是“遭逢居丧”。周福清头一年“丁忧”平安过去，第二年就出大事了。当年在杭州举行江南乡试，京官殷如璋出任乡试的正考官，准备取道运河由苏州辗转来杭。说来也巧，殷如璋与周福清同为京官多年，私交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禁眼前一亮，决定请殷如璋帮忙，让屡考不中的儿子周伯宜“中举”。这只是他埋在心里的想法，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又有章、马、陈、孙、顾五名沾亲带故的秀才找到了周福清，想通过他的关系一同去行贿主考官，并愿意出一万两银子打点。周福清起初不肯，但为了屡试不第的儿子也能步入仕途，他心存侥幸，最终决定铤而走险。考虑到在杭州会有诸多不便，得知殷如璋在苏州稍事休息，他决定在苏州密会殷如璋。半个月后，他带着仆人阿顺水路先至上海，然后再转水路来到苏州。终于在某天的傍晚，他们的小船与殷如璋的官船在阊门码头相遇。
周福清也许怕难堪，也许实在不好意思在老朋友面前提起这件难以启齿的事，事到临头他选择退却，将那封写给殷如璋的信交给了仆人阿顺，让他去找殷如璋。当然，那封信早就在家写好了，在信中他将考生在考卷中做手脚用的标记一一告诉了主考大人，方便他到时准确识别。当然，他也没忘了同时附上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他以为只有银子到位，这桩事肯定十拿九稳。况且在当时科考制度下，这样的行贿之事也是司空见惯。哪知道那位仆人阿顺笨得出奇，他也不懂得什么官场规则，坐着小划子接近了那位殷主考的官船时，主考与副主考正在舱内谈话，并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阿顺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了随从，让他马上转呈给殷主考，是急事。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福清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殷大人。在场的副主考和苏州地方官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都很尴尬。他们有的端起茶杯假装喝茶，有的转过脸看看窗外，只当没看到那封信。殷主考将信推到一边，用书盖上，继续和客人交谈。
阿顺在小划子上左等右等不见下文，不由得心急如焚，万一这个殷大人收了钱不认账，那可怎么办？一万两银票，他怎么向周大人交差？最后他急得实在没办法，只好对着官船大喊了一嗓子：“殷大人，信封里面还有一万两银票，老爷你拿了银子，怎么也得给个回过话或者写个收条，小人好回去交差！”他还以为官场行贿就像他在早上在菜市买小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这么一喊，殷大人再也坐不住了，让随从去制止。但是随从越不让叫，阿顺越害怕，以为是随从贪污了，越发叫得厉害。河两岸很多居民都听到了，大家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像看把戏似的议论纷纷。殷如璋吓得面色如土，现在他只求自保，公事公办示意副主考拆阅周福清的来信，结果周福清行贿事实完全暴露在苏州官员眼皮子底下。殷如璋只好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当即差人将阿顺拿下，“押交苏州府收审”。这位老实巴交的阿顺哪里受得了如此惊吓，当即供出自己是受主子周福清的指使。
周福清听到喊声早知道事情不妙，后来他无法控制事态发展，又羞又怕，立马掉头跑到上海躲了几个月。自知此事终是躲不过去，为了不牵累亲朋家人，他只好去绍兴府衙投案自首。当时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是浙江按察使赵舒翘，他觉得科考舞弊实在太多，大家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这个周福清实在运气太背。他很是同情，就把周福清的死刑判了个“斩监候”，暂时先免死，留下活口其他的以后再说。周福清保住了一命，在杭州监狱里一待就是八年。几年后八国联军进京，刑部奏请赦免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也是周福清的同年进士，同情周福清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便援引此例，举一反三，将远在杭州的周福清也列入赦免名单。就这样，周福清稀里糊涂地被释放了，一贫如洗地回家幽居，三年后病故。
一场变故，把鲁迅的家境全改变了，也完全改变了一个青葱少年心灵上的伤口，一生一世也没有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