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满江红》作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时为赵惇执政的第二年。光宗赵惇执政五年多，在南宋诸位皇帝中执政时间最短。赵惇做皇帝期间没有任何作为，以至于多数史书在其执政期间没有更多的话语表述。光宗在远承符离师溃后形成的隆兴和议既成事实、南北和好二三十年之际（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基本没有与南宋挑起战事，其执政期间，与民休息，亲行节俭，崇尚孝悌，赏罚有信，重视农桑，群臣尽职，上下各守其责，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决断死罪，每年多不过二十人，国内号称“小尧舜”）登上皇位，从年号“绍熙”可以看出，明显带有继承“淳熙”时期对外苟安求和的意味。南北和平的政治环境对于金人及南宋人来说，并非完全是坏事。淳熙末年，岁收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两，与渡江初期岁收不满千万相比，确为翻天覆地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页。。绍熙初期岁收比之淳熙末年不会有太大起落。已经“中兴”了的南宋小朝廷，早已习惯了偏安一隅的生活方式，光宗皇帝没有远大谋略，只能应付一些日常事务。朱熹上孝宗皇帝所急需改进的六件事情中，除将太子培养成功登基做皇帝外，“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庶政”五事没有任何改进迹象，反倒在上任伊始，便罢去拾遗、补阙官，堵塞言路，按照程序提出建议的大臣越来越少。“纳忠之言，谓之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愤怼而然”，正直之士难有立身之地，影响所及，朝野内外普遍形成了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循默成风”。刘光祖作为殿中侍御史，上奏含蓄指陈朝廷部分大臣工作劣迹，批评吴端的“逾分干请”行为，触怒了光宗，就借“差误士人试卷”之故将其罢免。朝廷不知道沿江驻军数额，更不能有效掌控军队财政支出，致使百姓苛税难以稍减。光宗对“盖自副将以致殿步帅，各为高价，不问劳绩、过犯、骁勇、怯弱，但如价纳贿，则特旨专除。故将帅皆贪刻，军士不无饥寒，兵器朽钝，士马羸瘠”弊政不仅不加过问，还对奏章发怒，欲将上奏人余古编管，加以严惩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3499页。。由此可以想到，当初军队作风的败坏，战斗力的萎靡，恢复故旧版图之事在光宗心目中是何等渺茫！主张抗战的人物在朝廷中的地位又是何等的难如人意！光宗远承孝宗和议，与金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事，但不等于边防巩固无虞，边民脱离苦海。尤袤曾为光宗侍讲，只因讲“天下万事失于初，则后不可救”，又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知门事姜特立疑其为己而发，就唆使言官指斥尤袤为周必大同党，光宗在不做任何分辨事实的情况下，迎合姜特立胃口，将尤袤驱逐。尤袤立朝敢言，守法不阿，是光宗不为尤袤护驾的真实原因。尤袤敢言性格在其早年任泰兴知县时就已表现出来。尤袤还出任过江淮军教授，提举淮南东路、江南东路常平，对江淮地区的形势了解深刻，著名的《淮民谣》就是模仿杜甫《三吏》《三别》及元结《春陵行》等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力作，充分反映了当时“东府买舟船，西府买器械”，“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淮南丧乱后，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的抵抗无力及边民生死难保的悲惨情景。边民的悲惨情景是边防未得巩固的写照，这个前代皇帝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在光宗执政时期不会有任何改变。尤袤被逐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五月，时光宗即位仅三个月。不久被重新启用，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姜夔是尤袤晚辈（姜夔生卒时间为1155-1221年，尤袤生卒时间为1127-1194年），在梁溪“见尤延之先生”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盖在尤袤晚年，即在被逐出朝廷定居于梁溪的一段时间内。姜夔见尤袤当也是慕其名而去，见面后尤袤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江西诗的看法，可见两人相见时的和谐程度。由此可以推论，两人在一起除谈论作诗之外，也有可能谈到一些朝廷里的事情，姜夔也有可能主动请赏尤袤创作的艺术品，其中不乏尤袤的代表作《淮民谣》。尤袤“又奚以江西为”的诗论观点里面应该包括着创作要反映现实的主张，这样才可以与《淮民谣》的创作精神及“立朝敢言”主体精神契合。姜夔受教于尤袤，不可能不接受任何启发。明了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姜夔《满江红》含有反映现实的因素无疑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四
姜夔是南宋时期多写“边城一片离索”的著名词人许兴宝著，《宋词的文学质性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第43页。。如此写的根本原因是，姜夔于边城多有游走。南宋与金国的东部边界以淮河作为标志，西部以成都府路、利州西路、利州东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辖界为标志缪钺，霍松林，周振甫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附录，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612页。。边城中，楚州、扬州、金陵（建康）、合肥（庐州）、鄂州、襄阳、成都等著名。姜夔在如上大部分城市居住并留下作品，有些还成了作者的名篇。现存姜夔最早的编年之作《扬州慢》即作于扬州游走之时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姜夔“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哀今日的荒凉，追惜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748页。，是典型的具有“黍离之悲”作品。姜夔是扬州由盛变衰的历史见证者，《扬州慢》则是见证历史的艺术表达，与史乘所记没有任何差异。无名氏《建炎维扬遗录》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人初次侵犯扬州时对扬州的破坏情状。之后扬州又于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隆兴二年（1165年）两次受到金人大肆入侵，致使孝宗乾道六年（1171年）时，江淮东路农田荒芜达四十万亩以上。《扬州慢》是对扬州数次被践踏后惨状的高度综合概括，于此地无动于衷者绝对难以作出如此上好作品。后人将《扬州慢》看做“骚雅”特征的重要作品。“骚雅”为骚人之雅，“揆之作品，就要求立意上言天下大事，言王政兴废”方智范，邓乔彬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姜夔的“骚雅”特征在写边城合肥的作品中同样明显。陈匪石于《宋词举》中将写合肥的《淡黄柳》“空城晓角”与《扬州慢》《凄凉犯》同看，认为三首词具有“同一枨触”，而《凄凉犯》也是写边城合肥的著名作品。据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可以知道，姜夔于1191年创作出了为数较多的“骚雅”之作，于合肥及金陵居住期间尤为明显。居住于苏州期间所作的《暗香》《疏影》两首词灌注着“二帝之愤”与“盛衰之感”或“泛指南宋时局”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页。，同样是“骚雅”特征的典型代表，受到后人的极力推崇。苏州在南宋时期可以算作准边城，受侵扰的危机极为深重，涉足此地引起时局之感，与见边城起骚情雅意之思道理完全等同。从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还可以看出，姜夔在光宗即位后，特别是绍熙初年，光宗的“劣迹”充分暴露之后的1191年前后，词的“骚雅”特征有了明显的集中显现。这种现象不可能是偶然巧合。姜夔虽然布衣终生，但不等于对国事一无所知，或不愿意关心国事。姜夔所交游的人物有洪迈、陆游、范成大、尤袤、朱熹、杨万里、辛弃疾、刘过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力主恢复的著名爱国主义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姜夔在交游过程中，不可能不受丝毫感染。在交游过程中，这个层次的人，互相不谈国事，只切磋词艺都是不可想象的。姜夔早年游走于边城扬州的创作实践也为我们展示了词人深深关怀国事的情怀，只是姜夔的同类作品表达方式不同于抗战派词人而已。《满江红》正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生出，当然是不能完全排除具有“骚雅”特征的词作。长期游走边城的生活经历还告诉我们一个起码的道理，姜夔对梁红玉的事迹是知晓的。梁红玉骑马疾驰到秀州劝韩世忠带领军队回杭州勤王平定苗刘之变，在黄天荡击鼓助韩世忠狙击金人完颜宗弼，驻军楚州与韩世忠一起抗击金与伪齐的事迹，发生地均在姜夔的游历范围之内。特别是梁红玉在楚州期间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被当地人演化成传说，后人因此建立了梁红玉祠，久久供奉着这位民族巾帼英雄。梁红玉与韩世忠的事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震动朝野的大事，无人不晓。楚州与扬州于南宋同属淮南东路，地缘接壤。姜夔二十二岁时就到过扬州，还亲自到过楚州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1页。，《昔游诗》组诗十五首中“扬舲下大江”记载了游历过程，还特意记下了“近日山阳人，采菱不知还。望见三龙浮，目若电火然。见龙多见尾，少见四体全。一龙已为异，三者亦罕传。又因渔湖侧，水中忽生烟。烟中一驴出，绕身步翩跹。俄随霹雳去，欲诘无由缘”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6页。等怪异现象。山阳为楚州辖地。光就此次楚州之游，也足能使姜夔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了解梁红玉的事迹。可以断定，作为苏轼之后的又一位艺术全才，姜夔于绍熙二年（1191年）作《满江红》词时，对淳熙三年（1176年）楚州游或更早一些时间所获取的有关梁红玉事迹没有彻底忘却。姜夔完全有可能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梁红玉的事实嫁接到仙姥身上，这为我们认识姜夔将仙姥与梁红玉联系在一起又提供了一份证据，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满江红》中所写之发生在仙姥身上的事件大多可以与梁红玉事迹对应。仙姥以“春水方生”威力，使不可一世的大奸雄曹瞒“撤军还”。此时的曹瞒是侵略者，与金人完颜宗弼入侵南宋的行为及身份等同。曹瞒受仙姥司春水之阻落荒败北，功在仙姥。曹瞒的结局与完颜宗弼落荒而逃事实相似，仙姥所为与梁红玉于黄天荡击鼓指挥军队狙击完颜宗弼情节相似。“曹操至濡须口”之“濡须口”与“东关相近，江湖水之所出入”，此地与黄天荡近在长江边上，且与长江有水道相连位置同。曹瞒为仙姥司春水所阻与完颜宗弼受通往长江水道淤塞所阻同。“濡须口与东关相近”，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宋人有诗云：“南北安危陷两关，迅流一去几时还。凄凉千古干戈地，春水方生鸥自闲。”（龚相《濡须坞》）黄天荡有水道直通长江，与巢湖有濡须口水道直通长江的形状相似，同样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塞位置。仙姥“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的气派及依据山势与梁红玉在黄天荡据金山地势之便展开对敌人发起进攻的局面同。“诸娣”源出《诗经·大雅·韩奕》篇：“诸娣从之，祁祁如云。”《毛传》将之释为“众妾也”，所以古人将“娣”称为“同夫诸妾”。姜夔写仙姥“相从诸娣玉为冠”当从上述句中化用而来，刻画出仙姥有诸多女性陪伴的气势，这种情状刻画也来自于“庙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的启发。梁红玉率领“娘子军”驰骋在抗金第一线，与仙姥“相从诸娣”情状同。“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关东”写仙姥驻守边关，保住一方平安，具有明显的南宋时代特征。宋代淮扬一带设置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两个行政区，淮南西路称为淮右。南宋时两个行政区的称呼没有变，但版图明显较北宋有所缩小。姜夔写仙姥镇守淮右，显然指的是南宋时的淮右，事迹也是发生在南宋。梁红玉随丈夫韩世忠驻守楚州，地在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毗邻，同样在“阻江南”，遏制住了金人与伪齐的大肆南下入侵，与仙姥所为甚合。仙姥为“小红楼”间人，与梁红玉出处同。梁红玉与韩世忠结为夫妻后，曾经住过较为华贵的红楼。之前，梁红玉是营妓，也住在“小红楼”里。“人在小红楼”点出了人物身份，具有画龙点睛之笔。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