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的集体智慧，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凝结，也是一个民族传承的纽带。而考古学则将其定义为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不论如何，契丹、党项、女真三个民族各以自己的方式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那笔画谨严的文字、清新质朴的文风、争奇斗艳的书法与绘画……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契丹文字
辽太祖建国后，先后命人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较早创制的是契丹大字。据载其字数多达数千，较为复杂，是借助汉字字体并增减笔划而成的，其中有一些完全借用汉字。契丹大字与汉字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汉字是契丹大字之源。它有直接借用汉字形、义者，有借用汉字字形者，也有改造汉字而成的。同时，契丹大字还保留了汉字的方块字形。
契丹小字是借用汉字字形制成的一种拼音文字，可以用为数较少的“原字”拼出无数的新字、词。契丹小字与契丹大字相比，其特点为“数少而该贯”，故又称“小简字”。它是参照汉字、契丹大字造成原字，并参照汉字反切注音方法，以原字作为基本读写单位拼成字（词）的一种拼音文字。历年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以小字者为多，有楷书、篆书两种字体。
契丹大、小字颁行以后，汉字也同时并用。不过契丹文字在当时还是一种专门学问，并不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如在《辽史》列传中，提到能通习契丹文字者，仅耶律倍、耶律庶成、萧韩家奴、耶律大石等十多人。这说明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是很有限的。因此，汉文在辽代仍是一种通用的文字，其通行的程度远在契丹文之上。
终辽一代，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等一直并行于辽境，西辽政权也继续使用契丹文字，迄于亡国。辽亡金兴，金朝虽然创制了女真文字，但金朝前半期在使用女真字和汉字同时，仍使用两种契丹文字。直至金章宗时，才于1191年十二月诏罢契丹字。从契丹文字创制到废止（920～1191）前后近300年，此后除了西辽，契丹文字已不再使用。
契丹文字在辽朝使用范围本来就不甚广泛，况且辽代书禁极严，不准民间私刊书籍，加上辽末战火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契丹文书写的图书没有保留下来。关于契丹文的记载，最早见于史籍的契丹文字，只有北宋王易《燕北录》一书收录的5个契丹字。此外，都是近些年发现的，且以墓志铭居多。
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款铭文等。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随着墓志等资料的不断出土，也在不断深入。《契丹小字研究》一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的研究成果，而对于契丹大字，还处于继续钻研，不断前进阶段。目前释读方面最大的困境在于还没有发现契丹文字的字典。
■西夏文字
为了巩固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民族自觉的表征，西夏文被创制出来。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汉文史书有3种不同的记载：一为李元昊之父李德明创制说；一为李元昊大臣野利遇乞创制说；一为李元昊初创，大臣野利仁荣演绎说。一般认为后一说较为可信，创制年代当为李元昊正式建国前的1036年。
西夏文首先是根据西夏语（党项羌语）的本质特点而创制的。根据已发现的资料，西夏文字应属汉文字体系，是模仿和借用汉字的笔画来重新创制的一种新的方块字，字形笔画繁冗，结构复杂，但文字结构有一定规律。目前发现的文字有6000多个单字。据西夏人编撰的形、音、义字典《文海》分类，西夏文字分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笔划较少，多为常用字，是组成文字的基本单位。合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字组合而成，组字时一般只采用原字的某一部分，如左部、右部、上部、下部、中部，也有用原字的大部或全部组字的。合体字中把一个字中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是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之一。西夏文构成一般也采用汉字构字“六书”中的“会意”、“形声”、“转注”等方法，但“象形”与“指事”字极少。
西夏文是一种广泛推行的实用文字，1039年，李元昊于首都建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并用西夏文翻译汉文经典《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诸州亦设立“蕃学”，学习书写“蕃书”成为西夏官僚子弟的入仕途径。西夏人用西夏文著书，翻译汉文经典和藏、汉文佛经成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
西夏文字在西夏王朝的官私文书和民间交往中得到推广使用，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西夏灭亡后，典籍散佚，历经数百年，随着党项族的被融合和消亡，西夏文字也逐渐被历史遗忘，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19～20世纪，由于西夏文字文献的大量发现，特别是随着西夏时期编纂的各种字典的发现并公诸于世，尤其是《文海》的刊布，给专家们对西夏文字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西夏文字自创制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自1038年建国，到1227年灭亡，这中间西夏文从未停止使用过。元大德六年（1302），在杭州大万寿寺完成了雕刻的河西字《大藏经》有3620余卷，并由僧官印造三十多藏，施送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养”。这说明西夏灭亡16年之后，西夏文还在西北地区使用和流传。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完成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6体文字（西夏文、汉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文、回鹘文）碑，其中有西夏文两大咒和《如来心经》、《造塔功德记》。党项人中书平章政事纳参加此项工作。而党项僧人智妙酩部和那征师则是主持西夏文译写者。这说明西夏灭亡后的118年，居住在今居庸关一带的党项人中还流行着西夏文字。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有一批西夏人在今河北保定建立西夏文经幢，由此可知，西夏文自使用到终止，至少有500年的时间。
■女真文字
在金朝建国之前，女真人没有文字。女真人最初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和契丹字。阿骨打建国以后，为了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提高女真人的民族志气，女真人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称作女真字。女真字有大有小，金太祖时由完颜希尹所创制的文字，称作女真大字，于1119年颁行。大字创制后，成为与契丹文字和汉文并行的官方文字。
熙宗时所创制文字，称作女真小字，于1138年颁行。《金史》记载，女真大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由于女真大字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因而金熙宗又作了不少改进，形成女真小字。所谓大、小，是指其制作的先后顺序而言。
女真字的材料，在金代的碑刻、墨书题记和明代的《女真译语》中多有记录。但是，现在能见到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目前学者一般认为是女真大字。女真字的制定直接受到契丹文字的影响，也间接地受到汉字的影响。女真字在外观上与汉字很相似，为方块形；一般为单音节。而女真语词汇多为多音节，故一个词往往由二三个女真字组成。
女真字颁行后，除用为官方往来的文书外，还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史著作。世宗时曾于1164年，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不久又建女真字学校，收诸路学生3000人入学。
1169年，选成绩优异者百人至京师，由国家供给，学习古书、诗、策等，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女真青年，为进一步发展女真族文化教育和设置女真策论进士科创造了条件。1173年，首开女真策论进士科，取徒单镒等27人。然后以新进士为教授，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招收士民子弟中有志于学者。女真进士同其他诸科一样，为选拨人才的途径之一，终金之世行之不废。
现存的金代女真文字有文献、金石和墨迹等三种，如《大金得胜陀颂碑》和一些符牌、铜镜、印章的边款铭文等。此外，陕西文管会和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各保存有少量女真字手抄残页。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万部华严经塔内壁、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内石崖上也发现了女真字墨书题记。
经过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对女真字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现在女真字基本上都可以识别、释读。金启先生在此基础上编著了《女真文词典》，从文字结构、读音和女真语的语法等方面对女真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文字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女真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金史》中曾记录了许多猛安、谋克的名字，然而并不齐全，据女真文材料，可以增补20多个。在《金史》中未见或歧出的女真姓氏，在女真文材料中也有所发现。此外，还纠正了《金史》记事不确的地方，丰富了金史研究的资料。这些女真文字材料，还加深了人们对女真语言的研究。过去许多人认为满语即女真语，实际上女真语的词汇只有70%与满语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