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去追那个赶驴车的青年而朝格林威治进发时，说不准我有过一路跑到那儿去的念头。如果我有过那种念头，我也很快会就从这样昏头昏脑中清醒过来，因为我在肯特大路上的一排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前有个水池，池中央有个傻乎乎的大雕像，那傻瓜正在吹一个干贝壳。我坐在那儿的门前台阶上，由于我先前的努力已使我筋疲力尽，我几乎连为我那已失去的箱子和半几尼而哭的气力也没有了。
这时，天色已黑；我坐在那儿休息时，听到钟敲响了十点钟。好在那是个夏夜，天气也很好。我喘过气来，再不觉得嗓子眼发紧发干了，就站起来又往前走。尽管意气消沉，我也没有回头的念头。就算在这肯特大路上下一场瑞士的大雪，我也认定我是不会想回去的。
但是我的现有资金只有三便士（我此刻仍相信我至今都弄不清我怎么居然在星期六还能剩下这么三个便士在口袋里），这一现状并不因为我继续前行便不令我苦恼。我开始想象，在一两天内，我的尸体在什么围篱下被人发现了，于是成为报纸的一条新闻。我吃力地但仍尽可能快地往前走，一直来到一个小店才停下。小店那儿写明收购男女服装，高价收购破布、骨头和厨房用品。店主没穿外衣，坐在门口吸烟；由于从低低的天花板上垂下不少上衣和长裤，店里又只有两支点燃的蜡烛把这些东西幽幽照出来，我便把他那模样想象得像一个一心要报仇雪恨的人那样，一旦把所有的仇人都吊死，就洋洋自得了。
在最近从米考伯先生和太太那里得到的经验提醒了我，也许眼下有办法救急。我走到附近一条小巷，脱下背心，叠好夹在胳臂下；然后我来到店门口。“对不起，先生，”我说，“我要把它卖个公平的价钱。”
多罗毕先生——至少，这多罗毕是这店的字号——拿起背心，把烟斗的斗朝下靠在门柱上，领我进了店，用手指掐过烛芯后，再在柜台上摊开那背心打量，又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照照，并打量片刻，最后才说：
“喏，就这么件小背心，你要卖个什么价钱？”
“哦！先生，你最知道。”我谦让地答道。
“可我不能既做买主又做卖主呀，”多罗毕先生说，“在这小背心上标个价吧。”
“那么十八个便士——”我迟疑了一会示意道。
多罗毕先生把它一卷就塞还给我。“如果我为它肯出九便士，”他说道，“那我就是在对我的一家进行打劫了。”
这可不是做生意的好办法，因为这样做就使我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得不请多罗毕先生为了我而去打劫他的家。可我当时那么窘迫，我就说我愿意把它卖九便士，只要他愿意。多罗毕先生不无怨言地给了我九便士。我向他道了再见便走出这家店，多了笔钱却少了件背心，不过，只要我把外套扣上也就不碍事了。
的确，我当时已经很明白地预想到马上我的外套也要被脱手，我必须赶快，好能穿件衬衣和长裤到多佛——如果我能穿着那样的衣到达那里，我就算幸运了。不过，我当时并不像一般所推测的那样只在这上面转念头。我想当我衣袋中揣着那九便士再度上路时，除了对我前面的路程、对那么粗暴欺凌了我的驴车青年有总体印象外，我对我的困难并没有很迫切的感觉。
我想到一个过夜的计划，我要马上着手实行。这计划就是：睡在我以前的学校后面，那里的墙角常常堆着干草。我想象着，离那些学生和我昔日常在里面说书的那卧室那么近就仿佛有了伴一样；虽然那些学生根本不知道我来了，那卧室也不能庇护我。
我这一天已经够辛苦了，我最后终于爬上布莱西兹的平地时，我累坏了。为了找萨伦学校，我周折了不少但总还是找到了它，也找到了墙角那个干草堆，我在旁边躺了下来。但在躺下之前，我先绕着墙走了一圈，抬头看那些窗子，我看得出那窗里都是黑黑的、静静的。第一次睡在头上没有房顶的地方时那种凄切感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睡眠落在我身上，就像在那天夜里它也落在其他被宅门所拒绝、为看门犬所吠逐的流浪人身上那样。我梦见我躺在昔日学校的床上，在卧室和同学们说着话；醒时我发现自己笔直地坐了起来，嘴里正念着斯梯福兹的名字，茫然看着头上闪烁的星星。我记起我在这个不该醒来的时刻正置身何处时，一种感觉逐渐向我偷偷袭来，我不禁站了起来，怀着无名恐惧而四下徘徊。但那暗淡下去的星星，还有天空中太阳将升起处露出的灰白色，都让我安下心来；由于我的眼睛感到重重的，我就又躺下，睡着了——虽然在睡眠中我知道天气很冷——一直睡到太阳温暖的光线和萨伦学校的起床铃把我唤醒。如果我可以指望斯梯福兹还在那里，我一定躲在附近什么地方，等他单独出来；可我知道他肯定早就离开那里了。也许，特拉德尔还在那里，但这很难说；何况我对他的谨慎和好运气也谈不上很相信（虽说我对他的好脾性很信得过）。而去把我的事告诉他。于是，在克里克尔先生的学生们起身前，我偷偷离开了学校院墙，又走上那尘土飞扬的多佛大路。我还是学生中一员时，就知道那是多佛大路了，但那时我万没想到人们会看见这路上的行者会是我。
与昔日在雅茅斯的星期天早晨相比，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是多么不同啊！我一步步往前走时，在当做礼拜的时间，我听到教堂响起钟声，我看到去教堂的人们，我经过一两个正在举行崇拜仪式的教堂，唱诗的歌声传入阳光中，教堂助理或坐在廓下或坐在水松树荫下乘凉，他们手搭在眉头上看到我走过，皱起了眉头。昔日星期天早晨的宁静和安息笼罩着一切，只是我除外。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我一身的尘垢和满头蓬蓬乱发都使我觉得我很不体面。如果不是因为我在想象中作的那幅安静图画（我在那画中画出坐在火炉边哭的我那年轻美丽的母亲，还画出对她动了仁慈之心的姨奶奶），我很难相信我会有继续走到第二天的勇气。可那幅画总在我前面引我走。
就在那个星期天，我在那条笔直的大路上走了二十三英里，虽说走得并不轻松——因为我没吃惯那种苦。暮色落下时，我来到罗切斯特桥上，觉得双脚疼痛而浑身无力，我就那样吃着我买来权当晚饭的面包。有一两所贴有“旅客之家”的小房子使我动心，但我怕那仅有的几个便士会花掉，更怕我已见过的或赶上的那些流浪者的凶样，所以，除了露宿我不去找任何住处。经过重重辛劳，我来到了查坦姆，那地方在夜晚看来像是梦幻，是个由白垩、便桥和在混浊河水中那艘像诺亚方舟的带篷无帆船组成的梦境。我总算爬上一个长着草的炮台，台下有条小路，还有个哨兵在那里来回走动。我在一门炮附近躺下。虽然下面那哨兵对躺在上面的我并不比萨伦学校的学生对睡在墙外的我知道得多点什么，但有他的脚步声为伴令我高兴。我在那儿睡得很香，直到天亮才醒。
早晨时分，我的脚不但痛还发僵，而隆隆鼓声和军队的前进声也把我吓得迷迷糊糊，我往下面一条又窄又长的街道走去时，仿佛自己已被那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我觉察到如果要保存点力气走到终点，我那天就只能走一点点路，因此我决定把卖掉外套当做那天的主要任务。于是，我脱下外套，这也是为了学会没有外套亦能度日；我把外套夹在胳膊下，开始巡视起各个沽衣店。
那是一个卖外套的好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清的旧衣商人，而且，一般来说，他们都在门口等候顾客。由于他们大多数人总在他们的货物里挂上一或两件有显赫肩章的军官上衣，我被他们那生意的阔绰气派给吓住了，所以我走了很久也没把我的货出示给任何商人看。
由于羞怯，我只好把注意力转向那水手用品店，还有比一般衣店更加合适我的（如多罗毕先生的）那种衣店。终于，在一条龌龊的小巷一角，我找到我认为看来尚有希望的一家，紧靠着一道长满扎人的荨麻的围墙，在围墙的栅栏前有一些好像是从衣店里泛滥流出的旧水手衣物。在一些吊床、生锈的火枪、油布帽子以及在一些装了那么多种生锈的旧钥匙——多得足以打开世界上所有的门——的盘子间，这些衣服漂浮着。
我战战兢兢走下几级台阶，进了这家又低又小的衣店。店里有个小窗，上面也挂满了衣物，于是店里不但不亮反而被弄得更昏暗。一个丑陋的老头儿从店堂后一个脏兮兮的洞穴里跑来抓住我头发时，我也并没觉得轻松半分；那老头儿的下半截脸全被麦茬般的灰色大胡子遮住了。他的模样真可怕，还穿了件脏兮兮的法兰绒背心，带着很重的酒气。他那张床蒙着一张五颜六色缀满补丁的床单，就塞在他刚从中爬出来的那个洞里，洞里也有一个小窗子，露出更多扎人的荨麻和一头跛驴。
“哦，你来干什么？”那老头儿龇着牙，用种令人害怕的鼻音说，“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来干什么？哦，我的肺肝，你来干什么？哦，咕噜，咕噜！”
这一串话，尤其是最后反复的那个没听说过的词——那是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把我吓得做不出回答；于是，老头依然抓住我头发又说：
“哦，你来干什么？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来干什么？我的肺肝，你来干什么？哦，咕噜！”他费了好大气力，连眼睛都凸出来了，才挤出最后那个咕噜。
“我想知道，”我颤抖着说，“你要不要买一件外套？”
“哦，让我们看看那外套吧！”那老头儿说道，“哦，我的心冒火了，把外套拿给我们看看呀！哦，我的眼睛胳膊腿，把外套拿出来呀！”
他说着，把他那只鸟爪一般发着抖的手从我头发里收回；然后戴上一副眼镜，虽说那一点也不能使他发炎的眼睛增加多少光彩。
“哦，这外套要个什么价？”那老头儿看过后叫道，“哦，咕噜！——外套要个什么价？”
“半克朗。”我镇静下来答道。
“哦，我的肺肝，”那老头儿叫道，“不行，我的眼睛，不行！哦，我的胳膊腿，不行！十八便士。咕噜！”
每当他这么叫时，他的眼睛看上去有就要凸出掉下的危险；他说每一句话都用同一种语调，那是像一阵风一样先低后高最后又低下的语调，我找不出比这更贴切的比方了。
“那好吧，”我说道，并为能做完这笔交易高兴，“我就要十八个便士吧。”
“哦，我的肝！”那老头儿把外套扔到一个架子上，一面叫道，“到店门外去！哦，我的肺，到店门外去！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咕噜！——别要钱，用来换点别的吧。”
我一生里从没那样——无论那以前还是那以后——惊恐过；可我低三下四哀哀告诉他，我需要钱，别的东西于我无用，不过我用不着他催，我可以去外面等着。我就来到外面，坐在一个角落的阴影处。我在那里坐了那么多个小时，阴影变成阳光，阳光又变成阴影，我还坐在那里，眼巴巴等那笔钱。
我希望，现在在那一行再也不会有那样的疯子酒鬼了。不久，从他受到孩子们攻击中我就得知：他在那一带以酒鬼而著称，并享受着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声望。那些孩子不断来到店门前进攻，叫喊那类故事，要他把金子拿出来：“你知道，查里，你并不穷，你是装穷。把你的金子拿出来吧。你把你自己卖给了魔鬼，把你换得的金子拿出来一些吧。快呀！金子就缝在褥子里呢，查里。把褥子拆开，让我们拿一些吧！”这些叫声，再加上要借刀给他拆褥子的建议，令他愤怒至极，竟使他一整天里不断地冲出来，而孩子们就不断地逃窜。他有时那么气愤，把我当做他们一伙的而向我扑来，嘴里说着要把我撕碎一类的话，可刚好他又记起了我是什么人，便又钻进了店。我从他那声音可以断定他又躺到床上了。他用他那刮风一样的语调，发了疯似的喊那道《纳尔逊之死》，还在每一句前加上一个“哦！”在中间加上无数个“咕噜！”这一切似乎还没让我受够，只因为我衣衫不齐又耐心坚定地坐在店外，那些孩子把我和那店里的当成一伙的，整天就朝我扔石头，对我大施暴虐。
他用了很多办法想诱我同意换别的什么。他一会拿出一根钓鱼竿，过一会拿出一把提琴，有一次拿出一顶尖帽，另一次又拿出一只笛子。我没有一点办法地坐在那里，对他的一切建议都予以拒绝；每次我都眼泪汪汪地求他或是还我钱，或是还我衣。终于，他开始一次付半便士地给我钱了。整整又过了两个小时，才一点点加到一先令。
“哦，我的眼睛胳膊腿！”过了好久，他朝店门外恶狠狠地叫道，“再加两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不能，”我说，“我会饿死的。”
“哦，我的肺肝，三便士，你肯走了吗？”
“如果我能办到，我什么都不要也肯走，”我说，“可我非常需要钱呀。”
“哦，咕——噜！”真是形容不了他这么一叫时的模样，那时他把那老奸巨猾的老脑袋从门柱后仅露出一点点来嘘我。“四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是那么软弱又那么疲乏，就同意了这个数。我从他爪子里拿钱时，手都发抖了。这时已是日落时分，我又饥又渴地离开了。又花去三便士以后，我便很快恢复了，由于我当时精神好多了，我就又一瘸一拐地走了七英里。
这夜，我的床是另一堆干草下，我在一条小河里洗我打了泡的双脚，再将其用清凉的树叶尽可能包好，然后就舒舒服服睡到干草下。第二天早晨我又出发时，发现那条路从一连串的蛇麻地和果园中穿过。那正是果园被熟透的苹果染红的季节，有几处蛇麻地里已有工人开始干活了。我觉着这一切真太美了，于是我把一长排一长排被绿叶缠绕的秆儿想象成可爱的伙伴，并决定这一夜就睡在蛇麻中间。
那一天碰到的那些流浪汉比平常还要坏，使我至今还感到害怕。他们中有些长相极恶的歹徒，在我走过时紧紧盯住我，或停下来叫我走回去和他们说话。我跑开时，他们就用石头朝我扔来。我记得有个年轻的家伙——从他带的工具袋和炭炉，我判断他是个补锅匠——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对我死死地盯着，然后用那么大的嗓门吆喝我回去，以至于我停了下来往四处看。
“叫你来，你就来，”那补锅匠说，“要不我会把你那个小个头撕开！”
我想回头是上策。我走近他们，想用一脸笑意来安抚那锅匠，这时我也发现那女人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你去哪？”补锅匠抓住我衬衣的前襟说。
“我要去多佛。”我说。
“你从哪来的？”补锅匠问道，抓着我衬衣的手一拧，把我抓得更紧了。
“我从伦敦来。”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补锅匠问道，“你是个小扒手吧？”
“不——是——的。”我说。
“不是的？说实话！如果你想骗我，”补锅匠说，“我要把你的脑浆都打出来。”
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比划了一下，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开了。
“你有买得了一品脱啤酒的钱吗？”补锅匠说，“如果你有就拿来，别让我动手！”
要不是和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看见她轻轻摇头并做出“不”字的口形，我准会拿出来了。
“我很穷，”我强笑着说，“没一个子了。”
“啊哈，什么意思？”补锅匠说着很冷酷地看着我，我都生怕他已经看到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戴我弟弟的丝围巾，”补锅匠说，“这是什么意思？拿来！”他说着就把我的围巾从我脖子上取下并扔给那女人。
