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认为，“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先生早有批判。这种批判现在仍有意义。”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因此，应该下大力气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中国文化有精华，搞现代化要发扬这些精华，但眼前主要是反封建糟粕。我们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包袱很重，最重的是封建思想包袱。譬如在群众中流行的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与封建思想有关系。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过极大贡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丢掉，对不起子孙后代。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妨碍生产力和思想进步的封建主义东西，应有胆量讲出来，大家来改，这才是拨乱反正。只有克服了这些封建主义的弊病，中国的生产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眼前面对着的社会，其中的‘危机’，也包括文化危机在内，比任何‘危机’都更‘危机’———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性里面当然也积淀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不好的、有害的东西，其数量不少，其危害极大。犯罪的情况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的。有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制造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一旦使用，将流毒千百万亩耕地，影响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这却决非小事了。还有集体地、明目张胆地砍伐山上的树林，使长江变成黄河。这不但流毒眼前，而且影响后世子孙。
鉴于上述理由，季羡林认为，“在处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大胆‘拿来’，把一切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来，物质的好东西要拿来，精神的好东西也要拿来”。他特别强调，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要改变人们的一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等。所谓“心”的东西，指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从长期的历史研究中，他得出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中国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
（四）关于儒学：批判与继承
季羡林特别强调，“谈东方文化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中也有糟粕，这是肯定无疑的。对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抛弃，要批判，如上文说到的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批判坏东西，不能把好东西也一块丢掉，如同泼洗澡水把澡盆中的小孩也泼掉一样。”他指出，“我们东方文化中确实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现在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
季羡林说：“对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要分清楚，这是用不着证明的。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精华”，什么又叫做“糟粕”呢？这两个表面看上去像是对立面的东西，不但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界限不清；尤有甚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可以相互向对立面转化。”例如孔子和儒学，在“五四”运动时期，肯定被认为是糟粕，不然的话，何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时移世迁，到了今天，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还有什么人能说孔子和儒学中没有精华呢？再如三纲一般被认为是糟粕，但是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过一句话“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族人、自己的兄弟、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伦理道德有很重要的位置，伦理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讲的三纲六纪就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关系的准则。这里有糟粕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谁是谁的纲。儒家强调要处理好人的各方面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批判吸收的东西。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应批判继承，精华留下，糟粕去掉。对外国好的东西，也可以学习，不要排斥。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晚年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他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季羡林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并且非常坚定地认为东方文化肯定在将来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他说道：“我还想说明一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试看宇宙间万事万物，哪一样是违反了这两句话的根本精神的？还有的人一听是东方文化或文明，他们那‘贾桂思想’就恶性发作，连鼻子都笑歪了。对于这样的人，我欲无言。”
人格典范——师园楷模
在当代中国几位“学界泰斗”中，季羡林可算是佼佼者。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有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基，又具欧洲文化的素养，特别是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几种少有人能识的文字上的权威地位，使其成为“国宝级”人物。治学，他有“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大师气派。他立论之高超，往往能将一代人引向新的思绪。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他常常是代表着中国、甚至东方顶级的人物。
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治学。每天清晨四时，他已经开始工作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所完成的工作量，令人难以置信。他说：“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自思过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
第一次见到季羡林的人，都不免会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竟是令人景仰已久、名满中外的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季羡林。因为，在外表上，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中等个子清瘦的面孔，满头银发，永远都是那一身褪了亡的蓝布中山装，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这完全像个老农。
在教学与科研中，季羡林总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终于在广阔学木领域内取得令人惊叹的成果。他曾任北大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推选为许多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包括东方文化研穷会、亚非学会、外国文学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民族文字学会、语言学会，还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还国外一些学院的顾问。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状。
作为－个农民的儿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境咸－为中国的“学界泰斗”，其奥秘何在？每当遇到这类问题，季羡林总喜欢给人复述鲁迅先生文章里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张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丙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也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
为祝贺季羡林的85岁寿辰，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专门写过－篇文章。她说，她之所以对季季羡林如此敬爱，不仅是因为他的博学，也不仅是因为他的睿智，更因为他的人格。“他毫不追求权力、财富，或者是被人颂扬。他全身心地献身于他的国家中间和中国人民，还有他的不动摇的忠诚，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榜样。”这短短的几句评语，实际上反映了所有敬于季羡林者的共同心声。先生门下弟子何止上千，无不以有此恩师为荣。在他们心目中，恩师不仅教他们如何治学，而且教他们怎样做人。
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女教授，永远忘不了“文革”中季羡林对中国通史的错误表示的“无言的沉默”。1970年，在“革命大批判”声中，中国通史陈列打破过去王朝体系，不顾历史事实，一改而为“农民起义开头”。为了取得专家的“认可”，特别请了一批有资格的学者来参与“审查”。当时，季羡林虽已成为“批判对象”，但鉴于他的学术地位也被请了去，希望以此“至高待遇”来换得他的一张“赞成票”。谁知，他除了对中外关系的某些事实错误发表一些意见外，对“农民起义打头”的“革命口号’却有意只字不提，以沉默来表达他对歪曲历史的不满。这位女教授说，她与她的同事们对季羡林这种坚持真理、不赶潮流、不畏权势的精神敬佩不己。
季羡林的33年老邻居、北大前副校长张学书，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生活之俭朴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季先生“住的几间屋子除了书还是书，连一件象样的家具都没有，这两年才买了张小沙发。房间一直没有装修，墙壁也好久没有粉刷了。直到今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由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季教授，发现太不象话，学校才赶忙给装修了那间接待客人的屋子，也仅仅是这一间。——如果提到吃就更简单了，总是粗茶淡饭。但是，他却把节约下来的钱，设立成‘季羡林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以各种形式捐助了文化教育事业。”张学书还注意到，季羡林家里虽简陋，但却摆满了各种盆花，主人最喜之君子兰，窗外还栽种了玫瑰、月季、肉玉兰。楼前湖里的一池荷花，也是季羡林用南方带回来的种子播种的，为他们所在的朗润园增添了幽雅和恬静。张学书认为：“季老爱花，尤其爱君子兰，肉玉兰，爱荷花，是他心灵的反映。人们常说‘文若其人’或‘字若其人’，以我之见，所爱之花也若其人也。”
东北大学的教授彭定安，从季羡林优美散文中领略其文章风采，因而“一向私心以先生为师自许为‘私淑弟子”’。在他心目中，季羡林真正是个散文家。他的文字“都贯串着一种文如其人、平实素朴的风格韵味，有真挚之情，丰厚深沉，委婉细腻，然而却又深蕴浅露。”他认为，季羡林的散文“像日常言谈那样平易，然而思想情感与评论又是融会中西思想文化的。”
文革中，面对“颠倒黑白”的现实，季羡林后来沉不住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自己跳出来”反对那种倒行逆施。结果，可想而知，他自己也被关进了“牛棚”，受进了侮辱和迫害。尽管如此，他并不后悔当年由于“自己跳出来”而引来这场灾难。相反他认为能被关进牛棚目睹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种种丑恶现象，是他“三生有幸”。他有意识地注意观察、思考，并且尽可能把它记下来，记在脑子里或者白纸上。后来，他吃惊地发现“文革”过去才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遗忘了！同今天的青年谈“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他们往往瞪大眼睛、怀疑你是在讲“天方夜谈”。这样下去，新的一代没有思想准备，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如果有人发疯，历史以新的形式重演，不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忧心忡忡。最后用血泪写成《牛棚杂忆》。他说，“这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他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他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在庆祝北大校庆100周年时，季羡林在《北大与大人》一文中，更充分而深情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这种赤诚：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俯，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真正才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