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曾经在与女战士开玩笑时说过：“部队行军打仗，不能有女的，古时候上战场时，连母马都不能有呢！”〔1〕千里行军、长途跋涉，确实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耐力。女孩子看上去是那样的纤弱、娇柔，时时尚需别人的照护。但这是在特殊的年代，她们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许多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子硬是凭着她们为了家国、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信念，凭着她们瘦小身躯里迸发出的坚韧的意志和毅力，勇敢而顽强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毫不退缩。
1938年8月，从温州到云岭的大路上，行进着大队人马，其中三位瘦小的、学生模样的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她们身穿白麻纱短袖上衣，短黑裙子，脚着力士鞋，分别背着床单、薄毛毯和洗刷用具。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挥汗如雨。但她们随着队伍一边行进，一边高唱着抗战歌曲，精神抖擞，情绪饱满，为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兴奋不已，炎热、疲劳，全都抛在脑后。
三个姑娘中，戴着眼镜、文静秀气的是张西雷，她的同伴是罗伊和季尼。
张西雷是张太雷的女儿。张太雷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27年他主持发动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遭敌袭击不幸牺牲。消息传到家乡常州，张西雷的祖母受到刺激而中风瘫痪，本来已十分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张西雷和姐姐、弟弟都还年幼，全家仅靠母亲一人拼命干活，挣得一点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全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日本侵略军的战火烧到常州，住房被烧毁，她和妈妈、姐姐轮流背着祖母，逃难到了乡下。未满16岁的张西雷决定去寻找党组织，以继承父亲遗志。
1938年春天，张西雷只身来到上海，找到同学罗伊，并在她家住下。在苏州女师同学吴博、王珍的帮助下，她们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张西雷被安排到北京路的安养收容所工作，同难民们生活在一起，教他们识字，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
8月，上海地下党决定组织一部分难民以到江西垦荒的名义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张西雷、罗伊、季尼也随队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乘船航行，他们在浙江温州上了岸，稍事休整，即向泾县云岭进发。从温州到云岭，要途经青田、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淳安等县城，全靠开动双腿。带队的周林、宗瑛夫妇，看到三个女孩实在太小了，在休息的时候找她们谈话，告诉她们说：“往后的路程都是步行，还有很多路要走，你们体力可能不行。现在为一些体弱的同志安排了一条船，你们就和他们一起坐船走吧。”
“不，我们身体很好，不怕吃苦，出来革命就是准备吃苦的，让我们跟大家一起步行到新四军吧！”三个姑娘坚决地请求。
在这千里征途上，他们背着背包，一开始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但几天以后，脚上打起了水泡，腿也红肿了，真的要走不动了。而且，一路上，渴了喝溪水，夜晚住破庙，吃的是发了霉的救济粮，十分艰苦。
这支疲惫的队伍旁边经常有几个穿着讲究、挺括的男女，他们或前或后地纠缠着、劝说着：“别往前走了，到我们这里来吧，每月工资有20多元，还可以做大官，过富裕的生活。”而回答这些引诱的则是嗤之以鼻，姑娘们大声回答：“我们到江西去垦荒，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人动摇，没有人叫苦。
一次，罗伊和季尼又被人叫去，告诉她们：“前面就是前方了，部队整天打仗，女同志去前方不仅有危险，还要派男同志保护，增加部队负担，你们就留在地方工作吧。”又说：“张西雷是烈士的女儿，部队要保护她到前方。”两个姑娘一听，急坏了，立即表示：“我们不怕危险！我们不要照护！我们坚决要上前线去打鬼子！”
真是一波三折，一路上的困难没有吓倒她们，倒是组织上的关怀差一点使她们当不上新四军。当然，她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终于在步行了一个多月后，到达了泾县云岭。第二天，就穿上了军装。
同样随难民垦荒队投奔新四军的还有上海姑娘陆迅行、高敏、陆若勉、沈爱萍、何林、姜明、杨勤、夏希平等。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使她们无比欢欣。
从武汉、南昌到皖南，这支队伍中的女兵并不多，她们大部分是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团员。新四军成立后的头几年里，战士总数约一万多人，其中女战士从几人、十几人、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二百多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女兵队伍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有陆续来参军的，也有陆续离队的，女兵总数都未再增加。但就是这二百多位新四军女战士，却创造了军中新记录，军中有这么多女同志，是前所未有的。
1938年2月18日，新四军军部开会纪念“三八”妇女节，项英副军长作了《我们的女战士》的长篇报告，对女兵的工作和学习给予了高度评价。报告说：
新四军的“女兵”已成为大江南北敌前敌后最活跃的战士，成为抗日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成为新四军战斗力之一部，战斗胜利的不可少的力量之一。
我们的女同志，两年来，已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革命军队的生活中，锻炼成为革命的新女性。这种新女性，有前进的思想，艰苦的生活，严肃的精神，独立的工作，战斗的热情，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起自己的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民族、为社会、为妇女本身的解放而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