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翻《青年生活导报》，见该报今年第39期头版上登载着一则“启示”，内容如下：“本报1993年10月22日1版刊登的《伸出你的手》文中，患者交代了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胡宁婕、刘水琴二大夫收受“红包”一事，当时由于采写紧急，后经查实，胡、刘二大夫在事后将“红包”退还。特此向第四军医大学和胡、刘二大夫致歉。——青年生活导报社段鹏辉”谈后有些不解。为了弄清事情原委，笔者翻阅了去年第43期《青年生活导报》头版发表的《伸出你的手》（作者：段鹏辉，以下简称《伸》文）原文，之后，将两篇（包括后面发的《启示》文字内容对照，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颇感困惑，有其三：
其一，《伸》文和“启示”中均提到胡、刘二大夫收爱了患者的“红色”，（估计二位大夫也未否认），这是事实，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受贿，本身是错误的，应该受到批评。从胡、刘二大夫来讲，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或在什么情况下接收患者的“红包”，都是不对的。然而，“启示”中却又因胡、刘二大夫事后退还患者“红包”而向第四军医大学和二位大夫道歉，不知作者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这似乎又成了作者的不对。那么，到底是谁对呢？既然《伸》文报道基本属实，为何还要登报“致歉”？再说，如果都以“问题事后已解决”为由，拒绝进行舆论监督，甚至追究报道者的责任，那谁还敢写文章报道不正之风呢？这样的话，我们的报纸还怎么办？新闻舆论还怎么发挥监督作用？
其二，“启示”中提到胡、刘二大夫“事后退还了“红包”，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何以等到“事后”（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事后”？）才“退还”的？这是为什么？既然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做？根据《伸》文提到的情况，患者赵辉笔者自从得绝症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快得到各界群众的解囊捐助，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而相比之下，患者所住医院的个别大夫却态度冷淡，“不认真检查”患者的“病情”，“甚至大夫之间相互拆台，相互隐瞒患者病情”，以至患者家属给大夫送了“红包”后，态度仍未好转，“仍遇到刁难和病情上的不闻不问”，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根据是《伸》文中涉及的“个别大夫”和医院，并没有因为报道此事而要求作者在“启示”中“致歉”。由此笔者联想到，既然这个医院的个别大夫收受了患者的“红包”，并且对患者态度如此冷淡，不负责任，缺乏同情心，实际上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缺乏职业道德，理应受到登报批评；同时，自己也应该做出检查，从中吸取教训。而现在却以“事后退还”了“红包”为由为自己辩护，要求作者公开“致歉”，实在没有道理。
其三，该医院的个别大夫如此对待患者，对待工作，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医院的职工思想教育有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整顿。特别是需要加强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以提高服务质量。即使退一步说，存在的问题没有《伸》文中说的那么严重，也应该引起医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引以为戒，多做自我批评，多从自身找原因，而不应该偏袒自己的职工，抓住报道中的某一点向作者问罪。这样下去，恐怕只能助长职工的不良习气和作风，败坏医德。
笔者认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也不可讳言，部分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有所下降。对此，我们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向社会呼吁，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维护社会正义，鞭笞丑恶，呼唤社会真情，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报纸，理应坚持真理，反映人民的心声，这是它的神圣职责。然而，坚持真理，说真话，就难免要得罪某个部门、某些领导和某些人，并可能由此被送上被告席，三推六审，最后既使有理也不一定能赢。近年来，不断传出有新闻记者或新闻单位、杂志社被当作被告审理，虽然有的胜诉了，但是声誉却受到严重损害。结果导致新闻记者不敢采写批评报道，或者即使采写也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不敢说真话，生怕惹出是非公司，这样怎么能真正发挥出舆论的监督作用？可见，新闻记者采写批评报道，即需要勇气，也需要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当然，作为新闻记者，首先应该尽可能的追求报道的真实性，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切忌不要道听途说，或者凭主观臆断进行推理。从报纸的责编讲，也应该把好关，尽量避免报道失实，造成混淆视听。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
（发表于《青年生活导报》1994年8月8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