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初的女真人，曾经创造过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以2500人起兵的完颜阿骨打，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将辽和北宋两大帝国征服。然而，未及百年，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在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直至被蒙古军灭亡。同为军事起国，但时过境迁，结果亦异。元人修撰的《辽史》总结称：“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可不慎哉，可不慎哉！”由此可见，金朝的兵制对金朝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金朝兵制沿革中，猛安谋克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金朝的兴衰。
猛安谋克
按女真语义，“猛安”本意为千，初为千夫长即千户长；“谋克”本意为族，族长，在女真诸部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后，又有乡里、邑长之意，再引申为百夫长、百户长。有金一代，“猛安谋克”一词至少包括5方面的内容：作为女真人户的代称；作为两种荣誉爵位；作为女真族的社会组织单位；作为女真社会组织单位的首领，后实际上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作为金军两级编制单位……
猛安与谋克组织并非同时出现。谋克大约在11世纪初已经产生。猛安组织的出现，大约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从时间推测，谋克组织出现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猛安组织开始出现时尽管尚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但它一定是一种以地域为特征的组织。
猛安谋克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我们通常所称的猛安谋克，一般指女真户或女真编制。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有时作为女真人户的代称，或作官称。猛安是千夫长，谋克是百夫长。它们是原始社会后期由于征掠、围猎的需要而设的军事首领，随后发展为固定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作为军事编制单位，其人数实际上多少不定。金国建立的前一年（1114），金太祖始定制以300户为一谋克，1 0谋克为一猛安。大概在1133年左右，金统治者创行屯田军，将在东北地区的女真猛安谋克迁入内地。他们自成组织，筑寨于村落之间，不属州县，计其户口，授以官田。这种屯田猛安谋克人户实际上是以女真人充任的世袭职业军户。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居中原各地后，便成为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授田土租与汉人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甚至恃势抢占民田。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
勃极烈与勃极烈制
金朝建立之初，在地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在中央则建立了中央勃极烈辅政制度。当时女真的政治制度尚处于早期形态，实际上并无专门的中央军事机构，也尚未产生等级观念。女真人称自己的部落酋长为勃极烈，汉语可译为官长、官人、部长等，其称号仅表示不同于民庶的官长身份。
当阿保机从长兄那里继承王位的时候，“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都勃极烈之“都”，为女真语的音译，是“高”的意思。“都勃极烈”一词由于为阿保机所用而身价倍高。因为只有完颜部落中属于皇帝近亲者才可以得到。
1115年后，金很快建立了中央辅政勃极烈制，凡是参与辅政的要员，在勃极烈的头衔上冠以谙班、国论、乙室、移赉、阿买等名号。设置此类名号，以区别于作为官长泛称之众勃极烈，以显示其特殊的尊贵地位。
其中“国论”一词，又往往与其他名号重叠使用，如称国论乙室勃极烈。而国论某勃极烈，有时也可略称作国论勃极烈。总之，因金朝以武立国，故中央政府勃极烈成员，实际上可视为最高统帅部成员，汉语往往可译为国相或宰相。中央辅政勃极烈制保留了部落贵族会议的遗迹。
应当指出的是，勃极烈制度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提出的，中国学者亦加以沿用。勃极烈的地位可高可低，上至中央辅政者，下至五夫长等，皆称勃极烈。
金初勃极烈制度建于太祖，继行于太宗，熙宗时改定官制，勃极烈制开始向三省制转变，1135年被废除。
猛安谋克制度的变化
在勃极烈辅政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地方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在缓慢发展变化。
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一般分为四级：万户、千户（猛安）、百户（谋克）、五十户（蒲里衍）。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猛安相当于防御州，高于刺史州；谋克相当于县，但地位高于县。因为一般县令为从七品，赤县的县令才从六品，而谋克皆为从五品，与诸刺史州的刺史同级。作为一种官职与爵衔，猛安与谋克均可世袭，或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甚至在其父出仕或另任别职时也可承袭。猛安谋克的职责，最初只管训练士兵，指挥作战。后来，猛安还负责“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谋克“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可见，猛安谋克担负着率兵打仗和掌管生产、征收赋税等多种职能。
猛安谋克户，有权从国家分得一份土地，由自己的家庭成员耕种，此即所谓牛头地；其义务是必须向国家承担一定的兵役、徭役和赋税。牛头地分配及赋税最初规定为：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岁输粟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40具。1127年金太宗又“诏内地诸路”，每耒牛一具只赋粟5斗，此后遂为定制。这就是说，一个猛安谋克户最多可有牛120头，民（主人及奴隶）1000口，土地176顷。纳税是极其微薄的，但兵役义务却极其繁重。青壮年不仅在战争时期要应征服兵役，在和平时期也“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
猛安谋克曾一度有过等级之分。1145年，金熙宗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于1150年削上、中、下之名，只称为“诸猛安谋克”。
猛安谋克的成员、户数，前后亦有变化。最初，阿骨打为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以“归附降人”编为猛安谋克，亦用猛安谋克名授其首领以统其众。早在1116年攻克辽黄龙府，击败“辽兵号七十万”后，阿骨打就下诏：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1124年，金兵攻下平州后，平州人不愿为猛安谋克之官，统帅完颜宗望以“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为由，在平州罢除这一制度。1140年，太宗吴乞买又罢除辽东地区汉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改行州县制，但有功于金的汉和渤海人仍可为猛安谋克官。1163年，金世宗又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以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
1114年以前，猛安、谋克的人数本无定制，此后也并非一直是300户为谋克，10谋克为猛安。由于谋克内户数增加，金世宗1175年下诏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不超过300户，7～10谋克为猛安。据1183年的统计，当时女真猛安共有202个，谋克1878个，共615624户，平均每猛安虽未超过10谋克，但每谋克有320余户。金宣宗南迁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每谋克只有25人，4谋克即为1猛安，而1谋克内实际能作战者又只有18人（除去旗鼓司火头5人），几乎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为抵御蒙古军南下，宣宗于1222年、1123年招义军，亦只以30人为谋克，5谋克为千户（猛安）。说明金军南渡以后，猛安谋克组织实已崩溃。由此可见，猛安谋克人户数的变化，也反映了金代女真族的兴衰。
猛安谋克的迁徙
女真贵族为了军事发展的需要，巩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多次将居于故地的猛安谋克迁到新占领地区。纯属于这类性质的迁徙，主要在太祖、太宗、熙宗三朝。
太祖阿骨打在攻打宁江州、黄龙府、泰州等地后，先后将一批猛安谋克迁驻其地。最早的迁徙始于1116年，以银术可为谋克，“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屯驻宁江州。两年后，娄室认为黄龙府乃一都会，若有变，邻近地区会“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阿骨打“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往镇之。1121年，又把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迁往泰州。临行，阿骨打还特赐其耕牛50头。
太宗吴乞买即位，不久灭辽，金开始进入了争夺中原地区统治权的新时期。当用武力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后，太宗便陆续将大批猛安谋克从东北地区迁入华北各地。迁徙始于1126年，宗望受命将一批猛安谋克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1133年秋，太宗又下令，“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其余人自左副元帅宗翰起，全部散居汉地。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他们抵达华北地区后，星罗棋布，散居四方。与女真人同时被迁的还有契丹、奚、渤海等族人。
熙宗于1136年即位，次年废掉刘豫傀儡政权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特别是1141年金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淮河以北之地划归金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将大批猛安谋克南迁的高潮。经过这一次迁徙后，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四路皆有之，“皆筑垒于村落间”。猛安谋克户和猛安谋克军以小集中、大分散，与当地汉人杂处，政府按户口分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同时被迁的也有契丹及奚人。
猛安谋克的迁徙，非仅限于上述三朝，除了金末宣宗南渡的迁徙不论外，主要还有以下几次。不过此后的迁徙，一般说来，大多都是因其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以前有别。
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即皇帝位后，于1153年由会宁迁都燕京。为了削弱东北地区女真大贵族的势力，防止“上京宗室起而图之”，亦为了加强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约在1156年，将上京宗室诸王的猛安谋克，大批迁到今北京市及河北、山东等省。
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猛安谋克大规模的迁徙有四次：1179年，世宗将原居按出虎水的被完颜亮迁到河南的8猛安，徙居大名、东平之境。这是世宗为了安抚宗室贵族，将其转迁到土质较肥沃的地区，同时亦因宗室在此“侵削居民”。次年，将河北东路遥落河、移马河两契丹猛安迁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是“欲令与女真户相错，安置久则自相姻亲，不生异意，此长久之利也”。1183年，又迁山东东路8谋克到河北东路的河间府。1184年，在东北地区将速频、胡里改3猛安24谋克迁到上京率水、胡剌温水之地。这次迁徙，主要是由于完颜亮把上京诸猛安南迁后，上京空虚，世宗“欲上京兵多”，备“缓急”之用，而速频、胡里改人又“骁勇可用”。
经过多次大迁徙后，据统计，东北地区驻有99猛安，迁到中原的有70猛安。金宣宗完颜南迁，又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军户迁到河南，初迁往“百万余口”，后“革去冗滥”，有42万有奇。
猛安谋克的汉化与金朝灭亡
猛安谋克作为女真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前期起过积极作用。首先，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它起了促进作用。自阿骨打在1114年确立猛安谋克后，不仅生女真，就连辽东等地的熟女真，亦被纳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于是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就这样形成了。其次，以地域、以血缘为纽带的猛安谋克，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在灭辽攻宋战争中，相互照顾，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再次，团结了归附降人。自阿骨打起兵后，女真贵族只用了10余年时间（至1127年），就灭掉了辽与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战和辽、宋的腐朽外，即是女真贵族对降附的汉、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谋克编制，并用猛安或谋克称号授其首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的反抗情绪，起到了“为我所用”的作用。最后，由于猛安谋克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所以女真贵族能随着新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迅速将大批女真人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从而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女真贵族把猛安谋克迁到中原地区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并逐渐汉化后，它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真人发展和进行民族剥削压迫的工具。
金朝政权由僻处北方向中原地区的推进直至定都汉地（今北京），中原官制的逐渐推行，猛安谋克的不断南迁，都直接加速了女真户的汉化。但在汉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截至金朝后期，女真户变得“积贫积弱”。
金灭北宋之后，将猛安谋克编制下的女真户大量南迁，这些猛安谋克户实际就是由女真人充任的世袭职业军户。女真人原从事粗放农耕，与汉族社会经济生活相近，故较易接受汉族文明影响。这些南迁的女真户入居中原既久，多习汉语，穿汉服，效仿汉族生活、享乐习惯，本民族原有之尚武精神逐渐沦丧，走向积弱。世宗有鉴于此，力图保留女真旧俗，他曾亲临上京旧址巡视，召集当地耆老演习女真歌舞，并亲自以女真语歌唱祖先创业艰难。世宗又下诏禁女真人改称汉姓，服汉人衣装，犯者抵罪；推广使用女真语言文字，专门开设女真进士科，应试者以女真文字作策论；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字文本。世宗还多次训诫臣下，提倡节俭、率直、骑射等“女真旧风”，反对奢华、狡诈、游逸、不事产业等汉族“恶习”。章宗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阻止猛安谋克汉化，但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这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猛安谋克继续“积弱”下去。
猛安谋克的生产原带有农村公社性质，父子兄弟督率奴婢共同操作。入居中原后，贫富逐渐分化，公社趋于瓦解。贫者多卖掉奴婢，自耕田地。由于劳动力不足，耕作技术差，生产不积极，土地每致抛荒，人户陷于贫困。又有不少女真人模仿汉地租佃制经营方式，“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自己则耽于吃喝享乐，“惟酒是务”，甚至“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而地租所得不足供从军费用，最后不得不典卖土地。
在世宗、章宗时期，猛安谋克户贫困化以及相关的积弱现象，逐渐成为金朝统治的一大痼疾。金廷为保护猛安谋克这一“国本”，采取括地重授政策。猛安谋克户土地既抛荒或典卖，政府复搜觅良田重授。但猛安谋克户倚仗国家优待，有恃无恐，得地未必认真耕种，往往重归荒芜，政府则重新为之括地。如此往复，成为恶性循环，军日骄而民日困，民族矛盾也因此激化，直接导致了金末动乱中的民族仇杀，加速了金朝的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