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都有一个守寡的母亲，不管这两位民国大师在外多么激进和新潮，但是回到家，回到年迈的寡母身边，他们却又变成了言听计从的大孝子，中国式的孝子。也只有孝子才理解守寡母亲的艰辛与不易，所以他们都默默接受了母亲安排的无爱的婚姻。而且在美国和日本留学的胡适与鲁迅，无一例外地都被母亲以“母病速归”为借口诓骗回老家结婚。有趣的是，与他们结婚的，也无一例外地是小脚女人。
一九零六年六月，烈日当空，绍兴的知了在水边的乌桕树上叫疯了，一个叫朱安的小脚女人，却在这个七月流火的日子里和大先生鲁迅结婚了。
在中国民间，结婚的日子一般都会放在冬季——那个时候人们一般较为清闲，并且酒菜放两天也不会馊掉。更重要的是，人们只有清闲下来，才会有闲情逸致去筹办婚姻大事。如果一对男女在盛夏之日举行婚礼，必定是家中出了意外，或者是家父行将去世，守孝三年不得结婚。或者是女子怀有身孕，再不结婚行将露丑。鲁迅与朱安在不该结婚的季节结婚，则源自于例外中的例外。当时朱安与鲁迅订婚已达八年，而朱安已经二十八岁，并且比鲁迅还大三岁，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姑娘。对朱安来说，想结婚想得有点发疯，巴不得马上就与那个留学日本的洋学生鲁迅结婚。只要鲁迅同意，哪里还管什么季节不季节？
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订婚这么多年，他甚至没有见过朱安。和胡适接受江冬秀一样，他接受小脚女人朱安正是对母亲的妥协，或者说一个中国式的孝子对母亲表达一份中国式的爱。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家中屡次催鲁迅回国结婚，他和胡适一样以学业为借口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来电报，说母亲病危，他应该能猜得到家里的“欺骗”。回到家一看，房子翻修一新，家具全新，洞房的一切早已布置停当，只等着他回来做新郎。他屈服了，屈服于天经地义的包办婚姻。那时候悔婚是一件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在也是无奈之举。这一天也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孝子鲁迅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当然，这也注定了他和朱安婚姻的悲剧。
这一年的六月，朱安就在忙碌与憧憬中度过，她知道鲁迅讨厌她的小脚，曾经从日本来信让她放脚，她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鲁迅的话。因为从小到大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大脚女人是顶顶难看，不会有人愿意娶一个大脚婆娘。可是，她又怕到时鲁迅嫌弃，在即将上花轿的最后一刻，她还是选择了一双大一号的绣花鞋。这双鞋子确实有点大，她的小脚放进去显得晃晃荡荡，她特地在鞋头子上塞进了一些棉花，这样看起来，她就有一双比较大的脚了。她左右看了看，有点得意，这么漂亮的一双脚，先生一定会喜欢。可是就是这双塞了棉花的绣花鞋子害了她——迎亲花轿从乌篷船上上了岸，进入鲁家花团锦簇的洞房时，朱安小心翼翼地被喜娘搀扶着从花轿上下来。看到新郎鲁迅一身长袍马褂，还扎着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她的心就怦怦地跳动起来，刚刚伸出一只脚想迈过绑着红丝绸的轿杠，没想到鞋子因为太大，突然脱落，在众人一声惊呼声中，她的一双尖尖的粽子似的小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鲁迅面前。朱安看到鲁迅脸色苍白如纸，她的心也仿佛跌入冰窖一般。
鲁迅从心底里生出一股怨气，首先是朱安生得矮小瘦弱，面色苍黄，连一个姑娘青春期最起码的活泼也没有。而且她没有文化，还缠着小脚，尽管他多次写信让她读书，放开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朱安并没有服从他的安排。新婚之夜，在大红灯笼下，身穿长袍马褂、又绑上一根假辫子的鲁迅感到人生特别滑稽，和婚床上躺着的那个鞋子里塞着棉花的小脚女子没有一丝感情，却要和她相守一生一世。这漫长的一生一世该怎么过？作为一个留学海外的新进学生，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羞辱感。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多年以后，周家一位邻居回忆说：“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鲁迅先生和衣躺在太师椅上，碰也没碰朱安。甚至，他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看她一眼。
几天后，鲁迅带着周作人一同又赴日本。走的那天，朱安怀着侥幸的心理守在大门前，心里想着，也许先生要和我打个招呼，这是最起码的面子。但是，她从大清早一直守到中午，鲁迅进进出出仿佛就没有她这个人。当他提着行囊与周作人一起离开周家老宅时，朱安正在门前坐着。鲁迅在家人簇拥下迈过门槛，在朱安面前他略略停顿了片刻，似乎是想有所交代，又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他转身就离开了家门。一个邻居对他说：“大先生，刚回家娶了娘子就要走啊？”鲁迅说：“不是，不是我娶娘子，是老太太在娶媳妇。”
朱安泪水婆娑，一颗心碎裂在地，如河边水埠头上被鸟雀啄烂的紫红桑桑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