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此诗算不上名作，至少在现代人眼中是如此，所以多数韩愈诗选本不录。但此诗的创作本事及时间，由于有确切小序说明，后人对此不存争议，为人广泛知晓。韩愈写此诗时的感受不可能是单一的，特别是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均有重新认识与思考。韩愈的过去，可谓荣辱各有，荣时位列中书，赐服绯鱼，职任侍郎于刑兵二部，颇有气派，为常人难以企及；辱时动辄得咎，甚至险为刀下鬼，最后落个贬窜蛮荒、落职丢人的结果，气郁悲愤至极。荣辱皆由韩愈忠贞恋君与超强才干所致，非个人恶性膨胀所生。特别是对因正行谠论，推演大义，为君行忠而招来的极刑，于韩愈内心多生忧愤难言之感。面对皇帝给自己人生失意的补偿，韩愈还是由衷地接受了，所以念及往日的伤痛，自嘲式地将罪责归咎于自身用词不慎，概括为“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韩愈遭辱，平心而论，难道与自身行为方式就没有任何关系？唐宪宗说过：“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刘眴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韩愈传》，岳麓书社，1997年，第2642页。这说明韩愈的厄运是自己说话过头所致。韩愈对此也是知晓并认可的。如果韩愈谏迎佛骨不提信佛导致旧日人主“命促”云云，宪宗皇帝还是知道“所谏佛骨事”之出发点是出于“大是爱我”的。这说明皇帝心中有韩愈。如果韩愈规谏有度，不至于生出在皇帝看来有些危言耸听，甚至有以诅咒的方式威胁自己的话，是能够躲过那一劫难的。“除官赴阙”后，韩愈在痛定之后反省了自己，接受了来自多方面的信息，肯定要以新的态度面对未来，不可能再以往日的方式行事。韩愈没有忘记儒家玄圣孔子的经典语录，年过半百当是乐天知命之时，何况当下的韩愈已经五十又三了。命中有的，不可能随意滑手而脱。对此韩愈不持怀疑态度，眼下的“除官赴阙”就是有力证明。为了全方位调整，连旧日不是很深重的恩怨都想用诗做一个彻底了结，“自知”表明了韩愈态度的明朗与坦诚，也可看出韩愈重新开头的决心。
明白韩愈此时的心态对理解“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的确切意义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上述可知，韩愈遭贬谪，主要原因是说话过头或话有歧义所致。本来是韩愈说话无意，取往日帝王信佛招致命促之例规劝宪宗皇帝远离祸端，却被听者领会为咒其早亡。违逆皇帝旨意，面折廷争也是造成韩愈遭贬的重要原因。对此韩愈内心十分清楚，也表示过要痛改前非，皇帝最后还是给予了充分谅解。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韩愈不管对谁说话，都不能轻易使用带有“命促”含义的词汇。如果将如上两句诗理解为“苦于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很明显含有“活不了多久”的意味。说自己活不了多久可以，如果说曾经意见相左的朋友如此，当会再激怨艾，“因诗谢之”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84页。只能适得其反。“年皆过半百”说的是“我们两个”，而不是“我一个”。韩愈给李程写诗表谢意、送问候，只能道吉祥，而不能言出类似诅咒。这样“未来的苦日子不会再多”的祝福恭贺意味就可得以完全说通了，否则，与情理悖逆，与诗的上下理脉也难以合拍。
韩愈的另外几首北上赴阙行次某地寄赠他人之诗，多带欢快情调。《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员外》诗唐本有“自贬所蒙恩”字样，说明韩愈对除官赴阙是心存感激的。唯有感激之情，才会出“暂有笑言同”之喜色，“眼已带华风”之惊喜，“酣歌未可终”之豪迈，将劫后余生的“悲喜情至”（李光地《榕村诗选》）表现得十分到位。《又寄周随州员外》情调与前全同。“应识此时情”（《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中丞阁老》）暗示的是欢情，而非凄苦之情。从诗中可以看出，韩愈此时值得庆贺之喜至少有二，一是窜逐南荒生还，二是蒙恩诏还后的前景令韩愈充满自信。结果告诉了韩愈，到长安不久，就位到国子祭酒，品至从三，与贬前没有太大落差。韩愈除官赴阙一路北上的心情虽有复杂的一面，难免在回首往事时，不时出现与“愤懑”相关字眼，但主体倾向是明了的，这在上面已经说清，此处不再重提。
苏轼对韩愈有深刻研究，这从其诗、文、词等文体中多次提及韩愈，并予以客观评价中可以看出，这里没有必要做一一验证。苏轼与韩愈又有情切的认同感。这也是苏轼理解韩愈的重要因素之一。唯如此，苏轼才能驾轻就熟地随手拈用韩愈诗中成句。但苏轼对韩愈诗句是有改造的，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移。这个“微差”是，韩愈所云为“年皆”，所指“我们两个人”，而苏轼所云则单指“我自己”。苏轼将韩愈诗句做了合理取舍，没有改变本质意指。
五
苏轼断言“未来之苦不会多”的另外一个重要之处，与他“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思想境界密切相关，“坡公黄州之时，始认真参悟佛典”张慧民，张进著，《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成了他人生思想、学术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佛家以“三界通苦”“五蕴皆空”为重要观念，但同时又大力倡导破执、无住，认为“执”与“住”皆为凡我状态，是为未能过“障”。要破执就需超越，摆脱“说空者滞空”“说苦者滞苦”的局面。佛家如此倡导，联系到“苦”观，目的在于通过修行，使众生从苦海中解放出来，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而不是时时向外界倾诉苦难，否则就为“苦”所“障”，未能走出“执”的平庸之境。“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与王庆源书十三首之十二》）出自苏轼黄州之贬后回朝任职翰林期间，当是佛家破执之后心境的展示，不将往日之苦附之于诸多文字之中。我们对苏轼黄州期间及以后诸多诗文词进行了详细检索，没有发现大片向人倾诉内心苦难的文字，这是完全走出“苦”障的表现。说“苦”但不滞于“苦”，叫人忘却悲乐，在佛境中找乐趣，证明苏轼发现了人生真谛，不是思想消极。这在黄州期间的“三咏赤壁”就有充分表现，此处不作一一剖析。苏轼所云“自娱”与世俗间的灯红酒绿之乐不可同日而语，是指内心中的“大自在”，了彻人生后的“胸中廓然无一物”，视世间万事万物为同一，进入没有苦痛感觉的浑然状态。苏轼对佛理的体认实现了“破执”，从内心里对事物的判断发生了质的改变，所以诗文词中表现的心境不是虚假的勾画，在此前提的指导下，苏轼绝不无病呻吟，特别是黄州之贬彻悟人生之后更是如此。至此我们知道，苏轼向友人陈说“来日苦无多”，不完全是矜夸自我将会再次荣登朝堂，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佛理的导引下，出现的新型思想境界。
苏轼的超脱是思想的超脱，不是肉体的出世，而是明心见性。虽然在朝廷的世俗事务中，不可能没有烦恼，但都在“静”与“达”的凝练中化解了。苏轼在黄州的预期，本来就是多维的，这是走向成熟的标志。将苏轼简单化只能说明简单化者过分简单了，甚至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完整的苏轼创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天才的复杂内心世界，隐现着多维文化的融合，但又各有领会的时代世相。在他人看来，苏轼内心有些凄苦，但他却以智者的胸怀，容纳了来自万境中的一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告慰自己，也在告慰世人。照此来说，苏轼又何有“苦难”而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俨然是刘克庄刻画的“形等枯株，心犹死灰”（刘克庄《沁园春》）式完全忘却苦难的头陀形象，这样刻画自己不是向人诉苦，而是表明自己已完全进入了离苦得乐的明心见性境界。
宋代词人王居安为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有一首《满江红》可以佐证苏轼词句的真实含义。录词如下：
八十归来，方岩下、几竿修竹。柴门外，沙辅软路，水流清玉。栽接新来桃与李，安排旧日松和菊。过小桥、作个看山楼，千峰绿。收笔砚，藏棋局。酒莫饮，经须读。但平平放下，顿超凡俗。独睡已无年少梦，闲吟不唱他家曲。算人生、万事苦无多，相将足。
王居安也是经过大浪淘沙之人，对人生有着特别体悟，词作于八十岁致仕之后。写“平平放下，顿超凡俗”，使用佛语，具有佛教倡导的明心见性境界。“万事苦无多”与“来日苦无多”句法及含义完全等同，为“人生万事缠身之苦没有多少”之意，是完全走出“苦”障的表现，不带任何内心凄苦意味，充满了自足自乐情趣。王居安对苏轼词句所说有着高度认同，绝不是偶然巧合，读者可以在细细品尝中得到真谛，此处不再赘论。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考论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并非“写由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纯洁，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而是写“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即担心经受不了神宗与王安石第二次任相一起形成的高压环境的折磨，这不是完全爱神宗的表白，而是进退不可的矛盾心理体现。苏轼想回朝廷是自觉的，外任是不得已的选择。因而在密州任上，盼归朝廷的愿望很强烈。明此，判断上述词句的深刻内涵必须抛开字句的表面，做深入细致的作者内心的剖析，否则将会永远误读此句。
一
苏轼“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句出自《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录词如下，以便观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是唐宋词史上的压卷之作，特别是中秋词自此一出，可谓“余词尽废”。古往今来，人们对此词无不给予极高评价，对此词给以注释与诠解者数不胜数。概观之，多数人认为“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写“由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纯洁，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王水照著，《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页。。唐圭璋认为此句写“向往月宫”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84页。。胡云翼认为：“词中反映了超尘思想转化为喜爱人间生活的矛盾过程。词的开头是幻想着游仙，到月宫里去，可是他又亲自涂抹掉这种虚无的空中楼阁的彩画，而寄予人间现实生活以热爱。”胡云翼著，《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页。朱东润认为：“词中抒幻想而留恋人世，伤别离而处以达观，反映了作者由超脱尘世的思想转化为喜爱人间生活的过程。”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页。这个观点针对全词而发，但核心部分则是从如上词句得出。略举如上四家观点便可看出大概意趣，各家之间虽有表述上的差异，但没有实质上的不同。这些都代表了对苏轼此句词的解读主流。古人对苏轼此词句的解读也有一致性倾向。宋神宗将此句作意解为“终是爱君”，具有典型性。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6页。和之者有张惠言、董毅、沈雄、黄蓼园、刘熙载、冯煦、沈祥龙等人，此处不一一列出。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7页；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78-179页；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5、271页。这一类型解释影响较大，为后人解读此词句定下了主要基调，以至于难以从固定的诠释中走出，大有谬种流传之嫌，但也有不同声音出现。明人张《草堂诗余别录》后集云：“‘我欲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盖言居朝之忧悄，不如在外之潇散也，与韩退之‘天门九扇相当开，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无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同意。旧闻神庙见之以为爱君，固然，然尚未究其意之所在耳。”其中明显表达了对“爱君”说的否定。夏承焘则将张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读来更为豁朗。夏承焘认为：“‘我欲乘风归去’三句，表面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随风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这几句也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夏承焘著，《唐宋词欣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8页。同时，夏承焘还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作出解释，此句“表面上好像是赞美月夜，也有当今朝廷上情况不知怎样的含意”。夏承焘是“当代词宗”，“对唐宋诸名家词均有精深研究”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因而他对唐宋词的欣赏具有独到见解。夏承焘对苏轼如上词句含意的破解为我们提供了放心依据，但要想找到结论的来源，还须作出详细的考论。
二
洪迈曾云：“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洪迈著，《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93页。洪迈还举了傅洪注苏轼词不懂“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出自“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的例子。同样的道理是，注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也应十分谨慎，不能只停留在字词句的表面，这在上引夏承焘的语录中已经表明，兹不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