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原本冷清的家就显得更加冷冰冰了。再加上学校毕竟有各种新鲜的气息，因此张爱玲很少回家，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不过有时候，她会去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姑姑张茂渊家里做客。在姑姑家的时光大多是快乐的，然而有一天，姑姑却告诉张爱玲一个让她惶恐的消息——她的父亲要再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张爱玲的第一反应是如遭晴天霹雳。喜爱阅读的她看过太多有关恶毒后母的描述，对这个词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没想到自己也要有后母了。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会像童话和小说里写的那样凶狠吗？会像自己的生母一样美丽、独立吗？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自己和弟弟吗？对于这些问题，张爱玲毫无答案。她只能猜测、祈祷，甚至希望能阻止父亲再婚，把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后母的人推下阳台摔死。
当然这只是孩子天真的愿望，而现实往往不遂人愿。1934年，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嫁入张家。说起来，她与张廷重也算是门当户对。一方面，她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出身大户名门；另一方面，她与张廷重有着同样的爱好——抽鸦片。这样两个人组成的家庭，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可想而知。
对于张爱玲而言，如果说父母尚未离婚时，家庭的冰冷是由于父母无止境的争吵，那么在父亲再婚后，家庭的冰冷则是由于两个消沉、懒惰的瘾君子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感受。这两个拥有共同癖好的人经常一起躺在榻上抽鸦片，家里充斥着鸦片的烟雾，昏暗、阴沉，让人昏昏欲睡，没有一丝生命的活力。张爱玲是痛恨这种氛围的，正是这种氛围逼走了母亲，毁坏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得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原本应该欢乐无忧的童年。现在，有了“同谋”，父亲更加沉溺于鸦片无法自拔，张爱玲对家庭的失望又加深了一层。
父亲再婚后，全家人又搬回张爱玲出生的老房子里。但如今，她对这所房子已经没什么好感，因为这里有太多伤心的回忆。她更少回家了，与后母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冷冰冰的，偶尔见面打个招呼，也是纯粹礼貌性的。
孙用蕃虽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但却没有多少大家闺秀的修养，对于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表现得就像小说中的后母一样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缺乏爱心。她很少给张爱玲做新衣服，而是常常把自己穿剩的旧衣服给张爱玲穿，让这个敏感的女孩在一群打扮时髦的女同学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不过张爱玲更在意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家人之间应有的关心与体贴，但是在后母身上，她发现这只是奢求。
有一次，全家人正坐在一起吃饭。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大发脾气，还打了弟弟一记耳光。目睹此景，张爱玲心中一震，一股酸楚从心底升起，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她不敢大声哭，只得用饭碗挡在脸前，但还是被后母发现了。从弟弟被打到张爱玲流泪，这位后母不仅没有帮弟弟求情，也没有安慰爱玲，而是若无其事地一边继续吃饭，一边责怪道：“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听到后母这样冷漠的话，张爱玲再也忍不住了。她扔下手中的碗筷，站起身来冲进浴室，从里面把门插上，对着镜子默默地流泪。她感到自己心中有莫大的屈辱和仇恨——对后母的仇恨，对这个家的仇恨。她咬着牙在心里发誓：“我要报仇！”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砰”的一声，转头看去，发现是一只皮球弹到了浴室的玻璃窗上。原来年幼的弟弟已经忘记了刚才挨打的事，又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浴室隔壁的阳台上玩耍起来了。弟弟对于耻辱的麻木，让张爱玲感到更加心寒且悲哀，她无法像弟弟一样迅速忘掉自己遭遇的一切。后母就如同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盘旋在张爱玲的心底，成为一块伤疤，一簇即将被点燃的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