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金华浦江人,元末明初文学家,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宁海的“正学先生”方孝孺就曾两度师事于宋濂。在宋濂处侍学的三年里,更是得到了宋濂的高度赞赏,称其是“喧啾百鸟中,遇此孤凤凰”。
洪武八年(1375),方孝孺十九岁时候,其父方克勤被曹县令诬告下狱,孝孺上书相府,愿以身为军,以赎父罪,未成,父被谪役广东江浦。其父在狱中时,考虑到儿子的教育与成长,写信给孝孺叫他到宋濂处去接受教育。当时宋濂是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孝孺收到父亲的信后,非常高兴,就写了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38章。
洪武九年(1376),方孝孺从父之命,以文为贽首拜宋濂为师。宋濂看了他的文章后,认为数年来阅天下之士的文章亦多,而未见有这样好的文章,当即表示愿为孝孺授业。两人一番交谈,俱有相见恨晚之感。拜师后,方孝孺在宋濂的指导下,文学水平更是进境神速,足可谓是“日有所进,而月有所获”。
方孝孺在《与舒君》书中谈及自己受学于宋濂的经过,“仆自十五六,从先君学经,读古人文字,颇思究其端绪。然窃病今人与古不类,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尝敢观。时有所得,私述而阴藏之,耻以示人”。此前,方孝孺主要受教于家庭。初见宋濂时,方孝孺将自己“耻以示人”的文章拿给宋濂看,宋濂一见辄曰:“子吾徒人也。”两人从此确立了师生关系。
在宋濂家中,方孝孺“由是日获闻所未闻”,对“道”的理解更加深刻。在这篇文章中,方孝孺评论宋濂的道德文章说:
“今之世不幸斯事废缺,赖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为公一儒者,于世何所预,而不知公之有功于斯世者,至大也。譬犹星辰之于天,须眉之于人,初无所预。然而,有之则天象修而人形妍,无则昼夜乖舛而容仪陋劣矣。盖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气足以畅之。当其发难折辩,纡余反复,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质而不浅,击刺交前,弧弩皆发,观者骇眩失色。徐而察之,则固从容闲暇如无事时,而不失揖让进退之礼。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诱民导俗之功者也。”
很多人认为宋濂不过是一儒者,于世无用,方孝孺却认为宋濂致力于阐发道德文章,更有功于世,能诱民导俗。对于能受教并“获见知”于宋濂,方孝孺感叹自己“又何幸哉!”
方孝孺拜师宋濂,明人张朝瑞在《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中亦有说明:“时翰林学士宋濂以道义文章望重海内,克勤于狱中命孝孺往问学焉。濂一见,大加赏异曰:‘吾阅天下之士多矣,而未有如子者也,顾肯从我游乎?’即假馆授业。”
关于他们师生,在当地还有一则美谈。一次太祖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日晨交卷。宋濂回家也将此事告知了孝孺。随后,宋濂却因宴中饮酒过多,醉卧于榻上,直至天明才悠然醒转。夜半,方孝孺见恩师仍未醒来,唯恐误事,就代师试写了一篇。第二天吃了早饭后,宋濂准备去上朝,遂想起作《灵芝甘露论》之事,大惊失色。孝孺见状,遂问他有何事情,宋濂说:“大事不好,皇上交给我作的《灵芝甘露论》一篇没有写好。”孝孺笑着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带着就走了;来到朝上,将此篇呈上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章与以前的文风不同,便问道:“这是学士之手笔吗?”宋濂没办法,只得如实向太祖奏明,说:“这是我门生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高兴地说:“此生良胜汝。”
洪武十年(1377)六月,“克勤寻殁,孝孺扶丧归。是时濂亦乞身还金华,孝孺往来山中四年,尽得其所学,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及也。”
据宁海葛云高先生记述:
当时的方孝孺返家住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时刻不忘恩师宋濂的授业、解惑。遂又听到宋濂在浦江青萝山讲学的消息,他就与祖母叶氏(宋右丞相叶梦鼎之曾孙女)商量,要再次拜宋濂为师求学。祖母想,外出求学是好事,但费用要不少,近来家境困难,怎么办?她转到内房,面有难色。
孝孺的庶母董氏见状后,询问何故,她就把孝孺想再求学的想法讲述了一遍,并说道:“孙儿学业有进,理应求学名师,延续深造,怎奈家境越来越拮据,如何是好?”董氏也很疼孝孺,但考虑家庭的处境,一时也沉默了。过了片刻,董氏突然起身一手拿过桌上的一面镜子,对叶氏说:“婆婆,当掉它吧!”叶氏接过镜子感慨地说:“不能呀!这是你陪嫁的珍品鸳鸯宝镜!不能再去典当了!”董氏含着泪说:“婆婆呀,不要犹豫了,孩子的前程要紧啊!”隔房的孝孺听了祖母与庶母两人的对话,心情激动,两眼也湿润了。
就这样,孝孺又赴浦江继续师从宋濂。在宋濂的教导下,他勤学好问,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宋濂门下的一些名士,都感到望尘莫及,就是胡翰、苏伯衡等先辈都自叹不如。方孝孺也说道:“就太史公学于浦江,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宋濂高兴地称孝孺是:“才器之奇,加以少年,吾且畏也。”就这样在浦江读了四个春秋,学问“日有异而月不同”。
洪武十三年(1380)秋,孝孺从浦江回家,宋濂留恋不舍,作诗以记:“一朝别我去,何以释离忧”,“但愿逆风起,吹舟不得往”,“风本无情物,岂能知我心”;并希望“明年二三月,萝山花正开。登高日盼望,迟子能重来”,说明师生感情何等的深厚。
然而,师徒俩这一离别竟成永诀。
后人评价,宋濂与方孝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求“道”上,宋濂是“任道为宗”,方孝孺是“惟道之趋”。在政治上,宋濂深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宠待,方孝孺则深受建文帝的重用。在政事上,宋濂是以“讲道为务”,方孝孺是“以道辅政”。在最终命运上,宋濂因为儿子宋璲和孙子宋慎卷入胡惟庸案而受到牵连,死于流徙途中,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明成祖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师生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二人之事迹,令读史者唏嘘感叹,感其不屈求道之理想,叹其命运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