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骨子里痛恨暴力革命,暴力与革命是同义词,它和赌博、抢劫等词汇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拿破仑将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令胡适很不开心,他更喜欢以睡美人来比喻中国,甚至他写过一首诗就叫《睡美人歌》,全诗如下: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
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
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
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
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
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
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
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
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
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诗写得不怎么高明,但寓意非常明白,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点他与鲁迅完全一致,但是采取的手段却有天地之差。虽然希望是那么渺茫,但是胡适一生都没有放弃,因为他相信任何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无论善恶都会留存在大地上,生发影响。“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胡适由此引申出个人重要的责任:“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多年以后,他在演讲中又说:“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但是自然界从花草树木到人鱼鸟虫都是有种子的,“种子”千差万别也多种多样,不同的“种子”肯定会开出不同的花结出不同的果。像胡适与鲁迅,一个从美国得到的“种子”肯定也和在日本得到的“种子”不一样,在鲁迅后来的力作《阿Q正传》里,他专门辟出一章《革命》: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这时候的革命成了鲁迅挂在嘴边上的词,一年后孙中山逝世,他写悼文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鲁莽之极了。”理解这一段文字十分重要,革命在鲁迅这里,乃是人性的合理的发展,倘若是相反的路,那它的存在便很是可疑了。鲁迅由俄苏文学中的革命因素,想到中国的现实,总是十分怅惘。
与鲁迅相反,革命在胡适眼里,就是暴力与抢劫。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必定会采取暴力统治,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专制。后来胡适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引述了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
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和科学上的真理。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以专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公众敌人”。讲成分出身,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实行人民军事化,时刻准备战争。到处滥用“劳工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农工商各业受到政府及领袖全面统制。
他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进一步强调,只有民主、容忍异己的政治制度才站得住,我们要走的方向是“有人味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