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考论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只是李纲的个人宏愿而已。北宋覆亡后，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小朝廷处于节节败退状态，在风雨飘摇的历史环境中，凭借地势天险，暂时得以苟延残喘，早已失去了抗战信心和勇气，何谈赢得“二圣环”之事！南宋初期，文恬武嬉，特别是宋高宗无心抗战，军队士气低落，哪里有“精兵十万”可拥。任李纲为相本来就是高宗十分勉强的选择，有难言之隐，只是“虚位以召臣”而已，将李纲当做威吓金人的物象，统帅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权力，其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验证，加上群小出于私心的围截，使每一步重大决策都不能如愿实施。更有甚者的是，李纲任相仅七十五天就被无情弹劾，“南渡以来第一人”的抗战生命被草菅，“奉迎天表”成了梦幻中的理想。李纲的宏愿值得颂扬，但过早为宏愿的实现下结论又与现实稍有距离，显得有些“机浅”。读者当以唯物史观论之，不可因感情湮没真理。
一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一句为李纲《苏武令》名作中的名句，兹录如下，以供观览：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此词最早见于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四，但其中没有认定此词即是李纲所作，只云“李丞相纲作，未知是否”。据上书记载，《苏武令》一词于南宋绍兴初广为流传。唐圭璋先生认定此词为李纲作，今人皆已认同。唐圭璋先生在其与潘君昭、曹济平合注的《唐宋词选注》中，将此作选为李纲的代表作之一，并将“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一句视为名句，认为“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王兆鹏为唐圭璋高足，受其影响，同样将《苏武令》视做李纲的代表作，认为“七首咏史词和《苏武令》（塞上风高）最具特色”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447页。。
《苏武令》词没有编年。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汇集前人研究成果对李纲部分词加以编年，《苏武令》却不见编年。唐圭璋等人也没有对《苏武令》加以编年。没有确切的旁证文字记载及没有作者作词小序说明创作年代，是不能为此词编年的根本原因。但依据词的内容，可以大致确定创作时间。据唐圭璋先生的一系列注释“归黄阁”句“指授官至宰相”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316页。可以知道，李纲此词一定作于高宗时期任相之后。因为李纲在宋钦宗时任职为兵部侍郎，后升任为尚书右丞。尚书左右丞在“元丰新制后，定为正二品”，有“贰揆臣”别名，“为副宰相之意”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180-181页。，显然没有上升到宰相位置。“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315页。，明显指出创作时间在二帝北狩之后。“未成图报”与“未作救民方召”也能看出李纲对短暂为相未能完成光复大业的遗憾。李纲任相于1127年五月初五日，为高宗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天，被罢于1127年七月，为相七十五天，时为建炎元年。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四载《苏武令》一词于南宋绍兴初就广为流传（即“盛传”），“绍兴”为高宗“建炎”后年号，始于1131年。“绍兴初”当是1131年以后的若干年。此期间李纲被贬于地方任职，仍然作词，如《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词与《梁溪集》卷二十七《九日登高山亭会饮》《九日示诸季，时会饮者八人》等诗可以互证为作于建炎四年（1130年）。依此类推，《水调歌头·同德久诸季小饮，出示所作，即席答之》与其余两首《水调歌头》“如意始身退”“物我本虚幻”也可能作于此年或稍后。“盛传”一定是在词作出后的一段时间才可以见到的情形，但创作时间又不可推得太迟。从词的内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纲抗战决心犹在，没有完全进入暮年心境状态。1132年李纲还在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任上与潭州、鼎州、荆州、鄂州帅臣等人一起约定日期聚集军队“收捕湖寇”。“绍兴”持续三十多年，依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前十年为初期，中十年为中期，后十年为后期，所以“绍兴初”大概在1131-1141年。李纲于1140年离世，上述词不可能作于晚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将词的大致作年确定为李纲被贬之后不久。李纲被贬没有受到致命打击，在贬臣中还算幸运，其心态依然较为平静，还能够积极关心国家大事，这在《苏武令》词中能够看得出来。确知词的创作年代，对分析“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的可行与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李纲有“中兴相”中“公居第一人”（曾开《李伯纪丞相挽词》）之美称，特别是在主张抗战人士及与李纲没有成见的人的心目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可以假设，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如果李纲在相位上能够如愿以偿，“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将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李纲不过是发了一点“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的宏愿而已，内中有着诸多阻挠李纲不能如愿“救民”及“致主丹衷”的因素。李纲及广大人士对此应该是明白的，但没有人说破，现在当加以考述。高宗赵构任李纲为相并非出于真心用人，只是权宜之计，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出高宗赵构的心思。其一，想借助李纲的威望稳住局势。李纲有强烈的抗战精神，有七首咏史词借古喻今，充分表达了坚持抗战的爱国热情，受到时人的广泛好评。还有“御戎五策”广为传颂，“复刺臂血”，上疏请求徽宗禅位（徽宗当时已有退位之意，以求与金人和好），辅佐钦宗登基有功，颇得人心。任兵部侍郎后，力促钦宗仿效真宗亲临澶渊与金人对峙，与参谋官聂山一起在殿前司集合各路兵马，充任亲征行营使，积极防备，并带兵亲临城上，与金人血战一个晚上，平定了敌人对宣泽门的进攻。通天门、景阳门告急时，还在朝廷应对的李纲不顾个人安危，率领善于射箭的一千名禁卫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战，使危局得以暂时减除。之后因钦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李纲受到罢免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的处罚，但在说明事实原委后，李纲依然“感泣以谢”。李纲复职后，极力维护钦宗的皇帝地位，在谣传道君皇帝将要“复辟”的危急关头，接受召见，以高度机敏的思维，应对了道君皇帝的种种疑问，使徽钦二宗父子之间的隔阂得以消释，使钦宗皇帝得以安心于谋划未来，李纲获得了“捍守宗社有大功”，“当遂垂名青史”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22页。的高评。钦宗受群奸挑拨，私心不时泛起，对李纲于有意与无意间再生误解，在没有任何军事准备的情况下，迫使出兵救援太原。由于当时各将领都接受皇帝的批画，事情都可以自己专决与上达，自行决定前进与后退，宣抚空有节度的名称，各路人马大都不遵守命令，致使李纲不能有效指挥，失败便在预料中，从而为不断贬谪造下了无法开释的理由。李纲的功过是非在时人心眼中，如果不是出于个人陈见，都是明白的，康王赵构也不例外。赵构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接受元祐太后的册命及群臣的拥戴登上皇帝宝座（立康王赵构为帝最早建议由吕好问提出，因为赵构当时任兵马大元帅，加上有元祐皇后的内应，充分体现了“天意”的安排，有足够的权力与力量安定天下）。在人们的眼中，赵构皇帝就是复兴汉室的光武帝、安定晋国祸乱的晋公子重耳。赵构皇帝肩负如此重任走上神坛，不论心中有多少私心，总要给推戴他的人做出一点榜样，以示不辱“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的厚望。在诸多人选中，李纲成了“安刘室”的宰相第一人选，因为在金人眼中，李纲具有与童贯等人相同的威慑力，是“二圣”时期的抗战名将，可以用来扼制金人的肆意侵略。李纲在人格上不类奸臣，有着服众望的广泛影响力，这是高宗皇帝知人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使远人畏服，非相卿不可”的真实动因。赵构即位时年方二十一岁，有年轻人进取的方刚血气，在举国上下的激励声中，做出一点努力营救“二圣环”的举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可以不费任何神思与体力。然而李纲对高宗赵构没有做出先期的推戴拥立之功，又加上李纲性情刚烈，敢于抗颜直论，易于与周围人群形成对立，引来他人构陷，成了为高宗赵构利诱的钓饵。其二，借助任李纲为相做烟幕弹，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亲信黄潜善、汪伯彦拉入最高权力中枢。黄潜善与汪伯彦拥戴高宗赵构有功，于五月一日赵构登基时即被封为中书侍郎及同知枢密院事。在黄、汪二人看来，凭借自己攀附拥戴高宗之功，谋取宰相位置应该不成问题。由于黄、汪二人没有亲自深入战场与劲敌较战的特殊经历，于人心未能生出过高威望，在靖康之难的危急关头任相意味着要与金人进行殊死决战，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难，非有超出常人之胆略者不能胜任宰相之职。高宗赵构知人，理当包括黄、汪二人。黄、汪二人对高宗赵构的用心未必完全理解，所以对李纲构成不和之势。虽然如此，高宗赵构依然难忘旧情，时时寻找机会图报，在任李纲为相的同时，任用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兼御营副使。“御营使者，建炎元年六月，始命宰相李伯纪为之。本以行幸总军中之政。其后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预。”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页。可以知道，黄、汪二人兼任御营使的根本目的所在。虽然李纲任相时也兼御营使，有兵权在握，表面看来权满兵实，然不久之后，黄潜善的权力就膨胀到了与李纲齐平的程度，一身兼有门下侍郎、权中书侍郎、御营使、守尚书右仆射数职，出现了并相的局面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页。。黄、汪二人成了牵制李纲的真正权力人物，并相意味着对李纲权力的削夺，如皇帝幸南阳守中原与幸东南都建康的大事去就之争，李纲作为宰相已经没有任何决定权力了。这些事实的出现，实际上都出自于高宗赵构本意。并相是解除李纲相位的信号，也是高宗赵构逃跑主义抬头的预示。黄潜善一味逢迎讨好高宗皇帝，双方彼此达到心领神会的默契程度，在事关个人情感的大是大非上，高宗赵构必然要站在黄潜善一边。李纲作为徽钦二宗的要人，工作的重心始终在“奉迎天表”，使北狩二帝回宫，重振赵家江山。这一点正是挑起高宗赵构心中暗暗隐痛的关键。高宗赵构即皇帝位虽有顺从天意与民意之自我感觉，但终归不是从前任皇帝手中接来玉玺的名正言顺，又在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后，逶迤于磁州与相州之间，大权在握却未能招来勤王之师阻遏金兵退路，坐视二位皇帝被掳北上，心中总有几分不踏实感。这些无疑在徽钦二宗心中生出不快，同时期的许多当事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想法。高宗赵构在当下想做的第一件要事当是以求和的方式稳住局势，巩固皇帝地位。李纲主张抗战的一系列谋划显然未能与高宗赵构达成高度默契；他始终未能成为圈子里的人，不过是一个在危难面前需要冲锋陷阵的局外干将而已。李纲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要想“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是可以想到其艰难程度的。当为了迎合高宗赵构皇帝，不实之词的“谤书满箧”向李纲袭来时，罪恶的屠刀一定会刺向被谤者一方。李纲被罢免后，接替相位的人，不可能是与李纲志同道合者，相反一定会是顺从高宗赵构心意主张和议之人。范宗尹反对李纲为相，缘于其力求与金人议和的主张。范宗尹任相，缘于割让土地以息边患的主张正合高宗赵构下怀，与向金人求和没有丝毫不同。在彼时，议和的代价与抗战的代价难以确切估量。从表面上看，“和”可以带来暂时的“安定”，是苟且偷安者的选择；而抗战得法，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但要付出更多眼前伤痛。对于一个充满私心的皇帝，其选择自然是用不着论证的。抗战是长期投入，而且在金人处于高度进取之时，谁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黄潜善等人之所以敢于在抗金大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大胆“复倡和议”，除有左相、右相职位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外，“朕何患国事不济”的志同道合的圣旨是最为重要的保障。秦桧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占稳宰相宝座，同样是高宗赵构不思抗战的结果。从高宗赵构即皇帝位起到流亡以求安命，直至在杭州安下心稳做皇帝的时间流程中，“战”与“和”始终是两家人争议不休的重大话题。高宗赵构面对复杂形势，也并非一味倒向一侧，但从总体轨迹上看，抗战人士没有得到重用，李纲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当亲信不能够保全自身安危时，高宗赵构便做出本能的反应，暂时唤来主战人士替自己冲锋陷阵，这一招数与钦宗赵桓在落难时呼唤“壮士忠臣何处”（赵桓《西江月》）没有两样。缘此，李纲的入相与出相，在旁观者看来，是完全在预料中的事情。黄、汪二人的进退命运，在其如此主子面前，也并非是完全能由自己做主。李纲遇上了真实的高宗赵构，要想实现理想，其难度与登天可以同日而语。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